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病人危在旦夕，需要移植器官维系生命时候，我们应该怎样做，才能帮助他/她走对路？当病人在临终时刻决定向社会捐献身体器官时，我们应该怎样做，才不会辜负他/她这份大爱？
今天这则新闻，把我吓一大跳：
人大常委会继续审议红十字会法
开展器官捐献列入红十字会职责
《人民日报 》 2016年11月01日 13 版
红十字会？是被郭美美撕开外衣的吗？是“救火队长”赵白鸽女士提前去职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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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4月28日，中国红十字会常务副会长赵白鸽发誓：
“如果两到三年，还是不能翻转‘黑十字’印象的话，我自动请求辞职！”
2014年9月，红会十大召开前夕，赵白鸽提前去职。她说：
“在这里，我是不知道哪天哪个雷就爆了，全国各地的任何地方出了事，这账就算在我头上，对全国各地的任何地方我又没有权力去查，人权、物权、财权，我都没有。”
（以上内容均来自权威媒体报道，现在网上都有。）
现在的红十字会怎样呢？是不是还是赵女士说的那样？
坦白说，我并不知道，我也没有兴趣知道，更没有时间和精力去知道。
在中国，挪动一个椅子，都是要头破血流的，所以，我觉得，干脆就把那些钱给他们吧。也不要什么巡视组去巡视了，也不要什么媒体去监督了。就让他们静静的在那里，静静的就好。不就是钱吗？首富都说了，只要钱能解决的问题，都不是问题。
但是，现在看起来，已经超过钱的问题了，这是直接涉及到人命的问题了。
人命关天！
器官移植领域本身就处在一个规范过程之中。这个领域现在怎样我不知道，但当年一些事情大家是知道的：当年，媒体认真报道过“器官旅游现象”——韩国、中东一些国家、美国、日本、以色列等地的病人到中国进行“器官移植旅游”。即便是中国从2007年原则上禁止向外国人移植脏器以来，据日本共同社报道，至少有17名日本人在中国接受了肾脏、肝脏移植手术。
当时的卫生部新闻发言人毛群安表示，卫生部很重视，责成相关部门对此开展调查，一旦查实将严肃处理，“按照国际惯例，中国反对通过旅游的方式到其他国家做人体器官移植，中国的器官移植主要用于急需的国内患者身上。”
这是新华社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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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来判断谁急需？怎么知道急需？捐献的器官如何调配？这是一个大问题，管理得不好，这就是一个极大的寻租、腐败地带。一旦出事，就不是钱不钱、贪不贪的问题。你怎么面对那些捐献者对同胞的爱（心也捐了）？你怎么面对其他更急需、更匹配的同胞病人？
就因为你更有权，更有钱？
我的一位熟悉的记者，也认真报道过——器官存在黑市。司法机关也曾判决过一些案例。
前年，我老家有一位邻居，去世前捐献了他的全部器官。我很感动，一个普通的生命，在最后时刻，通过捐献挽救了更多的人。我想，
这份感动，不应该被污染，哪怕，只是有可能被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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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莞一位22岁小伙临终将器官捐献给7人，医生致敬
这是目前国内关于脑死亡的一本书，挑战了死亡的判定观点
在这个医疗、法律和伦理交织的敏感地带，在这个直面生与死终极拷问的领域，我们必须慎之又慎。
人民日报这篇报道说，草案将“开展造血干细胞、遗体和人体器官捐献的相关工作”列入红十字会的职责当中。但是：
红十字会如何接受社会监督一直是社会公众十分关心的焦点话题。
初审稿明确了红十字会应当接受社会监督，但规定比较原则，缺乏可操作性
，因此有观点建议进一步加大社会监督的力度。对此，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决定，将这一条修改为“红十字会应当建立健全信息公开制度，规范信息发布，在统一的信息平台及时向社会公布捐赠款物的收入和使用情况，接受社会监督。”
也就是说，到现在，红十字会都还没有健全制度！还没有规范接受社会监督。
这个时候，授予他器官捐献的“职责”。
你不觉得，有点太吓人了吗？
既然是草案，而且公布出来讨论，这个草案能不能改一改？或者，至少，在红十字会把已经被发现的问题整理明白之前，在把里面可能涉及到风险给大家讲清楚之前，先缓一缓这个授权？
毕竟，谁也不知道，未来这件事情是不是和自己身边的人直接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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