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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网上流传一则消息，本是南航的一篇内部宣传稿件，说的是南航为地方政府的一个考察团，安排飞机上前11排全部66个座位的事情。事本来不大，但还是引起了一些反响。
更有趣的是，成为热点之后，先是这篇文章迅速消失，感觉是在宣示，此事不宜再提。
令人始料未及，稍后，此事却上了人民日报，与前一阵在微信群里索要红包的基层干部“邢老师”并列，被责问——哪来的底气违反八项规定?
那就更有讨论的必要了。
这篇内稿叫做《只要前11排座位的旅客——为政府执行要务护航》，一看题目，大家都明白，一副浓浓的表功味道。内稿嘛，一般情况下概不外传。所以，描述起事实来也可以大胆一些、坦率一些了。
这是一桩什么样的功劳呢？文章写道，7月26日，南航西安分公司营运部客户接待处接到一项不寻常的服务请求，希望将一行66人全部安排到西安飞成都CZ6433航班的前11排。经再三询问，客户回复为政府执行特殊要务，需要与普通旅客进行一定隔离。
经过一番“领导出马、主动加班、多方协调、尽心尽责”的套路，最终帮助这个政务团完成了“隔离”。
要知道，CZ6433航班是从大连出发，经停西安的过路航班，要把前排66个座位全部留下来，
问题就出在这个“隔离”上。吃瓜群众表示，都说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为什么到了天上就要和群众隔离了？
群众身上有病菌吗？
还是怕群众发现这群父母官儿，当场排大队喊冤递状纸，弄得飞机都无法平衡配重直接掉下去了？
那才是真冤哪！
在地面上时，让领导走在前面，还不够。到了天上，还要让领导飞在前面吗？
有心人查了一番，发现这个政务团，是西安市委书记、市长、政协主席带队，赴成都举办“两市政府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签约仪式”的团队。这类政务活动并不特别，与国家机密没啥关系，怎么就成了需要隔离的“特殊要务”了。
至于前排后排，则让人想起种族隔离时代的南非，公共汽车上的前排座位只属于高贵的白种人，而低贱的黑人只能坐到后排去。
我们也需要以11排为界，划一道鸿沟么？
其实，这种脱离群众，在飞机上搞隔离的官僚主义做派，倒不见得出自于西安市有关领导的授意，特别是高层领导，可能根本不知情。而真正让人感到恶心的，是这篇表功内稿中洋洋自得的嘴脸和做派。
文中提到，航空公司发现政务团中出现了书记、市长、政协主席等副部级领导，及时联系推荐公务舱，说明这些领导一开始订的本来是经济舱。在按级别要求可以享受公务舱的情况下，主动降舱，倒是值得表扬。
执飞CZ6433的机型是空客A321，最大载客也就200来人。就一架飞机而言，66人大团无论如何算是有分量的大客户了。就算没有政府背景加持，这样的大客户前来交涉，也不是没有可能得偿所愿。
更何况，若是排除那种令人不快的一面阿谀一面表功的味道，把“隔离”这样的敏感词好好藏起不要说出来，南航安排座位本身，倒是有章可循。
虽然这个“章”本身，也会成为被质疑的对象。
这就是国内航空公司的所谓“要客”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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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年，当年的民用航空总局，曾公布《关于重要旅客乘坐民航班机运输服务工作的规定》，明确规定为省部级以上领导干部等重要旅客，提供乘坐民航班机时的特殊优质服务。
按照这一规定，要客的范围，包括:
省、部级(含副职)以上的负责人；
军队在职正军职少将以上的负责人；
公使、大使级外交使节；
由各部、委以上单位或我驻外使、领馆提出要求按重要旅客接待的客人。
很明显，外交礼遇不论，“要客”背后的关键词是什么？是级别，是权力。
虽然，在实践中，享受副部级待遇的两院院士也会被列入“要客”范围。看上去是对科学的尊崇。但其中起决定性作用的，仍然是“副部级”这个杠杠。
这一点很关键，以级别、权力为标准的“要客”，和一般意义上的头等舱、白金卡用户存在根本区别，头等舱花钱就可以买，白金卡飞的多就可以积，但“要客”不是你想“要”就能“要”。
如果说头等舱、白金卡这些是VIP的话，“要客”就是VVIP。虽然现在有些航空公司生意做得活络，花一大笔也能换来VVIP的某些礼遇。但这两个序列还是不容混淆。
以此规定为蓝本，国内各个航空公司，都设立了“要客部”或功能类似的部门，投入大量资源，以为人民公仆服务的深厚阶级感情，给予了无微不至的优质服务。
这些服务的内容包括：
专人协助，完成乘机手续办理、行李托运等杂事；
尽善尽美的专用休息间，饮食，茶具；
免检绿色通道，一直开到停机坪上的车辆服务；
飞机上的特殊优质服务，投其所好的餐食选择，甚至还有会根据要客的籍贯特意安排空乘人员，用乡音的亲切，让要客们真正体会“宾至如归”。
曾有民航内部人士撰文，满怀自豪的描述自家要客服务之深谋远虑、体贴入微：
——身份较为特殊的要客或VVIP，在确定行程后，保障预案即刻启动，抽调状态良好的飞机，选派技术过硬的机组成员，保卫部加强勤务派遣的等级，在客舱部中选派业务精良，并经过培训有专包机资格的乘务员执行该航班任务。要气质出众、言谈优雅、业务精湛、政治过硬。
——地面保障也不同于一般航班，特别在早出港高峰，若你的航班上有位分量足够的要客，当别的航班死活喊不到拖车时，你的飞机前可能有两辆拖车待命，在出港排队的序列中亦可适当优先放行。
——足以傲骄群雄一番。
