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谢遇见你 | 一位摄影师的演讲

转载自公众号“一席”（ID：yixiclub）

大家好，我是摄影师李颀拯，从事摄影报道有17年了。聚光灯这么一照，我觉得从来没这么紧张过。

我工作的地方在北京，新浪网，生活的城市就在杭州。新浪有个栏目叫《看见》，如果用一句话去理解这个栏目，就是借助摄影师的眼睛，去看见那些你看不见或者是假装没看见的现实。

我19岁那一年，我父亲当时说过一句话，他觉得以后有两种职业特别适合我，第一个是去做警察，第二个是去做记者。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会这么说，但是若干年后我真的去做了记者。

我曾经是个军人，在军队服役时，我学的是侦察分队的无线电报务专业，练就强健体魄，学会野外生存。这让日后成为记者的我，无论在蹲点熬夜写稿，还是突发事件的长途奔袭中，终生受益。

后来，我喜欢上了“照相”。上个世纪90年代初，一台870元的海鸥DF2相机，那是父亲大半个月的工资，在他眼里，相机也就是一个玩具。当时，家里有1000元的存款，正打算给一直手洗衣服的母亲买台“小天鹅”洗衣机。最终，母亲心疼离家的儿子，“家里的‘老天鹅’还能再洗两年，就先买相机吧”。于是，我学会了摄影和暗房。

我上学的时候成绩不好，也不爱看书。后来，却娶了个爱读书的文科硕士做妻子。我们曾经在同一家报社工作了6年，家离单位太远，我们开车往返。来回路上的两个小时，妻子习惯于手上捧着一本书，她常常会看着看着就笑起来，我问她笑什么，然后她就念书给我听。波伏娃的《第二性》，彼得•海斯勒的《甲骨文》《江城》《寻路中国》等等，这6年里，我没看多少书，但听了很多书。

有了这些积累之后，有一天，我突然意识到自己的思维方式也开始改变了，我也习惯于开始用文字去学习和记录一些东西了。

我记得上世纪90年代末以前，摄影记者的思考和工作方式和现在是完全不同的，至少，我是这样的：在一家地市级报社里，摄影的门槛相对比较低，配上一台高级的相机，把照片拍清楚，就基本可以混饭吃了。

然而到了2003年前后，情况就有了变化，互联网开始影响纸媒，报社摄影记者们都越来越有紧迫感。有一天，我在杭州运河边遇到了一群运河上的挑夫，这个群体，一共是32个人，因为他们的劳动形象比较有画面感，让我产生了兴趣，我就每天去拍。

2007年6月30日，杭州城北的码头上，挑夫们正在从船上运送黄砖上岸。

2007年7月1日，杭州城北的码头上，这一天，陈云生挑了17000多块砖，创造了工友中的新纪录。

2007年7月3日，杭州城北码头上，挑夫们睡觉的房间里，为了省钱，他们经常会很多个人合租一间房。

当年，这些运河边的挑夫我拍了大概有一年左右。一年之后，运河改造，这个地方就没有了，这群人突然之间就失业了。失业之后这些人去做什么了呢？有的去工地上做小工，有的去做一些体力活，也有一些就开始去工地上做拆迁。

2008年7月3日，浙江杭州的一个工地上，一位正在干活的民工，全身被汗水浸湿。

2007年7月24日，浙江杭州一高架桥下，民工们正在休息。

2008年3月12日，浙江杭州四季青服装市场边，一对民工夫妇带着他们的孩子在运送砖块。

我就一直跟着这群人拍了很多年。包括他们下跪去讨要工钱的。

2004年7月17日，浙江安吉一砖厂里，讨要工钱的民工见到赶来现场处理的劳动部门执法人员，纷纷下跪要求主持公道。

彻夜排队去火车站买票的。

2004年春运期间，民工们在火车站彻夜排队买票。

哪怕买了票，他们也未必能登上火车。

2016年1月24日，在杭州火车站，一位女乘客试图从车窗爬入列车。

在这样的前提下，有的人甚至扒上货车回家。

2005年1月21日，杭州货运站，这三个民工因买不到回家火车票而偷偷爬上了一列货车赶回老家过年。

其实他们还是幸运的，不幸的是很多人还因为从事这个职业最后死在了这座城市里面。你们看到的这张照片的主人公，他其实还算是幸运的，最后从泥土里被挖出来之后还幸存下来了。

