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沿】叶一舟：香港回归二十周年随想 | 一个家的故事

1997年的时候，我还在读小学，那年的许多记忆都已十分模糊，唯独由两件事让我铭记至今。第一件是邓小平的逝世，第二件则是香港的回归。我仍记得那天我正在看电视，消息灵通的香港记者报导了邓小平逝世的消息。深圳人与邓小平之间有着难以言喻的深厚感情，震惊与难以置信因此一直萦绕在我的心头。这也是我第一次体会到伟人的逝世对于寻常老百姓的冲击力。在随后的几天时间里，无论是大街小巷还是课堂里都弥漫着一股淡淡的忧伤气息，甚至让人感到天空也灰暗了几分。我父母曾告诉我，毛主席去世时，全国上下的悲痛要比这更强烈，有一种天塌下来的感觉。但我已无从感受当时的气氛，我所能亲历的是这个时代的伟人故去。于是我萌生了一个念头，就是要弄清楚邓小平之所以被称为“伟人”的原因是什么？在那段日子里，通过反复阅读各类报刊、观看不同电视专题节目，我对邓小平的生平和思想有了初步的理解，也因此认识了“一国两制”。尤其是“一国两制”设想超越时代的创新性，与英国谈判的复杂和艰苦，让我深刻地认识到了香港回归的不易及其重大意义，也让我对即将到来的7月1日有了更高的期待。

从宏观上来讲，香港回归标志着祖国的统一大业以及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又向前迈出了重要的一步，通过和平方式解决领土问题的成功实践也为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解决类似问题提供了宝贵的智慧和经验，意义重大。除此之外，在微观层面也有许多细腻变化值得叙述。生活在那个年代的广东人大多对香港有着复杂的感情。一方面，香港的社会生活水平在当时比内地绝大部分地区都要高得多，是一个高度现代化的城市，因而不禁令人心生羡慕。另一方面，由于香港长期处于英国人的管治之下并且一般人在日常生活中很难经常来往香港，这种制度造成的差异感和神秘感，让人对香港又总有一种难以名状的抵触。影视作品中常常出现的香港亲戚的形象或许是对此最为直观的体现：香港回来的亲戚们总是衣着时髦靓丽，带回各种高级的首饰、零食、玩具和其他用品，谈吐间不时冒出几个英语单词或粤语与英语杂交而成的词汇。也正是因为这种亲近但又不可及的微妙情感，使得两地居民之间的交往尽管不乏磕磕绊绊，但由于同根同源、血浓于水，许多年来还是朝着积极、融合的方向前进。因此，“一国两制”及香港的回归才有了最为坚实的民心基础。

“一国两制”的民心基础，根本上在于“家”的概念和价值观在两地文化中占据的重要地位。粤语里有两句形容家人关系的俗语，分别是“两夫妻，床头打交（打架）床尾和”以及“一家人边有（哪有）隔夜仇”，表达的就是家人成员之间的磕磕碰碰就像勺和碗之间的磕碰那样时有发生，但是其中的矛盾不是敌我矛盾，更不是你死我活。家以包容性克服差异与矛盾，因而家人之间的矛盾总能及时化开继而达成更为深厚的信任和理解。香港回归后，两地之间的关系其实也和家人之间的关系一样，应当是在磨合中不断紧密，最终实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水乳交融。由此，“一国两制”不仅是一个高明的政治制度设计，更融合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家”观念。“家”是一个面向未来的生成性概念，它用动态的、发展的眼光看待对象，将对象的变化过程看作是生命体不断成长、成熟的连续过程，矛盾在其中构成了扬弃的动力。家在这个过程里既是出发的起点，也是复归的终点，并在代代相传中实现生生不息。邓小平在谈“一国两制”的时候，提到“凡是中华儿女，不管穿什么服装，不管是什么立场，起码都有中华民族的自豪感”；在会见港澳同胞国庆观礼团时，邓小平说“只要站在民族的立场上，维护民族的大局，不管抱什么政治观点，包括骂**党的人，都要大团结”；谈到“五十年不变”的时候，邓小平对港澳同胞代表说“到了五十年以后，大陆发展起来了，那时还会小里小气地处理这些问题吗？”，对撒切尔夫人则说“中国要真正发达起来，接近而不是说超过发达国家，还需要三十到五十年的时间……我们讲‘五十年’，不是随随便便、感情冲动而讲的，是考虑到中国的现实和发展的需要”。在国家的主体制度之外还能允许另一套制度繁荣发展，不仅体现了以邓小平为代表的老一辈政治家的智慧和气魄，也体现了我国传统文化中以包容性克服差异性的家观念，而后者正是前者得以实现的根基。

