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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2024年，为促进经济回升向好，财政部发行期限为20年、30年、50年共1万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通过市场公开发行方式完成。此次1万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专项用于国家重大战略实施和重点领域安全能力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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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我国发行的超长期国债主要包含15年、20年、30年和50年四类期限品种。从整体来看，我国超长期国债的发行规模呈现稳步上行态势，但规模占比不高；从不同期限品种来看，我国的超长期国债以30年期为主，且发行期限呈现出逐渐拉长的趋势；从利率期限结构来看，我国超长期国债收益率曲线较为平坦，形态上整体向上倾斜，但期限利差逐步收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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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美国、日本、德国等为代表的国际超长期国债发行情况相比，我国的超长期国债在发行主体、发行方式、发行品种、计息方式、发行规模占比、不同期限品种表现以及利率期限结构上皆存在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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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以往几次发行的特别国债尤其是超长期特别国债相比，本次发行的超长期特别国债具有发行背景特殊、发行期限特长、发行规模特大、发行节奏特缓、发行结果特优、发行用途特别等诸多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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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超长期特别国债的发行具有重大意义：一是优化政府债务结构，降低政府债务风险；二是推动内需持续扩张，促进经济回升向好；三是助力新质生产力发展，推动经济转型升级；四是促进民营经济发展，提高经济发展活力；五是丰富居民投资渠道，提高居民财富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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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超长期特别国债的发行节奏较为平缓，从而有助于降低对债券市场供给端的冲击，同时，货币政策或在关键时间予以配合，必要时或进行降准操作，因此预计本次超长期国债的发行对市场难以形成显著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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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保险公司而言，本次发行的超长期特别国债能够为其资金配置提供重要渠道，未来应大幅增加对超长期特别国债的配置，以有效缓解其投资端压力；对于公募基金公司，未来应注重开发超长期特别国债公募产品，既能丰富我国当前超长期债券公募产品的种类，又能为投资者在“资产荒”背景下增加一类新的优质资产配置工具；对于理财公司而言，未来应考虑适当增加对超长期特别国债的配置，以优化投资结构，提高投资收益，而具备较强市场研究能力的国有理财公司和股份理财公司将更加适合增配超长期特别国债。
作者丨普益标准首席经济学家 王鹏教授 研究员黄迅、梁鑫垚
一、前言
