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凯申救不了中国 | 大潮下的暗流——日蒋“和平运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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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近卫声明的回应，1月17日国民党行政院院长孔祥熙在武汉就日本政府16日声明对记者谈话，表示：“中国从未有战事，故无论何时，日本停止军事行动，中国可准备议和。”

大潮下的暗流——日蒋“和平运动”

作者/阿蒙

来源/观察者网

卢沟桥事变后掀起了全国抗日大潮，在大潮下涌动着一股“日蒋和谈”的暗流。这股暗流逆大势而动，甚至这股“和谈”逆流双方一度非常接近，让我们拨开历史的帷幕，看清舞台背后的粉墨登场的演员真面目。

卢沟桥事变后日寇疯狂叫嚣“三个月灭亡中国”。“淞沪会战”1937年8月13日至11月8日这一期间，日军伤亡数字累计从8月13日至11月8日合计：40372名。不得不重新考虑其战略目标，1937年10月1日日本内阁四相会议通过《处理中国事变纲要》，纲要中提出:“外交措施的目标在于迅速促使中国重新考虑,将中国诱导到我方所期待的境地:对中国及第三国,进行及时和谈与工作。在事变结束方面,使中国取消抗日政策与容共政策”。第一轮对蒋“诱降”开始了。

“淞沪会战”开始后国民党大本营副总参谋长白崇禧和作战组长刘斐曾经向蒋介石建议会战适可而止，及时向吴福线阵地转移，以使更好的打击敌人和保存实力，蒋介石也答应了。十月初旬上午下达转移的命令，第二天下午，蒋介石突然召集军事会议，说据外交部意见，九国公约国家正在开会，要部队继续打下去，九国公约国家会出面制裁日本，只要坚持一下战争可以早日结束。因此收回撤退命令，这一下进退失据导致国军精锐伤亡惨重，整个“淞沪会战”国民党军伤亡33万多人。

1937年10月21日,日本外相广田弘毅会见德驻日大使狄克逊,日本政府谋求德国政府斡旋商谈“和平”，向对方表示:“假如有一个与中国友善的国家,如德国和意大利劝说南京政府觅取和平解决,日本也是欢迎的。”“淞沪会战”后国军撤退到南京，刘斐针对南京地理形式和淞沪会战后国军情况，提出：南京是首都不守不行但是象征性的守一下，守军十二个团就够了，顶多十八个团。白崇禧表示支持刘的意见，蒋介石也同意了。[1]但蒋又出现了反复，11月5日,陶德曼受命会晤蒋介石讨论议和问题,并转达日本的“和平”条件，包括:内蒙自治、华北至满洲国边境至平津铁路线南建成非军事区、扩大上海非军事区等。蒋介石不敢全盘接受这些条件,又不愿断然拒绝,他向陶德曼表示:以日方条件为和谈基础,但华北主权不受侵犯。时任三十六师长的宋希濂回忆蒋对他说：“如果我军自动退出南京，日军不是以武力攻占的。万一将来和谈时，它就不能以战胜者自居而对我进行要胁。”[2]决定打一下，增加与日寇谈判本钱，以宋希濂三十六师为例撤到南京不足三千人，补充了四千人，但这些新兵连枪都不会开，上战场前现学的开枪，战斗力可想而知。又一次进退失据，日寇又希望以屠杀消灭“中国人抵抗意图”，其结果就是后来的“南京大屠杀”。

12月中旬攻陷南京,日寇气焰十分嚣张。21日日内阁会议上,以广田外相等为代表的主战派完全压倒主和派,会议决定向国民党追加四项条件：设非军事区和特殊政权、日中满三方缔结经济协定、中国放弃抗日政策、中国向日本赔款。已把中国作为彻底战败的对象,甚至狄克逊也认为“要中国政府接受条件是极端不可能的。”蒋介石在得知日本新条件后,难堪地表示：“倭所提条件如此苛刻,决无接受余地。”38年1月11日日本政府和大本营联席会议在天皇裕仁亲临下，通过《处理中国事变的根本方针》，本日发表要点为：“如中国现中央政府不来求和，则今后帝国不以此政府为解决事变的对手。将扶助建立新的中国政权。”限中国于15日答复。日外务次官崛内歉介通知德驻日大使，托其转告中国政府于1月15日前，必须对日所提条件做出答复，否则，日本将保留自由行动的权力。1月13日外交部部长王宠惠在汉口对德国大使陶德曼表示：“中国政府希望知道日本所提和谈基本条件的性质和内容，以便加以仔细研究，做出确切决定。”