尽管伟大的政治家在具体决策上难免会受到其所处时代的限制，但其眼光和胸怀却往往不会如此。“一国两制”在制度设想的层面上已经超越了那个时代在意识形态、国内外政治和经济等方面的现实条件所设下的局限和束缚，用国家发展的长远眼光来看待香港的回归。但“一国两制”的伟大之处还不仅于此。“一国两制”基于家观念而包含的“爱”与“信”是使得这一制度能穿越时间的长河，从而具有强大生命力的根本。坚持用和平的方式解决香港回归的问题，坚持“高度自治”和“五十年不变”，让香港能毫发无损地回归祖国并且保持长期的繁荣稳定，充分体现了对香港同胞的爱护。“信”则体现在自信以及对两地人民及后来者的信任。如果了解过邓小平当时的论述，那么就不难看出，实施“一国两制”的背后是对国家的发展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制度的高度自信。对两地人民和后来者的信任，则体现在“让时间弥合空间”之上。陈端洪教授在其著作《宪治与主权》里，总结了让时间弥合空间的智慧，即“为香港融入统一的民族国家奠定了坚实的法制基础，而且因为他们没有粗暴地一步到位，而认同了差异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存在的合法性，保持了一个向未来开放的巨大空间和可能性”。可是，这一巨大的空间将由什么来填满？可能性又将转变为怎样的现实？空间的弥合与充实，可能到现实的转变，都不是自然而然就能向好的方向发展的。换言之，欲使用时间换来的巨大空间和可能性转变为良好的制度和现实，除了需要时间作为前提，还需要不断地付出努力进行建构。否则，空间不仅不会弥合，反而会越拉越大。而邓小平将这一伟大事业的建构工作交给了两地人民和后来者们，正如他所言，“要相信我们中国人自己是能干得好的”。现在常说践行“一国两制”要不忘初心，那么就不能丢掉这其中的“爱”与“信”。也正是上述面向未来的包容、爱和信，使得邓小平难以被超越。

此处，我不禁想起这些年经常听到的一类观点，即认为“一国两制”是错误的，应当抛弃或替换成另一种制度。对于这类观点的思维，我曾经用过一个例子来说明。这就像现在活着的人期望先辈能把所有的事情都解决得尽善尽美，自己只要坐享其成，而不用付出任何维护或改进的努力。如果说“一国两制”是一家人的房子，那么就相当于父辈造了一个房子解决了一家人当时的住房问题，然后住里面的人在享受了十多年安稳日子后，发现房子出了点问题需要修缮，于是就指着房子说“建的什么破玩意，还不如没有呢！拆了!”。如果先辈设计建造了一个东西，不但解决了当时亟需解决的问题，还惠及后代近二十年，那现在说它不行了，到底是先辈不行还是后辈不行？实际上，这类观点缺乏最起码的真诚，因而也就失去了最基本的价值。因为，按照持这类观点的人的逻辑，一旦有新制度替代了“一国两制”而新制度在未来又出现问题时，那么就会要求废掉新制度或再找另一个制度取而代之。所以，他们并不是真正相信他们所主张的那个制度。

说起香港故事，或许人们真正能记住的不是什么宏大叙事，而是经岁月洗礼、镌刻在人们心中的吉光片羽。这点滴光辉积累的情感和能量，也许才是真正需要被诉说的香港故事。此时，我不禁想起罗文在《狮子山下》伴着温情的旋律所唱出的“同舟人，誓相随，无畏更无惧；同处海角天边，携手踏平崎岖，我啲（我们）大家用艰辛努力写下那不朽香江名句”。实际上，香港的故事比任何的时候都需要被诉说，而通过诉说，人们达致相互理解。

都说香港是“有钱人的天堂”，在中环星罗棋布的摩天大厦和维港灯火绚烂的夜景往往给大多数来香港的人留下深刻印象，甚至认为这就是香港的全部。我还记得研究生新手入学的第一天，学校用校车把大家接到位于半山腰的中心校园。邻座的一位大哥与我攀谈起来，抱怨学校的待遇太差，没有给予他应得的尊重。他说，他是作为高级人才过来这边做研究人员的，老婆孩子都一起过来了，结果学校只给了他安排了一个约60平米的房子。他之前在内地一所知名高校工作，已经评上了副教授，住的房子比学校现在给的要大将近一倍。我跟他说，学校给的这个待遇在香港已经很不错了。有很多人奋斗大半辈子，能买上这么一套房，已经算成功了。他说，香港不是一个发达富庶的城市吗？我说，是的，但是房价也高得令人发指，而且贫富差距之大超出常人想象。我问他，听说过“笼屋”和“蚊型住宅”吗？他说，没有。我跟他解释，“笼屋”就是把一个住宅单位分成十几个甚至二十几个床位，每一个床位都用铁丝网隔起来，弄得像铁笼一样，里面住人。相比之下，“蚊型住宅”（顾名思义，就是像蚊子一样袖珍的住宅）有10多平米，并且是正儿八经的独立寓所，已经好太多。但假如是有家室的人住，一家人挤在这么狭小的空间，其艰辛也是可想而知的。然而，香港许多人的居住条件就是这样的，小孩子甚至一直到长大都没有自己的房间。从这个角度来看，60多平米的房子已经可以算是豪宅了。这位大哥听了以后，先是诧异，随后是沉默，没想到香港还有这样的地方。

