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道士走进莫高窟的时间大约在一八九二年左右。当时他已近不惑之年，看到神圣宝窟无人管护，一片残破，受到严重的自然和人为的破坏，一种强烈的使命感，使他自觉自愿担当起了守护神的重任。他四处奔波，苦口劝募，省吃俭用，集攒钱财，用于清理洞窟中的积沙，仅第十六窟淤沙的清理就花费了近两年的时间。清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六日这一天，王圆箓揭开了藏经洞这个秘密藏经洞文献。王道士的墓志上是这样写的：“沙出壁裂一孔，仿佛有光，破壁，则有小洞，豁然开朗，内藏唐经万卷，古物多名，见者多为奇观，闻者传为神物。
莫高窟第17窟，藏经洞洪辩像晚唐
藏经洞发现之后，王道士尽了最大的努力，做了他应该做的一切。首先，徒步行走五十里，赶往县城去找敦煌县令严泽，并奉送了取自于藏经洞的两卷经文。王道士的目的很明确，就是为了引起这位官老爷的重视。可惜的是这位姓严的知县不学无术，只不过把这两卷经文视作两张发黄的废纸而已。
一九零二年，敦煌又来了一位新知县汪宗翰。汪知县是位进士，对金石学也很有研究。王道士向汪知县报告了藏经洞的情况。汪知县当即带了一批人马，亲去莫高窟察看，并顺手拣得几卷经文带走。留下一句话，让王道士就地保存，看好藏经洞。随后，汪宗翰将所带经文上呈给了时任甘肃学政的叶炽昌，叶炽昌是个金石大家，看到文献以后颇为震惊随即委托汪宗翰，为他正在编纂的著作语石要一些资料，先后得到洪辩告身牒碑拓片、宋乾德六年给水月观音像、绢本水陆道场图、大般涅盘经四卷、梵文写经三十一页等，然后向甘肃藩台建议将所有这些古代文献和文物运到省城兰州保存。然而，敦煌离兰州路途遥远，光运费就要五、六千两银子，此时甘肃刚刚平息拳乱，军费尚且没有着落，况且这些在洞里藏着的破烂古籍呢，藩台衙门的回复异常简洁明了，没有经费。于是叶炽昌就让汪宗翰责令王道士暂将发现的文物和文献放回洞中封存起来，等候处理。汪宗翰在一九零四年五月执行了这条命令。在其后的一年，中国社会发生了一件大事，延续了一千多年的科举制度被废除。这一年，负责全省考试的叶昌炽去了酒泉，但没有再往西去敦煌。现在看来，叶炽昌是当时最有可能将藏经洞文书留在中国的学者。然而他没有
叶炽昌
两次找知县没有结果，王圆箓仍不甘心。于是，他又从藏经洞中挑拣了两箱经卷，赶着毛驴奔赴肃州。他风餐露宿，单枪匹马，冒着狼吃匪抢的危险，行程八百多里，才到达目的地，找到了时任安肃兵备道的道台也是王圆箓当兵时的老上司廷栋。这位廷栋大人浏览了一番，最后得出结论：经卷上的字不如他的书法好，就此了事。
此间，王圆箓甚至冒死给老佛爷慈禧写信：“吾同工人用锄挖之，欣然闪出佛洞壹所，内藏古经万卷。然而刚刚经历了八国联军庚子之乱的京城依然一片狼藉。哪里还有时间理会这么个小人物，乃至于犯上杀头这种事都懒得管了。
就这样，一晃七年，对于王圆箓的大声疾呼犹如石沉大海，渺无音信，而王圆箓自己还有一堆头疼的事情没法解决呢。
首先就是作为一寺庙住持有责任养活一寺僧众，有义务修缮殿堂，佛像，而且他也是这么做的，他有远大的理想，他要修三重楼，要重建大殿，并且一干就是四十年，直到终老。他把文物卖给斯坦因等人，所得钱财全部用于保护洞窟。
斯坦因西域考古图记中说，他将全部的心智都投入到这个已经倾颓的庙宇的修复工程中，力图使它恢复他心目中这个大殿的辉煌，他将全部募捐所得全都用在了修缮庙宇之上，个人从未花费过这里面的一分一银。
各级对他发现的宝藏根本不当回事，着实让王道士心灰意冷并误导了这位文盲道士。无奈之下，王道士心想，既然这批黄纸残绢不能引起重视，也许它们确无多大价值，我何尝不可以用其换回一些银钱来资助洞窟的清理和修缮呢，由此推论，是官方的态度导致王道士可以放心地出售藏经洞的文物。即便如此，王道士还是始终犹豫不决，甚至在一瞬间作出了非常英明的决定。斯坦因写道，到了第二天晚上，却遗憾地发现满怀疑忌的王道士干了一个通宵，将所有藏卷全部运回密室中去了。如果就此打住，也许会避免了一场大错，历史也就改写了。可谁知，王道士终究还是败在了“奸诈无比”的斯坦因脚下。
为了尽可能消减王道士的担忧，同时也为了留下布施的实物证据，斯坦因付给了王道士4锭马蹄银，安排他在一个废弃的小窟里树了一尊玄奘的塑像。
王道士改修的唐玄奘像龛