其实上面的大多数项目，倒也罢了。航空公司自己有权决定服务资源的安排，在要客面前，笑容更明媚，也无可厚非。毕竟都要和政府打交道，说是靠近权力也好，说是搞好公关也罢，大家都不是不食人间烟火的，能理解。
但涉及到稀缺资源的分配，乃至于对一小部分“要客”的关注，会影响甚至牺牲千千万万普通老百姓的利益，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譬如上面说的拖车，大家的航班死活喊不到拖车，你那里两辆拖车待命。
在老百姓面前“傲娇群雄”，很威风吗？
而更容易让人诟病的，是飞机为了等待迟到的要客，宁可延误，而对于同机旅客的质问，一律以“航空管制、流量控制”来搪塞。
这已经不是特殊服务的问题，这是特权，而且是见不得光的特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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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曾有一场“要客”风波成为热点。当时，据媒体记者爆料，红十字总会长常务副会长赵白鸽，搭乘南昌飞北京的国航CA1582次航班时迟到，在飞机舱门关闭之后，仍成功登机，导致飞机起飞比原定时间晚点18分钟。
当时，红十字会正因郭美美事件身陷众矢之的，这一风波无疑火上浇油，一时间千夫所指。
于是，长期存在，但并未真正进入公众视野的“要客”问题，成为了公众焦点。
当时，民航系统通过很多媒体渠道，进行了自我辩解。遗憾的是，由于概念混淆，逻辑混乱，很多辩解倒是发挥了弄巧成拙的效果。
当时，民航大学民航发展政策与法规研究中心主任，某位业内教授，在媒体上指出，“要客服务”是由中国民航现阶段的发展状况决定的，而欧美国家公务机非常普遍，国会议员会乘自己的私人飞机出行。
潜台词是什么？——领导们不坐私人飞机，不坐专机，已经够清廉了，先飞一会怎么了？坐个前排怎么了？有意见吗？
《中国民航报》则堂而皇之登出一文，《要客不是中国特产》，列举一通，阿提哈德航空给“钻石头等舱”提供五星级餐厅式服务，新加坡航空提供奢侈品牌机上用品，全日空在羽田机场提供要客专用休息室和通道等等。
这些辩解，到底是蠢，还是坏？
餐食、用具、专用通道，这和咱们这些要客享受的“傲娇群雄”的双份牵引车，一飞机人陪着等待、甚至打乱整个机场飞行计划的特权，是一回事吗？
那些花钱购买、积分累计的服务，就算再奢侈，能和与级别、与权力挂钩的待遇，相提并论吗？
最要命的是，居然还有脸拿欧美的议员做例子。
且不用说，议员和公务员是两个概念，很多议员自己就是商界人士，咱们国家坐私人飞机的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也不罕见。关键在于，将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公仆，和资本主义国家的权贵相提并论，在待遇上看齐，这是何居心？
八项规定，三令五申，居然敢提专机？这不是给领导挖坑吗？
这里面有坏人哪！
其实，这些辩解的字里行间反映出一个严重的问题，这不见得是领导的意思，但很多人确实仍然深陷于这种以“要客服务”为遮羞布的不良文化之中。
什么文化呢？趋炎附势，曲意逢迎，为了一小部分人的特权，践踏老百姓的利益。
而那些无所不用其极服务领导的具体操作规范，一切以领导好恶为标准的考核评价体系，老百姓提意见泥牛入海、领导皱眉头检讨降级的反馈体系，都在顽固的维护着这种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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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文化，在民航领域发展到极致，是什么样子？
结果可能极为惨痛。
2010年8月24日，河南航空E190机型B3130号飞机执行哈尔滨至伊春客运航班任务时，在黑龙江省伊春市林都机场着陆过程中失事，造成机上44人死亡、52人受伤。
两年之后，安监总局认定这起空难属于责任事故，直接原因是机长违规降落。
在空难中侥幸存活的机长被告上法庭，机长称，自己有违规行为，但他“并非出于为自己考虑”，有技术以外的原因。
当时的飞机上，有包括一位副部级在内的众多官员，而伊春市市长正在地面接机。按照机长的说法，事发前他得知机上有要客，伊春市的领导也等候在机场迎接，飞机按时降落、让地面领导顺利迎接考察团，这是皆大欢喜、众望所归的场面。
没有证据表明机上的要客对机长发号施令，但机长的决策中，依然掺杂了这样的因素，这就是“要客”文化的力量。
让一飞机人等等领导，倒也罢了。那，为了领导希望的“皆大欢喜”，一飞机人陪着去冒险。
这还不够荒唐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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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这场风波，原来的表功文章已经撤下，南航也做了全新的解释，表示大家都没有违反八项规定，西安方面的工作人员没有提出隔离要求，表功文章与事实不符。
即便人民日报已经发声，这件事的波澜，也不会持续多久，毕竟没有引发真正的大问题。
只不过，希望“要客服务”里，那些其实解释不通，也上不了台面，需要用“航空管制”来搪塞的内容，特别是“要客文化”里的荒唐成分，能够有所改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