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解读: 黎以停火之后, 真主党首要的考量是什么？| 文化纵横

2024年10月1日 ，经过近两周令媒体和大众“目眩”的操作——引爆寻呼机、针对敌对方高层的斩首行动、精准打击武器库——之后， 以色列国防军发动了对黎巴嫩真主党的全面战争。 可能很少有人关注到，就在两年前，黎以两国刚刚在美国的调解下达成 海上边界划界协议 。甚至就在此轮以色列-真主党冲突于2023年10月8日爆发前不到一个月，美国特使还在贝鲁特尝试斡旋 黎以两国划定棘手的陆地边界。 为何看似关系向好或至少稳定的两国，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走向了全面战争？ 回答这一问题需要打破关于真主党的两个广为流传的误读，从 国内政治、地缘政治格局、军事战略战术 的维度，在历史经纬中理解以色列-真主党互动的决策环境和行为逻辑。

真主党-以色列军事互动的发生时机、形式和影响范围，要放在特定时期黎以两国国内政治的语境下加以理解。 就黎巴嫩而言，这里涉及 关于真主党的第一个普遍误读，即真主党是一个绑架了黎巴嫩国家利益的“恐怖组织”和 “ 国中之国”。

事实上，自创建至今，真主党分阶段融入了黎巴嫩政治生活，发展并维系着相辅相成的三重国内属性。首先， 真主党是黎巴嫩内战期间兴起的一支抵抗以色列对黎南部占领的 民兵组织 。1978～2000年，以色列长期非法占领黎巴嫩约10%的领土。真主党正是这一时期黎南部兴起的多支反以抵抗力量中的一支。 真主党围绕自身抵抗成果的叙事宣传，也决定了对以武装抵抗已成为真主党乃至黎什叶派集体身份认同的一部分。 80年代以来，以军方即将针对真主党高层领导人的所谓“定点清除”作为战术选项之一。

其次，作为一支 什叶派现代伊斯兰主义宗教团体 和社会运动，反犹太复国主义、支持巴勒斯坦抵抗运动、强调社会正义是真主党意识形态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直接或间接影响了真主党与以色列的互动模式。 2000年以色列从黎南部撤军后，巴勒斯坦问题在真主党“抵抗”意识形态中的重要性进一步上升。2003年后，真主党对哈马斯、杰哈德等巴勒斯坦抵抗组织的支持迅速提升， 包括武装人员的培训，协助伊朗向后者提供资金、武器和后勤支持。

最后，真主党还是一个 什叶派的教派政党， 国内政治利益考量决定了它有强烈动机维持武装，而抵抗以色列占领则为此提供了最重要的合法性依据。 真主党之所以能不断扩大在黎国内的政治影响，最重要的后盾即 独立于黎武装部队的强大军事力量。 真主党的武装抵抗受到广大什叶派民众的拥护和赞赏，但也引发了国内其他教派政党和民众的长期不满和疑惧。正因如此，2000年5月以来真主党坚称以色列仍占领着黎部分领土（舍巴农场），并在这一地区维持着与以色列的低烈度军事互动。事实上， 由教派政党经营独立于国家的社会服务网络的现象可追溯至黎内战时期， 在黎巴嫩教派 分权政体 中是一种常态，真主党的特殊性仅在于保留了民兵组织 。

作为独特的 “犹太民主” 国家，以色列领导人对真主党的政策常常与特定时期国内 选举政治 密切绑定。 例如，1996年“加利利和平行动”之前，以境内发生了一系列自杀式爆炸袭击事件。面对即将举行的议会选举，尤其是来自国内右翼政党的强大压力，工党领袖佩雷斯决定搁置叙以和谈，并对真主党的火箭弹袭击采取强硬军事回应。 有批评声音称2000年以总理巴拉克单方面从黎巴嫩撤军的决定，并非出于专业的军事评估，而是基于“赢得民众同情和选票的意愿”。 2006年3月奥尔默特刚刚凭借鸽派政纲赢得了当年的议会选举，但很快就受到了来自哈马斯和真主党的挑战；部分出于巩固其执政联盟的考量，奥尔默特才联合军方领导人对约旦河西岸和黎南部贸然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

对真主党性质和角色的另一种普遍误读，是将其简单地视为伊朗-以色列地区博弈中前者的“代理人”。 事实上，长期以来影响真主党-以色列军事互动的是 叙利亚-以色列-伊朗这个“战略三角” ； 真主党在地区大国互动中也始终保持着一定的战略自主性 。

伊朗和叙利亚在真主党建立过程中扮演了重要但不同的角色。整个 20世纪80年代，伊朗对真主党的影响力占优，但它建立并扶植真主党首先并非为了对抗以色列，而是出于输出伊斯兰革命、两伊战争期间在阿拉伯世界寻找盟友的考量。 叙利亚对真主党的支持则相对模糊， 叙利亚及其在黎最重要的盟友世俗的什叶派民兵组织阿迈勒运动，与伊朗及其盟友真主党处于竞合状态。 真主党针对以色列和西方目标的袭击，尤其是绑架活动，很多时候 被伊朗用于 调节与美国等西方国家关系 。1989年拉夫桑贾尼当选总统初期，伊朗曾尝试缓和与美国的关系，因此在90年代初曾减少对真主党的财政支持，二者关系也因此短暂疏远，直至马德里和会与海湾战争扭转了这一趋势。

1992～2011年，中东地区和国际格局经历了两次剧烈转型，真主党对叙、伊两国的战略意义不断凸显。 90年代阿以和平进程，尤其是叙以和谈期间，叙利亚需要真主党的军事力量作为向以色列施压的杆杠。海湾战争后，以色列开始将伊朗界定为最大战略对手，伊朗则将真主党塑造为威慑以色列、缓解自身地区孤立的战略资产。在此背景下，黎内战结束后，叙、伊迅速围绕与真主党关系达成大致分工。 但特定时期，两国在真主党对以军事行动上的立场可能大相径庭，如1996年引发以政府发动“加利利和平行动”的真主党火箭弹袭击，得到了叙政府的默许，谋求缓和与西方国家关系的伊朗则积极扮演调停者的角色。 9·11事件，尤其是2003年伊拉克战争爆发后，叙、伊面临着来自美国的空前政治军事压力，真主党对两国的战略意义进一步提升。 尽管如此，很多真主党对以袭击，如引发2006年黎巴嫩战争的跨境袭击事件，仍是真主党出于国内政治考虑自主决策的结果。

2011年叙利亚危机爆发以来，伊-以-叙战略三角以及伊-叙-真主党轴心内部关系都发生了重要变化。考虑到叙政府在军事上对俄罗斯、伊朗以及（较小程度上）真主党的严重依赖，叙利亚在轴心中地位显著下降，基本失去战略自主性。 真主党将其军事存在延伸至叙南部及其他地区，大大延展了其战略纵深，并进一步强化了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协调合作。更重要的是，伊朗成功地在叙境内建立军事存在，扶植起一批亲伊朗的本地民兵组织，并尝试将后者部署至叙南部地区。真主党以及伊朗对以色列的战略威胁显著增大。在此背景下，真主党-以色列军事互动的空间由黎南部转移至叙境内，仅2012～2017年以军就对叙境内叙利亚和真主党武器运输车队发动了近100次空袭。真主党的主要军事支持者伊朗，也越来越多地间接卷入真主党-以色列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