2024年，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到，“为系统解决强国建设、民族复兴进程中一些重大项目建设的资金问题，从今年开始拟连续几年发行超长期特别国债，专项用于国家重大战略实施和重点领域安全能力建设，今年先发行1万亿元”。5月17日，财政部招标首发400亿元人民币30年期的超长期特别国债。所谓“特别国债”，是指服务于特定政策、支持特定项目需要而发行的国债，具有特定用途与特殊使命。而所谓“超长期国债”，是指发行期限在10年以上的国债。本次超长期特别国债的发行，是在我国经济结构转型升级、政府部门托底经济与提振需求的背景下产生，具有重要的政策意义与战略价值。那么，我国特别国债与超长期国债的发行历史与现状如何？我国的超长期国债与国际主要经济体的超长期国债有何差异？我国本次发行超长期特别国债有何特点与意义？本次超长期特别国债的发行对债券市场是否会形成冲击？在当前“资产荒”背景下，各类型资管机构如何有效配置超长期特别国债？上述问题都将在本报告中予以回答。
二、我国超长期特别国债的发展历程
由于超长期特别国债既具备特别国债的特点，又具有超长期国债特点，因此，本报告将从“特别国债”与“超长期国债”两方面对我国超长期特别国债的发展历程进行阐述。
（一）特别国债的发展历程
与普通国债相比，特别国债具有明显的“特殊性”（见表1）。
一是在收支预算决算表科目上，
根据《预算法》、《财政总会计制度》等法律法规的规定，普通国债收入通常计入“中央政府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债务收入”科目，而特别国债收入则通常计入“中央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中央特别国债经营基金财务收入”科目（其中，抗疫特别国债需单独计入“中央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抗疫特别国债财务基金收入”科目）；
二是在资金用途上，
普通国债主要承担弥补财政赤字的功能，属于常态化工具，而特别国债则是服务于特定政策、支持特定项目需要而发行，资金专款专用；
三是在审批流程上，
普通国债需年初由国务院提请全国人大审议发行额度，审议流程较为程序化，而特别国债通常只需国务院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并由财政部执行，其发行的审批机制与流程较为灵活；
四是发行模式上，
普通国债通常以市场化公开发行为主，而特别国债主要采取定向发行模式，认购方主要为国有商业银行，但也可以采取市场化发行模式，居民个人可以购买；
五是预算管理上，
普通国债纳入一般公共预算管理，列入财政赤字，而特别国债则纳入政府性基金预算，不列入财政赤字，计入年末国债余额。
除此次发行超长期特别国债外，我国历史上曾在1998年、2007年和2020年分别新发行三次特别国债，在2017年和2022年续作两次特别国债。
1995年，我国央行加入国际清算银行，我国银行业开始受《巴塞尔协议》约束。但当时我国商业银行存在大量不良资产，资本金严重不足。为解决我国银行业的生存与发展问题，1998年2月28日，第八届全国人大党委会第30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国务院提请审议的《财政部发行特别国债补充国有独资商业银行资本金》的议案。同年8月，财政部发行2700亿元30年期特别国债，年利率定为7.2%（2004年后下调至2.25%）。基于央行政策的支持，由四大行通过存款准备金率下调所释放的备付金（2400亿元）以及超额储备（300亿元）进行认购，财政部将此次的特别国债资金注入四大行以补充其资本金。由于发行期限长达30年，因此这次发行的特别国债实际上也属于超长期特别国债。
入世以来，我国出口竞争力持续增强，国际收支顺差不断扩大，外汇储备节节攀升，在强制结售汇背景下，基础货币大量投放，资产价格泡沫与国内通胀压力逐步上升。为此，财政部于2007年分别向农业银行定向发行1.35万亿元特别国债以及向社会公开发行2000亿元特别国债，用于向央行购买现汇，并成立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简称中投公司）。此次特别国债发行期限分为10年和15年，发行利率在4.3%~4.69%之间，并分别于2017年和2022年到期。2017年和2022年，财政部又分别发行6964亿元（期限为5年、7年和10年，发行利率为3.59%~3.6%之间）和7500亿元（期限为3年，发行利率为2.48%）特别国债进行续发，以偿还到期特别国债（2007年发行）本金。2007年发行的特别国债由于期限为10年和15年，因此其属于长期特别国债和超长期特别国债。
2020年，新冠疫情爆发对国内经济与社会发展产生巨大的负面影响。为此，财政部发行期限为5年、7年和10年共1万亿元抗疫特别国债，发行利率在2.41%~2.86%之间，通过市场公开发行方式完成。与之前特别国债本息全部由中央承担不同，此次1万亿特别国债，其中7000亿元通过转移分配给地方，主要用于公共卫生和重大疫情防控救治体系建设、应急物资保障体系建设等基建项目，该笔资金本金由地方分年偿还；剩余3000亿元调入一般公共预算收入，通过特殊转移支付机制下达县市，主要用于保就业、保基本民生、保市场主体，该笔资金本金由中央负担。同时，此次1万亿特别国债的利息全部由中央承担。由于此次特别国债的发行期限未超过10年，因此不属于超长期特别国债。