2004年4月1日，浙江杭州东郊外一拆楼的工地上，发生塌楼事故，工人被埋，所幸的是，这名工人获救并生还。

他的工友就没有那么幸运了，他后来因为这个事故就死在了这个城市里面。

2004年4月15日，浙江杭州郊区一工地发生事故，一名在现场作业的工人当场死亡。工友们在现场边为他举办了简单的葬礼。

还有的甚至就留了一条腿在这个城市里。

2006年6月17日，浙江杭州体育场路上，一位因工伤事故失去了一条腿的民工。

拍这些人之前，我不像现在会有一个比较长的规划，当时只是为了记录和拍摄。但是五年过去了，当我再去回顾这些照片的时候，我突然意识到，他们的生老病死，这五年的变化，其实不正是城市化进程，或者说我们这个改革转型中的一个痛点吗？

所以，在这之后，我就开始意识到用时间去积累去讲述故事。这是安塞尔·亚当斯的一句话：

如果我去理解这句话，可能还会再加上一句：你和你经历过的事。

2011年12月的时候，经过朋友的帮助，我专门去考了一个海员证，开始远洋去拍摄一个题目，叫《怒海谋生》。

这个选题的背景是中国与周边国家的渔业纠纷越来越频繁。中国的海洋渔业资源枯竭的问题其实已经有十多年了，但是在2011年前后的时候是一个高峰期。

当时很多媒体来描述这张照片，说好像是渔民们又开始迎来了新的丰收的一季。

中国浙江宁波石浦港，上千条渔船同时出港捕鱼。

但是在我的眼里，我拍这张照片，我所理解这张照片的含义，就像是一片大草原上蝗虫来了，所到之处寸草不生。远洋渔业是一个特别复杂的问题，我要通过自己的一些亲身经历去讲述他们的一些故事。

在大量的影像或文字资料中，海都是唯美和浪漫的代名词。小说《老人与海》虽然描述的是人类与大海搏斗的故事，也让人充满了对海洋那种彪悍之美的向往。大家可能觉得远洋海员是一个特别浪漫的职业，最早的时候我也是这么认为的。

但是后来经历了1440多个小时和1万多海里之后，我自己才真正体会到现实和理想之间的那种差距。我这才理解，帮我联系出海的朋友，刚开始为什么一次一次拒绝我，他是承受了多大的压力。他最害怕的就是我真出事，而且那样的概率太高了。

3米高的大浪足以让人体会到什么叫“远洋搏命”。海水倾泄而下，扑向船员。

很多人会说克服晕船应该就问题不大了，但我来跟大家描述一下晕船是一个什么样的感受。过山车，大家应该坐过吧？过山车的上和下的高峰期也就5秒到10秒，每个人都觉得这个瞬间特别刺激。

远洋中的晕船是什么样的感受呢？就是相当于24小时让你坐过山车。在24小时过山车的过程里面，要完成吃喝拉撒睡一系列日常生活，还有繁重的工作。所以这是你去远洋要过的第一关。

穿着闷热雨衣连续工作8小时后，船员们全身都被海水和汗水浸透，又湿又黏。

淡水紧张，远洋船上的渔民一个月才能洗一次澡。

像金枪鱼的渔船，它的食物又相对地比较单一，所以我还觉得特别饥饿，难以忍受。但是对于我来说，真正让我难以克服的倒不是晕船，而是心理上的煎熬。

远洋时间最长的船只，往往需要2年以上。随着时间一天天流逝，除了捕鱼，船员只剩下无聊。他们会长时间看着大海发呆。

离岸五个小时之后，渔船就没有了手机信号，船上的人只能靠卫星电话和外界联络，很贵。到达北太平洋的时候，打卫星电话要90块人民币才能讲6秒钟，所以每次打电话都像发电报一样，主要就是告诉家人“我还活着”。

而且打卫星电话也是需要条件的，得在天气好的时候稳定在一个海域才可以，平时赶路捕鱼的时候都是没办法的。大年三十那天，渔船特地找了一个信号好的海域，扎下锚来，船员们算好国内的时间，和家人打电话。