另外斯坦因发现，王道士头脑简单，但信仰却很执著，尽管对佛教知之甚少，但对唐僧却顶礼膜拜。窥探到王道士的内心秘密后，斯坦因通过蒋师爷，斯坦因聘请的汉语翻译蒋孝琬，人称蒋师爷，告诉王道士，古时的唐僧到印度取经，而今，是唐僧让斯先生把这些古代经卷重又取回印度。他们编造了离奇的神话来欺骗这位头脑简单又十分虔诚的王道士，还故意时常寻找关于唐僧的话题在他面前提起，以便引起共鸣。斯坦因写道，道士之敬奉玄奘，在石窟寺对面新建凉廊上的绘画有显明的证据，所画的都是一些很荒唐的传说……我用我那很有限的中国话向王道士述说我自己之崇奉玄奘，以及我如何循着他的足迹，从印度横越峻岭荒漠，以至于此的经过，他显然是为我所感动了。
王道士听说斯坦因是奉唐僧的在天之灵托付前来东方取经的，于是虔诚地打开了藏经洞的大门，让斯坦因得以进入密室，对大量文献进行翻阅、选择。五月二十八日暮时分，被斯坦因选中的全部藏卷终于被运出了藏经洞。
历史就这样无情地捉弄了王道士。
总结当时的情况，王道士把经卷卖给斯但因有三方面的原因
一是在长达7年的时间里，他多次求助官方予以重视，而且是逐级上报，但无人过问，致使他灰了心。
二是为了完成他的宏愿，清扫洞窟，修建三层楼，架设木桥。
三是唐玄奘沟通了他们的思想，斯坦因这个探险家追求事业的精神感动了他。因此他虽则思想极为矛盾，极不愿意外国人将这些文物带走，但在无奈的情况下，也只好让了步。
当斯坦因把敦煌文物公之于世时，当斯坦因把藏经洞文物公之于世，并取得了前所未有的世界范围内的轰动之后。当朝命官这才懂得了其重要价值，但他们不是考虑如何地保护它，而是千万百计窃为己有。因此，一时间偷窃成风，敦煌文物流失严重，这是敦煌卷子自发现以后最大的劫难。一九一零年清政府作出决定，把剩余的敦煌卷子全部运往北京保存。在运送的路途中，几乎每到一处都失窃一部分。
大量经卷的散失，曾经使王圆箓感到非常痛心，因为藏经洞是他发现的，多年来在他保管期间从未发生过无故大量散失的事，官方如此掠夺，又如此贪心，使他感到极大的愤慨。所以，当一九一四年斯坦因第二次到莫高窟后，王圆箓对他说了一段令人深思的话，斯坦因西域考古记是这样记的，说到官府搬运他所钟爱的中文卷子致受损伤，他表示后悔当时没有勇气和胆识，听从蒋师爷的话，受了我那一笔大款子，将整个藏书全让给我。受了这次官府的骚扰之后，他怕极了，于是，将他所视为特别有价值的中文写本另外藏在一所安全的地方。
然而被各个外国考古队运走的文物却经过千山万水一件不缺，并且做了很好的保护与研究，甚至在大英博物馆专门为斯坦因修建了以其名字命名的斯坦因密室。这么看来王圆箓虽然没有高瞻远瞩，但是却阴差阳错地成为了这批瑰宝的保护者。而余大师何不做做换位思考，如果您在其时其地又能做出如何的表现呢。敦煌文物的流失不应该把责任归因于任何个人，那是历史对整个中国的嘲讽。也难怪陈寅恪先生要在莫高窟前的一座石碑上奋笔疾书敦煌者吾国学术之伤心地也了。
王道士发现藏经洞既有必然性，也有偶然性。说必然性，是因为他走进洞窟，雇用人员清理洞窟中堆积多年的淤沙，踏踏实实做了大量的具体工作，只有清除淤沙，藏经洞的洞门才能显露出来。说偶然性，是因为王道士当初清除洞窟淤沙，不是为了要发现什么，而是为了保护洞窟，发现藏经洞完全是偶然的。
可以说，无论什么人发现藏经洞都是一种贡献，都是一个了不起的重大发现。因为藏经洞的发现就预示着敦煌学的产生。王圆箓发现了藏经洞实为有功，而不能视为过错。至于有人说应该在某个时代发现合适，那纯粹是一厢情愿。我想藏经洞的发现似乎是在冥冥中的一种天意，若是在其后的军阀混战，抗日战争，乃至是当今社会，任何一个时期都将是大规模的损毁，甚至是毁灭性的消失。
另外根据相关史料记载，当时西方人来到中国带走文物的时候，是持有当地官方开据的许可证的，并且一路受到了官兵的保护，王圆箓本身并没有能力拒绝他们。
胡适曾在演讲中提到王道士时说，王道士一开始并不知道经卷的价值，最初以经卷能够治病为由向附近居民售卖，把经卷烧成灰烬和水让人吞服。这里的说法与之后王道士低价卖出经卷给斯坦因可以衔接，说明王道士一开始对文物价值一无所知。
且不说一个世纪前的王道士保护文物有功，至少他四十年如一日，辛劳为公，虔诚信仰，一贯始终。历史并没有记载王道士私自占用了出卖老祖宗遗产而换来的一分钱。至死，他也就是一身道士长衫，一顶圆布帽，便被他的继任们装进了洞群外面的道士塔，仅比赤条条来到这个世界时多了一身表明他身份的素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