进入2024年，为促进经济回升向好，财政部发行期限为20年、30年、50年共1万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通过市场公开发行方式完成。其中，30年期和20年期超长期特别国债分别于5月17日和5月24日首发，发行规模各为400亿元，发行利率分别为2.57%和2.49%。此次1万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专项用于国家重大战略实施和重点领域安全能力建设。
（二）超长期国债的发展历程
按照发行期限划分，国债可分为短期国债、中期国债、长期国债。短期国债的期限在1年以内；中期国债的期限在1年以上、10年以下；长期国债的期限在10年及以上。其中，将期限超过10年的国债又称为“超长期国债”。目前，我国发行的超长期国债主要包含15年、20年、30年和50年四类期限品种。
从整体来看（见图1），我国超长期国债的发行规模自1998年起呈现稳步上行态势，尤其是2007年达到发行高峰，占当年国债发行总规模的38.83%。不过尽管发行规模保持增长态势，但规模占比自2007年开始逐步下滑，近年来基本保持在个位数水平。
从不同期限品种来看（见图2），我国的超长期国债以30年期为主，自1998年至2024年5月底，我国30年期超长期国债总规模达3.53万亿元，占整个超长期国债的比重超过一半以上。其余期限的超长期国债较为平均，15、20和50年期超长期国债的规模占比分别为16.85%、9.52%和17.30%。不过，从时间维度来看（见图1），不同期限的超长期国债的发行规模存在明显差异。2001年至2009年，我国发行的超长期国债以15年期国债为主，占该时期超长期国债发行总规模的64.90%，但此后再无发行15年期国债。2010年至2015年，20年、30年和50年期超长期国债的发行规模较为均衡，占该时期超长期国债发行总规模的比重分别为30.47%、40.37%、29.16%。但此后一度再未发行20年期超长期国债，直至2024年5月本次超长期特别国债才又再度启动20年期国债的发行。2016年至2023年，以30年期超长期国债的发行为主，占该时期超长期国债发行总规模的比重为76.36%。但50年期超长期国债的发行占比在该时期呈现逐年上升趋势，从2016年的21.89%上升至2023年的25%。由此可见，我国超长期国债的发行期限呈现出逐渐拉长的趋势。
从利率期限结构来看（见图3），当前我国超长期国债收益率曲线相较10年期及以下期限国债收益率曲线更为平坦，表明当前我国超长期国债的融资成本相对更低。同时，尽管当前我国国债收益率曲线整体向上倾斜，但期限利差逐步收窄。10年期与5年期国债利差、15年期与10年期国债利差以及20年期与15年期国债利差分别为20.69BP、10.98BP、6.65BP；20年期与10年期国债利差以及30年期与20年期国债利差分别为17.63BP和7.89BP。
三、国际超长期国债发行情况与对比
（一）美国超长期国债发行情况
目前，美国财政部发行的国债分为国库券（Treasury Bills）、国库票据（Treasury Notes）、国库债券（Treasury Bonds）、通胀保护债券（Treasury Inflation-Protected Securities，TIPS）和浮动利率票据（Floating Rate Notes，FRNs）五类。其中，美国国库债券发行期限分为20年和30年，美国通胀保护债券发行期限分为5年、10年和30年。因此，美国的超长期国债包含美国国库债券以及30年期美国通胀保护债券。美国超长期国债采取利率招标拍卖方式发行，国库债券的利率为固定利率，规定不得低于0.125%；通胀保护债券的票面利率为固定利率，同样规定不得低于0.125%，但由于其本金与通胀水平挂钩，因此最终的实际利率在票面利率基础上将可能有所浮动。
图4显示，美国超长期国债发行规模自1980年起呈现出阶段上行态势。2008年以前，美国超长期国债一直维持较低的发行规模，甚至在2002年和2003年两年未有发行。但自2008年开始，美国超长期国债的发行规模大幅上升，2021年达到峰值6050.25亿美元。不过，美国超长期国债的发行规模占所有国债发行规模的比重一直都保持在不超过4%的较低水平。
同时，图5也展示了美国不同期限超长期国债发行规模的变动情况。整体来看，美国超长期国债以30年为主，从1980年至2004年5月底，美国30年期超长期国债的发行总规模达3.93万亿美元，占整个超长期国债发行规模的比重接近80%。美国20年期超长期国债发行规模仍占据一定比重，达20.68%。而美国15年期超长期国债发行规模占比极小，仅为0.12%，且只在1980年发行过，此后再无发行。从时间维度来看（见图4），1981年至1986年，美国超长期国债以30年为主，但20年期超长期国债仍占据相当部分比重，二者在该时期的规模占比分别为63.3%和36.7%。1987年至2001年，美国超长期国债只发行了30年期国债，并于2002年至2003年暂停发行。2004年起，20年期超长期国债再度发行，至2009年共发行313.16亿美元，占该时期的发行规模比重达28%。2010年至2019年，美国超长期国债再度只发行30年期国债。2020年起，20年期超长期国债又再度发行，且占比较前期有所上升。2020年至2024年5月底，20年期与30年期超长期国债的发行规模占比分别为41.9%和58.1%。由此可见，美国超长期国债的发行期限尽管长期以来都以超长期30年为主，但近年来呈现出逐渐缩短的趋势。