同年1月16日,日寇首相近卫文磨发表《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声明,声称:抛开国民政府同“帝国合作之中国新政府”密切联系。作为近卫声明的回应，1月17日国民党行政院院长孔祥熙在武汉就日本政府16日声明对记者谈话，表示：“中国从未有战事，故无论何时，日本停止军事行动，中国可准备议和。”日方于1938年1月24日发出政府声明回应:无论什么情况,日本决不与国民政府交涉,绝不许第三国出面调解。失败情绪笼罩国民党,蒋介石在此种背景下仍然企图寻觅日本政府斡旋商谈“和平”。只不过慑于全国抗战的气势,采取了更隐蔽的和谈途径。派外交部亚洲司司长高宗武及第一科科长董道宁于3月27日在香港与日方日本满铁公司驻南京代表西义显、伊藤芳男、松本重治密谈后返抵汉口，向蒋介石报告日本对华政策之真意。蒋表示：“我们绝不是绝对反对和平，但不能在反共以后再进行和平。只要能够停战，必然进行反共。”并再次派高宗武等赴香港与日方继续协商。4月16日高宗武、董道宁自汉口到香港，向日方代表西义显、伊藤芳男转达蒋介石对蒋日和谈条件，并请立即转告影佐祯昭。高说：

希望不公开地保持接触,蒋方认为“日本对中国作战真实企图有两点:

(一)保障对苏关系的安全；

(二)确保对中国经济的发展和互相依赖。这两项的主要目的,原则上我是承认的。

4月27日,西义显回到东京,向参谋本部报告会谈情况。由于日军在台儿庄战斗中伤亡惨重,军部正调兵进攻徐州,气焰十分嚣张,西义显只好空手返港。7月初,高宗武去东京与参谋本部中国班班长今井武夫、陆军大臣坂垣征四郎、参谋长多田骏会谈,由于日方坚持蒋下台为前提条件,高无奈回国。

一个多月的徐州会战的艰难,使近卫文磨明白“要中国政府接受这些条件是极端不可能的”，同意内阁改组后新上台的外相宇垣一成提出的“不拘泥于近卫第一次声明”的要求。宇垣上任后宣称:“只要中国放弃抗日政策,承认日本在华特殊地位,日方愿意考虑和平问题。”宇垣与蒋介石和张群均有旧交，当宇垣发表声明说“中国方面有根本变化时，可能考虑和平问题”时，张群首先致电祝贺宇垣上台，并提出求和试探，表示汪精卫或他本人可以出面与日本谈判。宇垣考虑汪、张二人是人所共知的亲日派，由他们出面反而不利于和谈，因而希望由孔祥熙出面。6月23日，孔祥熙派秘书乔辅三去香港，与日本总领事中村本一会谈。于是,日本驻港总领事中村丰一和孔祥熙的秘书乔辅三于6月23日起在香港进行了秘密会谈。会谈中日方仍旧坚持已提出的亡华条件,坚持近卫声明中排斥蒋介石的观点,直到9月初,会谈仍旧成僵持局面。

不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贾存德和孔祥熙是同乡，又是师生。从1928年就在孔祥熙手下做事。贾存德各方面的关系很多。37年夏贾存德从他一个朝鲜朋友韦竹轩，获取了日本驻沪武官处一份极重要的情报，其中有“对华作战协议书”和“江阴要塞图”，以及日寇日本武官处训令上海武官处相机杀害日本人以引起淞沪事变等信息。尤其是“江阴要塞图”，连水的深浅都标注在水面图上，对日军在此地作战有极大的意义。贾存德也并未因此而被日军发现和引起有关人士怀疑，孔祥熙更加对贾存德器重。38年春贾存德为了搞情报通过韦竹轩结识了日本人萱野长知，其参加过孙中山组织的同盟会，也与孔祥熙认识。贾存德在上海还有一个帮手-杜月笙每月从孔祥熙手里领五十万后来增加到八十万的活动经费。孔祥熙给贾一份密码本，在孔令侃要求下，贾每次给孔祥熙发完电报顺便给孔令侃一份。[3]不过贾代表孔祥熙与日“和谈”也因为日方坚持蒋下台而告终。由于日本军部反对,宇垣外交被迫中断,宇垣也于9月29日辞职,由近卫文磨首相兼任外相。

7月苏日在张鼓峰爆发大规模武装冲突，日本意识到必须重新调整对华战略，缩减在华兵力以便集中精力对苏。38年10月10日,日内阁会议决定设立以外务、大藏、陆军、海军各大臣为副总裁的“对华中央机关”即“对支院”(后改称“兴亚院”),策动地方实力派和“第一流人物”的和平工作,尤其是对唐绍仪、吴佩孚、靳云鹏等人本的“谋略”。