我远洋的时候每天给自己拍一张照片，这是第一天和最后一天的样子。

每日一照

大家大概听过太平洋大逃杀的故事。《太平洋大逃杀》里面讲述的是11个船员杀死了22个同伴，这样一个事情其实相对来说比较少，也比较极端。

但是这其中有一点，相对来说是很普遍的一个事情，就是远洋船员的心理问题。我经常听到的一个事情就是远洋船员经常会出现幻觉，因为长期很孤单的航行，再加上繁重的劳动，这些船员是很容易产生幻觉的，就是老感觉有人要害他。我不只一次听到船员说跳海的事情。

船员们在收线起鱼过程中遇到风暴，只能硬着头皮应战。

甚至听到有这样一个案例，是我们同船的一个船员跟我说的。他说一帮船员在甲板上干活，船上有这么长的专门杀鱼用的刀具。大家有的在洒水，有的在杀鱼，有的在清理渔获。突然之间有一个人就站起来，一刀往对面那个人就捅过去了，对面那个人就没有任何征兆地这么倒下了。

当旁边一个人反应过来要去抢那个刀的时候，发现已经来不及了。然后第二刀紧接着就砍过来了，一条手臂立刻掉在了甲板上。坐在驾驶舱里的船长是看到整个过程的，他通过扩音器喊“打死他、打死他”。那个船上，就看到一个人举着一把刀追着一群人。那一期的船员最后回来的时候，除了渔获还有三具尸体。

渔船在大浪中全速航行寻找鱼群。这天，海面上的风浪很大，船长要求船员们尽量待在船舱里。这是船员难得的休息时间。

远洋船上完全是一个雄性的世界，是阴阳失衡的。它给我的感觉就像一个动物世界一样。船员完全会裸体地在船上到处走。一群船员在一起干活的时候，旁边再放一台电视，电视里24小时循环播放爱情动作片。

轮机长在狭小的仓位里观看“爱情动作片”。

我们有个轮机长，50多岁，身体很好。他有一天跟我说起一个事情，他说他跟妻子刚刚结婚没多久，大概一个月左右的时候就去跑日本海了。出门时所有的行李都是由他妻子来整理的。等他回到远洋船上的时候，从包里发现了一盒避孕套。很明显，这个避孕套是他妻子放在里面的。

轮机长的女儿还跟我说起另外一件事情。她说爸爸每次出海回来的时候，经常会跟她们娘俩儿讲远洋时在各个码头遇到的好玩的事情，包括他在码头上遇到的女人。妻子听他丈夫说这些事情，仿佛就是听隔壁老王家的故事一样，都是笑着听完的。这种心理不是我们在正常交往中所能理解的，船员的妻子，她们有自己的这种包容。

中国福建东山，女人们带着孩子，来到海边给即将远洋的男人送行。在他们即将回家的那一天，女人们还会到港口迎接，毕竟男人们的渔获影响着一家人的生计。

我在那艘船上待了两个月，后来转其他的运输船回来的。我坐过的那条船是两年后回来的。大年初三，那艘船还有大概一个多月就要回到中国了，当时，我正在家整理一个稿子，轮机长的女儿打来电话：“父亲没能坚持到归航期，他死在了船上。”

轮机长的葬礼。

我当时打了个寒颤。出海那两个月里，我就和轮机长住在同一个船舱里，我第一次感觉到死亡离我们那么近，浑身的鸡皮疙瘩就竖起来了。

2014年，我曾经花了大概有半年的时间专门做了一个选题，叫《小广告背后的人》。我每天的工作状态就是白天的时候上街，或者到不同的城市里面用相机去拍摄墙上那些小广告。到了晚上的时候就开始打电话。