此外，图6展示了当前美国国债的利率期限结构，可以发现，美国国债收益率曲线整体向下倾斜，短期国债收益率大幅高于中长期与超长期国债收益率，这主要是由于近年来美联储为抑制美国国内严重的通货膨胀而采取大幅加息的货币政策，从而导致短期国债收益率大幅上升，利率倒挂现象普遍。但期限利差仍呈现逐步收窄的特征，20年期与10年期国债利差以及30年期与20年期国债利差分别为22BP 和-8BP。
（二）日本超长期国债发行情况
从利率的偿还形式来划分，日本的国债分为固定利率国债和浮动利率国债。固定利率国债的期限包括2年、5年、10年、20年、30年和40年的国债以及期限1年甚至更短的国库券，浮动利率国债包括期限10年和15年的国债。因此，日本的超长期国债包含20年、30年和40年期的固定利率国债以及15年期的浮动利率国债。其中，浮动利率国债与美国的通胀保护债券类似，其票面利率固定，但本金与通胀水平挂钩。同时，日本超长期国债通常采取公募招标方式发行。
从图7的统计数据来看，2004年至2023年，日本超长期国债的发行规模整体呈现逐步上升的态势，至2023年，已达29.4万亿日元的最高值。但从占所有国债发行规模的比重来看，日本超长期国债的发行规模占比基本保持在13%至19%的区间水平，2020年疫情爆发当年出现明显下滑，但随后逐步上升，至2023年，占比恢复至16.49%。
对比日本不同期限超长期国债发行规模占比可以发现（见图8），从2004年至2023年，日本超长期国债中20年期超长期国债发行规模最高，达24.6万亿日元，占比为55.56%，表明日本超长期国债主要以20年期为主。从各期限发行规模变动情况来看（见图7），2004年至2008年，15年期浮动利率超长期国债的发行规模逐年下滑，2008年以后再无发行。20年期超长期国债发行规模占超长期国债发行总规模的比重尽管自2004年至2023年每年都保持在43%以上，但较为稳定，从2004年43.89%的占比小幅上升至2023年48.98%的占比。30年期和40年期超长期国债发行规模占比则呈现出显著上升的态势，30年期超长期国债发行规模占比自2004年12.20%大幅上升至2023年36.73%，40年期超长期国债自2007年开始发行，发行规模占比从2007年的0.65%大幅上升至2024年的14.29%。由此可见，日本超长期国债的发行期限尽管以20年期为主，但近年来呈现出逐步拉长的趋势。
图9显示了日本国债的利率期限结构，可以看到，当前日本超长期国债收益率曲线较其余期限国债收益率曲线更为平坦，表明当前日本超长期国债的融资成本相对更低。同时，尽管当前日本国债收益率曲线整体向上倾斜，但期限利差却逐步收窄。20年期与10年期国债利差、30年期与20年期国债利差以及40年期与30年期国债利差分别为79BP、31BP和20BP。
（三）德国超长期国债发行情况
德国的国债主要分为联邦债券、联邦票据、联邦国库券、折价国库券、与通胀挂钩的国债以及绿色国债几种类型。其中，联邦债券、联邦票据、联邦国库券与折价国库券又属于常规型联邦债券。联邦债券的期限有30年、15和10年三种；联邦票据的期限为5年；联邦国库券的期限为2年；折价国库券也叫零息债券，期限通常为6个月；与通胀挂钩的国债分为30年期国债、10年期国债和通胀指数国债；绿色国债分为30年期国债、10年期国债、联邦票据和联邦国库券。因此，德国超长期国债包括30年期与15年期联邦债券、30年期与通胀挂钩的国债以及30年期绿色国债。其中，除与通胀挂钩的国债外，其余国债（包括超长期国债）均为固定利率。与通胀挂钩的国债与日本和美国一样，采用浮动利率，即固定票面利率，而本金挂钩通胀水平。同时，德国超长期国债采取拍卖方式发行。
从德国超长期国债发行情况来看（见图10），发行规模自1997年至2019年平均保持在103.71亿欧元，自2020年起出现大幅增长，仅2020年当年的发行规模就达到869.5亿欧元，较2019年上涨幅度达483.56%。从超长期国债发行规模占所有国债发行总规模的比重来看（见图10），该比重自1997年至2009年整体呈现波动下行态势，而自2010年起又出现震荡上行趋势。截至2024年4月底，该比重达到16.36%的高点。
从德国不同期限超长期国债发行规模占比来看（见图11），从1997年至2024年4月，30年期联邦债券的发行规模达4079.34亿欧元，占超长期国债发行规模的比重达79.14%，表明德国的超长期国债以30年期为主，发行期限较长。从各期限的发行规模变动情况来看（见图10），1997年至2014年，德国超长期国债仅有30年期联邦债券这类产品。2015年至2019年出现30年期与通胀挂钩的国债，但其占比较低。自2020年和2021年起，15年期联邦债券和30年期绿色债券又分别开始发行，其中，15年期联邦债券占据一定比重，2021年曾一度达到41.83%，而30年期绿色债券的占比一直都较低。由此可见，德国超长期国债的发行期限以30年期为主，且近年来呈现小幅缩短的趋势。