日寇认为唐绍仪、吴佩孚、靳云鹏等人是“中国革命初期的政治家、政界元老”，尚有余威，这些人一旦活动起来将动摇国民党的根基，国民党政权有瓦解的可能。

◎唐绍仪

唐绍仪1874年成为30名赴美留学生之一，后进入哥伦比亚大学学习，与美国总统胡佛是同学，曾任民国第一任内阁总理等，1934年卸职寓居在上海。抗战前蒋介石因唐绍仪与胡佛有旧，想请唐出任驻美国大使，借美国之力调停中日。唐提出收买美国参众两院、收买美国舆论须得数百万美元，因其要价太高，事情作罢。后来蒋介石要唐秘密与日寇谋和，唐答应去办。南京失陷后，蒋要唐与日寇秘密谈判。唐令其女婿诸昌年与日寇磋商条件。日寇提出蒋介石下野唐绍仪出任国府主席。唐曾经说：“我们只希望中国、印度同等富强，希望日本坚守亚洲大陆以反对欧洲侵略者。到那时，那些实际上是由外界力量引起却嫁祸于日本的国际纷争，在亚洲将不复存在。”因此日寇“对他寄予了很大的希望。”土肥原贤二曾秘密到上海拜访唐，准备拉他出来为日寇效力。唐顾虑“日本人将来可能要同蒋政权和解，或者打算建立一个纯粹的傀儡政府。”而不愿与日本合作，因此唐曾经坚决拒绝参加南京的“维新政府”。但又在土肥原的鼓动下起草了一个“和平通电”。1938年7月唐绍仪的女儿去汉口拜见蒋介石、汪精卫、戴季陶、居正，建议他们去香港与唐绍仪商谈中日议和，秘密谈判可以公开与日寇议和在抗日大潮下与汉奸没有什么两样。7月19日美国大使馆传出：唐绍仪与日本人有约定：

一、保证汉口落入日本人手中；

二、在南京建立一个融合各方面的新政权；

三、这个新政权有遵循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的自由。

还传出唐绍仪劝蒋介石“退位”。这一切是蒋介石所不能容忍的，蒋介石派特务假扮古董商于1938年9月20日用利斧砍死唐，事后给唐一笔巨款作为丧葬费。宇垣一成在其日记写道：巨星陨落，影响对支那的工作，是东亚的一个损失，中国前途更加暗淡。

◎靳云鹏

靳云鹏在北洋时期，两度当过国务总理，掌握过军权、政权。在北洋派中仅次于王士珍、段祺瑞、冯国璋，曾经显赫一时。1918年曾任段祺瑞政府的参战公署参谋长，代表段祺瑞政府与日本签订了中日军事协定，允许战时日本在中国有驻兵权力，并与日商勾结创办中日合办的胶东鲁大矿业公司。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与日本财阀大仓系继承德国在胶济铁路沿线掠夺厂矿经营权。靳云鹏隐居在天津，日本情报部门估计靳会在唐绍仪生前起草的《和平宣言》上签名，并通电。结果靳以：“礼佛有年，不问世事。”为由辞绝，保全了其最后的名节。日寇将目光转向吴佩孚。

◎吴佩孚

吴佩孚是北洋军阀直系的统帅之一，1927年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被国民革命军打败后，从1930年以来就隐居在北京。其不善经营加之排场极大，养了一群旧部，时间长了入不敷出，其老婆又极贪财。长城抗战后吴的部下陈延杰等就与日寇在北平的特务通贞大佐、岡野增次郎勾结起来，向日寇要钱要物，号召旧部、勾结土匪希望吴重返政治舞台。而日寇说只要能组织起队伍要多少钱都不是问题，然而因事不机密吴的部下被军统特务抓走，枪毙的枪毙、坐牢的坐牢，但是从日本情报机构的弄来的十几万经费有八万进了吴佩孚老婆张佩兰的腰包。全面抗战后1938年吴佩孚已经66岁，土肥原机关动用巨额经费发起拥吴的工作。华北最早的汉奸组织殷汝耕的“冀东防共自治政府”一年三节加上吴的生日，都赠送五千元。但日寇内部也有不同意见，有的认为：“吴佩孚其人及其政治势力的评价太高了，这是老中国通的错觉。吴佩孚在中国的政治势力已经凋谢了。吴佩孚即使借反共名义出马。其对重庆的影响也微乎其微。”也有人估计“如吴佩孚出马，可能聚集到他的门下的大约四五万人。”因此“以吴为大总统的中央政府恐怕没有没有现实性。”土肥原机关却对吴寄予厚望，吴佩孚发出狂言说：“我的势力深入华北各地，只要我一声号召，马上可大军云集。”吴佩孚一方面想重新出山享受权力欲，一方面长期纵横中国政坛可谓老奸巨猾又不肯听任日寇摆布。

1939年秋，日本专门派川芳本郎大佐拉拢吴。吴说：“如果民意让我出山我就出。”吴的部下因为长期接受日寇钱财也千方百计请吴出山，吴却百般推脱。吴说：“你想拉我上贼船，你要我投降，日本小鬼的把戏，那样瞒得过我。”“不把政权交出来，我是不会出来的！我吴某不是三岁的小孩子，由你们摆布！”4还向日寇提出要三十万军队指挥，这一切是日寇不能容忍的。土肥原发誓要“把这家伙干掉”。

恰巧吴患牙病请日本医生开刀，结果死了。当时盛传是日本人暗杀。但战后今井武夫极力否认，这也就成为一桩悬案。也恰是吴死了，吴不死，在其妻的撺掇之下会作出什么决定也就不可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