江西上饶的一个小镇的老小区里，满墙“办证刻章”的小广告，这也是中国出现频率最高的小广告品种。

打不同的电话的时候，其实自己扮演着不同的角色。给玩牌的牌技打电话的时候，我就是一个学生，跟他虚心请教，然后我才发现大家玩的那个扑克牌有上千种玩法。

在杭州火车站旁的一家宾馆里有间长期包房，门上写着“天王牌技”，“王老师”就住在这里。房间里有上千种道具，从10元一副的“魔术”扑克到上万一套的遥控麻将。

给小姐打电话的时候，我感觉自己就像一个猥琐的嫖客。给江湖郎中打电话的时候，我就是一个病人。这里面会遇到各种各样的人。比如说寻人的，讲寻子途中的人情冷暖。

陈林冬和赵敏是从贵州来浙江打工的一对夫妇，他们的孩子于2014年12月3日上午走失。从此，夫妇两每天都要出去贴小广告，想着各种办法寻找失踪的4岁儿子陈世楼。

也有看性病的。

这家“诊所”位于杭州郊外的一个打工者聚集地，老板娘看到相机，赶紧过来把“诊所”的牌子移开：“俺们就是做做推拿理疗……”

还有母猪配种的。

浙江湖州的陈大伯，养了7头种猪，接到电话，他就赶着自家的公猪出发了。陈大伯说：“配种成功，一次收费100元。”

还有乡村的乐队。

浙江湖州的陆先生组建乐队很多年了。队员10多人，来自全市各个地方乡镇，他们平日都有自己的工作，业余时间出来排练。接到活后，谁有空谁去，凑够6人就行，每人每单能分到600元左右。

跟他们接触时间长了之后，我才发现每个人都有自己生活的另一面，不愿意被大家看到的另一面。比如——

这就是人生的两面，她生活的一面和我们看不见的另一面。大家可能觉得我讲的小姐这个案例特别极端，或者说特别少。但是我们回头再去看，其实我所拍的小广告背后的这些人，他们每个人都会有一个这样的故事。

我如果问大家中国最贫困的地方在哪，大家可能会说西南、西北，或者是内蒙、新疆之类的。这是去年的时候中国发布的贫困县的一个数字：中国的贫困县有592个，云南当时是最多的，有73个。陕西和贵州分别有50个。但是紧随其后的是河北，有39个。

我今天要说的是河北。为什么呢，这是我们平时不太会去关注，或者说不太会想到的一个地方，但它的局部贫困甚至要比其他地方来得更极端。这张图周边土黄色的颜色其实就是河北的各个县，它包围的中间那块淡黄色的就是北京。

当时我们做这个选题的时候是2005年，国务院新闻研究中心的一个新闻发布会发布的一个数据，首次把“环首都贫困带”这个问题提出来。对于我们来说，为什么河北这个地方是最贫困的呢？形象的说法是北京就像一台抽血机，它从周边的环境到畜牧业的限制发展，包括水资源、人才资源的吸储，形成了最后河北周边的一圈成为北京的一个贫困带。我就开始去寻找这中间的案例。

这个老人叫岳存宝，今年78岁，他的家就在北京的灵山脚下。灵山是北京南边的一座高山，老人家就住在灵山的南坡。他每天吃完饭走10分钟就能走到山顶，脚再跨一步的话就可以到北京了。

但是老人家这一辈子也没见过天安门。归根起来就一句话，他特别穷。穷到什么程度呢，比如说老人一双鞋子前面有很大的一个洞，这是他最好的一双鞋了。

又比如老人不识字，所以他一辈子所有的证件都不敢扔。

右下角那张存折，他一辈子唯一一张存折，存折上就78块钱，是老人一辈子的财富。老人是有现金的，但是他有多少钱呢，一个月50块钱人民币。

这样的个案又是他个别一个人吗？也不是。比如说在他们村里，最好的图景就在这幅墙上。

整个村里每天早晨有一辆车拉着运水，村里面最缺的是水资源。

又比如说村里最好的房子是一所教堂，是村里所有人的一个心灵的寄托，也是村里集资造的这么一个教堂。

老人家里面一头骡子，是他们最大的一笔财富了。

村里面放牧的羊群，正常的话要放到20公里以外的地方去，平时都见不到生人。羊一般见到人会跑的，我去看到那群羊的时候，它们就很奇怪地看着我，我走得很近它也不会跑开。

我有个朋友是《国家地理》的一个编辑。他说他在灵山看到一个画面觉得特别奇怪：河北人都在赶大马，北京人都在骑大马。这种画面，让我后来拍摄包括接触这样的画面，觉得特别心酸。