从当前德国国债的利率期限结构来看（见图12），德国国债收益率曲线整体呈现向下倾斜的形态，期限更短的国债收益率高于期限更长的国债收益率，从而出现利率倒挂现象，这主要受到近年来欧洲央行为抑制通胀而采取的多次加息政策影响。同时，期限利差也呈现走阔特征，10年期与5年期国债利差以及15年期与10年期国债利差分别为-4BP和18BP。
（四）国内外超长期国债发行对比
通过对以美国、日本和德国为代表的国际超长期国债发行情况进行分析可以发现，国内外超长期国债发行情况存在部分差异，具体如表3所示。
四、我国超长期特别国债发行的特点与意义
（一）我国超长期特别国债发行的特点
与以往几次发行的特别国债尤其是超长期特别国债相比，本次发行的超长期特别国债具有如下明显特点：
1. 发行背景特殊。
首先，尽管我国经济当前正逐步企稳，但经济增长仍然面临有效需求不足、社会预期较弱等诸多难题。截至2024年4月，CPI同比增速0.3%，PPI同比增速仍然保持-2.5%的负增长，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速下滑至2.3%，房地产开发投资累计同比进一步扩大至-9.8%。因此，宏观逆周期调控与跨周期调节就成为经济稳增长的重要手段。其次，当前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偏高，截至2023年末，我国地方政府债务余额达41.75万亿元，而中央政府的杠杆率相对较低，截至2024年一季度，中央政府杠杆率为23.9%，较地方政府杠杆率32.8%低8.9个百分点，这也为推动积极的财政政策提供了充足的空间。再次，当前我国处于经济新旧动能转换的特殊时期，因此需要金融财政的大力支撑，以促进新动能的提升以及经济的稳定发展。
2. 发行期限特长。
前几次特别国债的发行期限最长只有30年，且大部分的发行期限都不超过10年。本次发行的超长期特别国债最长期限达50年。由于本次超长期国债专项用于国家重大战略实施和重点领域安全能力建设，而这些领域重大项目和重大工程通常具有建设周期长、投资回报慢等特点，因此，本次超长期特别国债给予的超长发行期限能够为这些领域的项目与工程建设提供充足的资金保障。
3. 发行规模特大。
尽管2024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今年先发行1万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但同时还提到“从今年开始拟连续几年发行超长期特别国债”。考虑我国正处于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等远景目标的关键阶段，且当前我国经济发展面临众多复杂且严峻的内外部问题。因此，为稳增长、促就业、实现中长期经济社会发展目标，就需要宏观政策持续发力。预计未来连续3至4年（即“十四五”末期至“十五五”中期）可能都会安排超长期特别国债的发行。如果保持每年1万亿元的发行规模，则本次超长期特别国债的发行总规模将突破3至4万亿元，达到历史之最。
4. 发行节奏特缓。
表4显示，今年的超长期特别国债将分22次发行，首次发行时间定于5月17日，至11月15日发行结束，共持续6个月左右，而前几次的特别国债大多在1至2个月内集中发行。相比之下，今年的超长期特别国债的发行节奏更显平缓，整体供给较为均匀，因而能够降低对市场流动性的冲击。
5. 发行结果特优。
从本次发行的首期30年超长期特别国债来看，其加权中标收益率为2.57%，较最近一次（4月29日）30年期国债的加权利率（2.6083%）下降3.83BP，表明此次发行的超长期特别国债具有较低的融资成本，从而能够降低中央政府的付息压力，使得中央政府能够以更低的融资成本开展国家重大战略实施和重点领域安全能力建设的工作，进而推动国民经济长期稳定的发展。此外，根据中标结果显示，首发的30年期超长期特别国债的全场倍数为3.9倍，边际倍数为382.6倍，较高的全场倍数与边际倍数也显示出投资者对超长期特别国债具有较高的认购热情。
6. 发行用途特别。
与前几次特别国债的发行用于补充四大行资本金、注资特定金融机构、支持抗疫等具体事项不同，本次发行的超长期特别国债聚焦于国家重大战略实施和重点领域安全能力建设，重点支持科技创新、城乡融合发展、区域协调发展、粮食能源安全、人口高质量发展等领域建设，这些投向领域皆关系着我国的强国建设与民族复兴，是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领域，对于社会主义现代化远景目标的实现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
（二）我国超长期特别国债发行的意义
本次超长期特别国债的发行意义重大，主要集中在以下几方面：
1. 优化政府债务结构，降低政府债务风险。