但香港人常说这是一个只要你肯努力付出就会有回报的地方。我在香港读书的时候，房东先生是做饮食生意的。他的餐厅在旺角和尖沙咀这两个最兴旺的商业区有八家分店，不少香港的同学说是吃着他家的东西长大的。在此，姑且先称呼他为C先生。在我入住的第三个晚上，C先生来看我，和我聊天。C先生说，你现在来香港读书，我不知道将来你会不会留在香港工作，但如果你决定留下来，那么我想告诉你，香港是一个只要你肯付出就有回报地方，也只有踏实的付出才能获得回报。接着，C先生开始跟我讲他的香港故事。C先生其实是在上世纪的70年代初，抱着一个篮球游过香港这边来的。来了以后，接济的人给他找到了落脚的地方，是一个只能放下一张单人床的小房间，人进去以后只能躺下，连转身的地方都没有。床脚紧挨着一个小小的窗户，从那勉强能透一些光进来。C先生说，他当时的梦想就是将来要有一个房子，窗户是有半个人身那么大的，这样就成功了。C先生第一次在香港逛街，就看到了一个颠覆他之前所有认知的事情。他透过玻璃窗看到餐厅里的糖是放在桌面上，让顾客随便加的。于是他到香港后给妈妈写的第一封信，讲的就是这个事情。当他第一次挣到钱后，他走进那个餐厅，要了一杯奶茶，然后加了很多很多糖。若干年后，C先生有了自己的第一份生意，在鸭梨洲的海边打鱼，然后在码头摆摊卖。那时的码头还是一个各种势力盘踞的地方，不久就发生了争地盘的事情，而C先生用拳头保住了自己在码头的一席之地。这门生意随后越做越大，一直到现在，C先生自己有一艘船，打上来的鱼立即加工，紧接着就送到各家分店里。靠着这份生意，C先生养大了三个儿子，并且全部都在国外留学后回到香港。每次我耳边响起《狮子山下》的旋律，我就会想到C先生的故事。不知道现在的香港青年人听到这首歌，脑海里又会浮现出怎样的画面？而所谓的狮子山精神，对于他们而言又意味着什么呢？

其实，香港的故事从来都是中国的故事，并且从未停止演绎。从抗日战争时期香港同胞对内地的各种支持、东江纵队港九独立大队（其中刘黑仔的故事被拍成了电影于7月1日上映）在香港抗击日寇的英雄事迹，到汶川大地震时期香港各界同胞的倾囊相助，两地人在每个时期互爱互助的中国故事其实从未停止上演。这让我想起认识多年的李德伟先生。李德伟先生是香港人，据说年轻的时候做生意赚了钱，之后就开始过着一边读书一边做慈善项目的生活。原本他是我在香港中文大学的学长，去年就读于人大法学院之后，成了我的学弟。李德伟先生近年来一直致力于推广和参与一个名为“无止桥”的慈善项目。通过这个项目，他希望能促进香港和内地的沟通、了解与融合，改善内地偏远、贫困农村的生活环境和素质。在他看来，无止桥不仅是指他们为贫困农村地区修建的便民桥梁，更是联系两地青年、承载着爱、关怀和友谊的心灵之桥。昨天他告诉我，无止桥项目现在已经与20多所高校合作建立了团队，成功完成了46个项目，包括40座便桥，2个村庄建设示范，3个村民活动中心以及一系列的民生改善项目。他希望在不久的将来，他们的大学团队会进一步扩展到台湾及海外的大学。而我相信，将来从这些大学的团队里走出来的两地青年将会携手写下属于他们那个时代的香港故事、中国故事。

在刚刚过去的2016年，龙应台应邀到香港大学演讲，主题为“一首歌，一个时代”。当她问台下的听众，哪首歌是他们的启蒙歌时，香港浸会大学副校长周伟立用带着浓重香港口语的普通话说：“我想起进大学的时候，很多师兄带我们唱的《我的祖国》。”龙应台随后问这首歌是怎么唱的？结果部分听众不约而同地唱起了“一条大河，波浪宽，风吹稻花香两岸”，随后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其中，稀疏零落的歌声最后变成了动人的合唱。后来，龙应台在报纸上撰文，说没想到那么多大陆的年轻人会唱这首歌，更没有想到那么多香港的年轻人也会唱这首歌。但她最后写道，“有时候，真的，大河就是大河，稻花就是稻花罢了”。实际上，两地的年轻人能在那样一个场合能迅速达成默契、形成和音，已经证明了大河不会仅仅是大河，稻花也不会仅仅是稻花。正如在深圳河两岸、狮子山下不断上演的那一出出香港故事、深圳故事，也不会仅仅是故事，而是会成为“一国两制”的宝贵精神财富，使其中的“爱”与“信”在两地人民的心中茁壮成长。

最后，我想借《我的祖国》里的一句歌词作为收尾。那就是，咱们这个家，“好山好水好地方，条条大路都宽畅，朋友来了有好酒，若是那豺狼来了，迎接它的有猎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