岳存宝老人一辈子很想去北京。村里经常有一些背包客会来来往往的，他会去找那些年轻人询问，比如北京是什么样子之类的。

这样的现象其实并不是一个个例。我花了大概四五个月的时间，把北京周围贫困带都去跑了一圈。我询问过很多很多人，这些人最后告诉我的是，不只是岳存宝一个老人。他们一辈子离北京很近，但是没去过北京。

这个村里人很少，基本上没有什么年轻人了。一个老太太走到村口买了一个什么东西，等她回去的时候就走不动了。村里也没有其他人帮她，她是爬着回去的。

这是岳存宝老人的儿子，到50多岁还一直打着光棍。

这是村里面所有现存的老人。

现在村里已经限制他们放牧了，因为草吃完之后会影响北京的生态。

村里面每个人现在能拿到的钱也是50块钱一个月，按他们这个收入，一辈子都不可能去北京。后来到采访快要结束的时候，我开着车把岳存宝老人带到了北京，让他在北京待了一圈。

后来我这个选题做完了，给这组选题起的标题叫《山的那头是北京吗？》。我有个朋友觉得这个标题还不太好，他就觉得应该叫《我爱北京天安门》。

我最近做的一个选题，讲述的是中国的沉陷区。这个选题其实还没有做完。

2008年发布的一个数据，中国有69个资源枯竭型的城市。大家看到这个画面主要拍摄的是一些地质环境大面积的沉陷。其实我要去讲述的是人的命运的一些沉陷，包括人的命运的变化，人的道德的一些沉沦。

这其中的人物有很多，有失地的农民，有一些官员，也有当地的一些毒贩。

“你是怎么找到这些人的？”

“你不害怕吗？”

“你打算一直做下去吗？”

这是关于报道摄影师这个职业，我平时听到最多的三个提问。我想说的是，你们看到我拍摄的人，成功的只是1个，但你看不到我失败的99个。

这两年，我开通了一个自己的摄影公众号，名字叫“看不见”，主要用文字发一些图片背后的故事。有人说，这是报道摄影最好的时代。我也不知道是不是。

在今天，一个报道摄影师能做什么呢？我想，可能也就只能是让人记得曾经有这样的一段真实过往，让他人看见那些“看不见”又或是装作没看见的事实。哪怕，我镜头前的他只是这段历史洪流中的一个小人物，就像鲁迅笔下的阿Q、朱自清《背影》里的父亲、路遥《平凡的世界》里的孙少平、孙少安，余华笔下的《兄弟》，一个个小人物的故事，不正是当代历史的真实切片吗？

前段时间有个朋友曾经发了这样一段话给我看：

这段话其实是《东邪西毒》里的一段对白，是我的好朋友尤文虎有一天发给我的。他问我，你看了这段话有没有一些同感？

我想想，觉得有很多相似之处，但仔细想想又觉得好像不太对。其实这些年无论是工作中遇到的那么多人，或者是经历了那么多事情，我仔细想想，如果用一个标题来概括的话，我觉得还是想说，感谢遇见你。

就像大家前面看到的那段视频，那是我在一次旅途中认识的一个姑娘，他教会了我第一次做视频；还有我打球的球友，他帮助我实现了大海远航梦想。

这是在缅北。

缅北从二战开始就一直是一个不消停的地方，战争就没有停止过。2015年的时候，我在失控区被反政府军扣押了。

这张照片是当时扣押我的那两个反政府军的军人。

当时他们在清理我的相机，我就假模假式地教他怎么拍照片，拍下了这样一些画面。

最后，我掏空了上衣口袋里的全部现金，请他们喝酒，四个人都喝倒了，我从后窗爬出，一路狂奔5个多小时跨回中国国境线。凌晨四点，稿子发完，我一下瘫软下来。发着高烧，在一个小旅馆里，整整睡了两天两夜。

但是回想起来，在缅甸的战区里，那个用AK47顶着我脑门的反政府军的军人，只要他没最后扣动扳机，我还是想说，感谢遇见你，让我有了人生中那么一段不一样的经历。

最后，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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