2023年10月底召开的中央金融工作会议提出，“建立防范化解地方债务风险长效机制，建立同高质量发展相适应的政府债务管理机制，优化中央和地方政府债务结构”。图13展示了我国政府部门杠杆率的变动情况，可以发现，我国政府部门杠杆率呈现逐年上升态势。其中，中央政府部门杠杆率尽管整体保持上升，但上升幅度平缓，而地方政府部门杠杆率则上升较快。2021年3月开始，地方政府杠杆率开始超过中央政府杠杆率，且差距不断扩大，至2024年3月，地方政府杠杆率与中央政府杠杆率分别为32.8%和23.9%，相差8.9个百分点。这表明，中央政府加杠杆的空间相较地方政府更大，而此次超长期特别国债的发行也恰好印证了这一结论。此次超长期特别国债的发行将有助于中央与地方政府债务结构的调整与优化，使得中央与地方政府的杠杆率更加趋于平衡。同时，图14显示，我国地方政府债务余额不断攀升，截至2024年4月，我国地方政府债务余额达41.75万亿元。在当前经济下行期，我国地方政府债务要获得改善将面临较大困难。由于超长期特别国债具有更低的融资成本与更长的发行周期，因此，超长期特别国债的发行将有助于置换具有高成本与短周期的地方政府债务，能够为地方政府腾挪更多的财政空间，从而缓解其债务压力，降低债务风险。
2. 推动内需持续扩张，促进经济回升向好。
图15显示，截至2024年4月，CPI当月同比为0.3%，自2023年跌破1%后持续保持低位运行；PPI当月同比为-2.5%，自2022年10月以来连续19个月保持负增长；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当月同比为2.3%，持续处于低位；房地产开发投资完成额累计同比为-9.8%，自2022年4月以来一直处于负增长。显然，当前我国居民的消费需求仍然偏弱，房地产投资仍旧处于下行阶段，企业部门和家庭部门主动消费与加杠杆投资的动力都不强，宏观经济增长面临总需求不足的矛盾较为突出。在此背景下，发行超长期特别国债，能够为政府提供更多资金用于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等重大建设项目中，从而有助于提振市场信心、激发投资活力、改善内需不足局面、增强经济发展动能，最终推动我国经济回升向好。
3. 助力新质生产力发展，推动经济转型升级。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当前，中国正以高水平开放促进深层次改革、推动高质量发展，改造提升传统行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布局建设未来产业，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培育新质生产力是实现新旧动能转换和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这需要政府在财政上给予强力的支持。此次发行的超长期特别国债将专项用于国家重大战略和重点领域安全能力建设，涉及科技创新、城乡融合发展、区域协调发展、粮食能源安全、人口高质量发展等新质生产力领域，有助于培育一大批具有先进创新能力与市场发展潜力的新兴产业与高科技企业，从而为我国经济的转型升级与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大的支持，为我国未来的经济增长提供巨大的动能。
4. 促进民营经济发展，提高经济发展活力。
2023年7月国务院发布的《国务院关于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意见》中指出，“民营经济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力军，是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基础，是推动我国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重要力量”。自2010年起，我国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中民间投资占比持续保持在50%以上（见图16），表明民间投资在支撑经济发展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同时，从2024年开始，受政策鼓励与推动的影响，我国各地区的民营企业数量呈现出显著的上涨趋势，新增民营企业累计同比呈现爆发式增长，民营经济的活力持续显现（见图17）。而本次发行的超长期特别国债将通过直接投资、资本金注入、投资补助、贷款贴息等方式进一步发挥中央预算内投资对民间资本等社会资本的撬动作用，充分吸引民间资本等社会资本的参与积极性，在保障国家重大战略和重点领域安全能力建设的同时，也有力地推动民营经济的稳定发展，从而进一步提高经济发展的活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