【香樟推文0848】哈耶克、本地信息与制高点：中国的国企下放

这篇文章由北大清华人大的三位青年经济学者等共同合作撰写，并且发表在经济学国际顶级期刊《美国经济评论》最新一期上。国内年轻博士能有如此成果，实在令人景仰。这篇文章也是AER上为数不多的有关中国的研究，一经接受即被引爆票圈。然而几个公共号还未有文献详细内容的相关推文，所以笔者渴望一睹真容，尝试阅读这篇大作。

哈耶克（1945）认为本地信息是理解经济体制效率的关键因素，也是决定生产集中还是分散的关键因素。作者用中国国企下放（decentralizing of SOE）的经验证据证实了哈耶克的观点。当国企与政府的距离更长时，更可能被下放。并且当交流成本增加、企业绩效异质性越大时，这种作用越明显。然而，当中央政府出于“占据经济制高点”的考虑时，位于战略性行业中的国企的这种作用不再存在。另外，作者也考察了另一种基于代理成本的可能解释，但未发现有明显的证据支持。

在计划经济蓬勃发展时期，一度有学者认为计划经济能够实现与资本主义同样的生产效率（萨缪尔森，1973），但苏联却以解体告终。学界对于资本主义比计划体制更有效率的原因主要有两种观点，一种认为资本主义对私有产权的保护赋予人们更强的生产积极性；另一种来自哈耶克的观点认为效率源于对本地特有信息的有效利用。支持第一种观点的文献早已卷帙浩繁（Megginson and Netter, 2001; Djankov and Murrell, 2002; Estrin et al., 2009)，而对于第二种哈耶克的观点却缺乏相应的实证探索。

于是，本文作者使用中国90年代“抓大放小”中国企下放的经验证据，来考察本地信息究竟对效率提升有无影响。国企下放被定义为，国企的控制政府由上一级移交给下一级政府。类似于金融市场信息不对称的刻画（Coval and Moskowitz, 1999），本地信息的可获得性可以用国企距离控制政府的距离来表示。政府距离所控制的国企越远，越缺乏对于企业自身信息的直接观察。

哈耶克（1945）认为政府与所控国企距离更远，将控制权下放到下级距离近的政府就越有效率，因为可以更好地利用本地信息。并且，企业绩效异质性越强，本地信息就越重要，距离远的国企就越应该下放。更进一步地，交流成本能弱化距离对本地信息获取的困难。政府与国企交流成本越小，政府就越容易得知国企的经营状况，下放就变得并不必要。

哈耶克的观点并不代表国企总应该被下放以充分利用本地信息。这个问题面临着集中国企从而充分利用正外部性，和下放国企从而充分利用本地信息之间的权衡。更重要的是，中央政府可能还会出于控制经济“命脉”，控制核心产业的目的，也就是列宁（1922）所说的，占据经济“制高点”。

确实，“制高点”在现实状况下非常常见，哪怕在发达国家当中。政府可能出于“战略”考虑，控制国防、钢铁、铁路、船舶、公用事业、通信等战略行业。在这些行业中，政府很可能并非想最大化利用本地信息，而是实现对经济“制高点”控制的目的。故而，战略性行业中，距离与国企下放的关系将趋于微弱。

作者利用中国国企下放的经验事实为上述假说提供了证据支持。与哈耶克的观点一样，国企距离控制政府越远，越容易被下放，并且企业绩效异质性越强、交流成本越大，这种作用越明显。另外，战略性行业中这种作用趋向消失，印证了“制高点”的猜测。

关于本文核心结论，距离越远越可能被下放，作者进行了一系列稳健性检验。首先，为了排除是距离经济中心而非控制政府的干扰，作者将距离替换为距经济中心距离，做了安慰剂检验。其次，为了克服距离所可能的内生性，作者使用三线建设经历作为距离的工具变量，用工具变量法再次回归。

另外，作者也考虑了与之相关的其他两种解释。第一种解释是监督代理假说，认为距离带来的下放只是源自于监管政府的寻租行为。这种解释虽然同样给出距离越远越可能被下放的推论，但却不能解释企业绩效异质性对其作用有所增强。并且，寻租环境与距离下放之间并不显著的关系，也并不支持监督代理假说。事实上，90年代中期国企下放目的是为了改善国企绩效，而非代理假说所言的政府寻租。

第二种解释是当地政府俘获假说，认为国企下放是由下级政府游说的结果。距离下级政府越近，下级政府越有动力游说上层将国企下放给它们。但是，这种解释也意味着租金越高这种作用越强。但实证结果与此相反。

综上，距离与下放之间的关系更有可能因为哈耶克假说，而非监督代理假说和当地政府俘获假说。

本文主要对以下两个方面的研究有所贡献。第一，本文是第一次对哈耶克本地信息在国企下放的重要性观点的实证检验。相关研究仅讨论了市场经济下企业分散与本地信息的关系。并且，有关国企集中还是下放，相关文献只针对激励与所有权方面，而本文论文补充指出了当地信息对此的重要作用。另外，本文也提供了对“制高点”战略的经验证据。

第二，本文也对国企改革方面的文献有所补充。目前的研究大多集中在国企私有化问题上，而国企下放通常却更现实与普遍。在许多国家，地方政府在国企改革中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输入

经验事实与概念框架

中国政府层级由中央、省级、市级、县级政府构成（乡镇政府通常没有国企控制权）。在90年代中期，超过三分之一的国企均是亏损状态，国家为了改善国企效率，进行了“抓大放小”的国企改革。其中，“抓大”意味着中央政府对其控制权的加强，“放小”意味着进行国企内部改制、破产、拍卖、合资等，而国企下放就是“放小”的重要方式。作者提供了详尽的证据（见online appendix）证明国企下放是政府着重考虑，且十分普遍的措施。并且，国企下放是出于改善国企绩效所被迫做出的决定。

哈耶克假说。哈耶克认为利用本地信息是提升国企绩效的重要方式。而对本地信息的获得取决于国企与控制政府间的距离。所以，国企与控制政府距离越远，越可能被下放。并且，距离与下放的正向关系会随着国企绩效异质性的增强、交流成本的增加而增强。

制高点假说。政府出于控制经济命脉，控制“制高点”的目的，对于战略性行业，即便无效率也坚持控制，不会选择下放。所以，国企政府距离与下放的正向关系在战略性行业中并不显著。

监督代理假说。政府距离国企越近，则越容易从中抽取租金。所以最终会导致，政府越倾向于下放距离较远的国企。并且，交流成本越大，政府越难从国企中抽取租金；企业租金越大，政府越要控制从而抽取资金。所以，监督代理假说预测，距离与下放依然存在正向关系；但这种正向关系，随交流成本的增加而增强，随寻租环境更严重而增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