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杰弗里·萨克斯
（
哈佛大学国际研究中心主任
）
导读：
英国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指出，全球化可提高全球福祉，并逐步缩小不同地区的发展差距，最终达致“势均力敌”（
equality of courage and force
）的态势。他的观点得到了历史的印证，而我们正目睹又一轮全球格局的峰回路转。
在历史的循环往复中，全球势力在此消彼长中不断形成新的均衡。
1500
年，亚洲是全球中心，人口和经济均占世界总量的
65%
。哥伦布发现新大陆、达伽马绕过好望角抵达东印度群岛，掀起了第一波全球化浪潮，也揭开了欧洲兴盛的序幕。英国工业革命更是将亚洲引领世界经济方向的局面彻底扭转。
1900
年，欧洲成为全球的主导，经济占世界总量的
47%
。此时，深受欧洲殖民掠夺之苦的亚洲、非洲和美洲地区却停止了发展的脚步。然而，随后爆发的两场世界大战和一场经济大萧条将欧洲拖入深渊。
1950
年，全球主导地位转移至迅速崛起的美国，其经济超越西欧，占到了世界总量的
27%
。冷战结束后单极世界的建立更进一步增强了美国称霸世界的雄心。但如今，美国的主导地位却愈发受日益崛起的亚洲、非洲及中东地区制衡。这些地区在结束了数百年被殖民统治的历史后，开启了追赶式发展，“追赶者”同“领头羊”的差距不断缩小。
中国在全球格局演变中也经历了跌宕起伏。
1500
年，中国在世界经济总量中的占比高达
25%
，
1900
年降至
11%
，
1950
年进一步下滑至
5%
。而根据
IMF
的最新统计，
2016
年中国在世界经济总量的占比已达到
18%
，略高于美国的
16%
。中国已经成功实现了追赶。
人类历史证明，亚当·斯密对全球化下世界格局终将达致“势均力敌”态势的判断是极富远见的。科技的进步和普及、人口结构的变化正潜移默化地改变着当前的世界格局。作者认为，未来任何国家或地区都无法在经济、技术和人口方面占据绝对主导，我们不会步入“中国世纪”、“印度世纪”，抑或任何一个国家主导的世纪，而将步入一个“世界世纪”。这一全球格局对我们这个时代外交政策带来的最大挑战在于，如何在众多相互竞争、科技发达的地区之间开展合作，以及如何共同应对棘手的环境和健康危机。作者认为，以美国为代表的大国应重新审视各自的外交政策，坚决防止因固守某个地区或国家必须占据主导地位的陈旧思维而导致无谓的暴力冲突，通过合作来更好应对人类共同面临的挑战。
在
1776
年出版的《国富论》中，亚当·斯密描述了全球化早期进程中的一些事件，最初的两个标志性事件分别为
1492
年哥伦布发现欧洲到美洲的航线，以及
1498
年瓦斯科·达·伽马从欧洲航行至印度。斯密在书中写到“美洲大陆的发现以及从好望角到东印度群岛的航行，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和最重要的两个事件”。历史已经证明了斯密的判断。现在轮到我们这一代人来开启全球化的另一节重要篇章，而这需要美国和世界其他主要国家来重新审视自己的外交政策。
斯密指出，全球化能够提高全球福祉，“通过某种方式将世界上相距遥远的各地连接在一起，通过使他们相互满足各自的需求，全球化可以提升不同地区的幸福指数，同时促使各地相关产业的发展”。斯密还指出，在哥伦布和达伽马航行后而引发的第一波全球化浪潮中，由于欧洲人即使对当地人实施奴役或政治压迫，却仍可以凭借“武力优势”而“逍遥法外”，从而导致美洲大陆和亚洲地区的人民深受其害。
然而，斯密也预见到在未来的时代，美洲和亚洲“会变得更加强大，或者欧洲会日渐衰落”，从而达到一种“势均力敌”的状态，而这种状态将带来“对彼此权益的相互尊重”。斯密认为，国际贸易和“信息知识的相互交流”（即思想和技术的国际流动）将推动这种均衡状态的早日实现。
斯密的预测已经被事实印证。我们这一代人见证了历史趋势的峰回路转，欧洲（以及随后的美国）在享受了几百年的全球主导地位之后，现如今正在受到日益崛起的亚洲、非洲、中东以及美洲的力量制衡。在过去的
75
年，或者甚至可以说在过去
125
年里，美国的外交政策是建立在北大西洋地区，即西欧和美国，引领全球经济这一前提假设之上。然而，这种由北大西洋经济体引领的全球化正在走向终结。我们目前看到的存在于世界很多地区的紧张局势正是这种旧秩序逐渐消亡的最佳例证。
在哥伦布和达伽马时代的世界，据已故经济史学家安格斯·麦迪森的估算，
1500
年，世界人口状况大致如下。全世界
4.4
亿人口的区域分布情况为：亚洲地区占
65%
；非洲地区占
11%
；欧洲地区（包括东欧和西欧）占
20%
；美洲地区占
4%
。全世界经济产出的区域分布情况则为：亚洲地区占
65%
；非洲地区占
8%
；欧洲地区占
24%
；美洲地区占
3%
。当时的世界很贫穷，各区域都处于乡村状态，实力强大的农业帝国则位于东南亚。
尽管在哥伦布新发现之后随之兴起的商业往来，让欧洲在亚洲地区有了立足之地，同时还让欧洲人征服了美洲大陆，但真正创建了欧洲时代的，却正是那场由蒸汽机的发明、工业钢铁的生产、科学种田以及纺织机械化所引发的英国工业革命。到
1900
年，不管是世界政治还是世界经济，很大程度上都被掌控在欧洲的手上。亚洲仍然是全球人口中心，但却不再是世界经济中心。
当时的世界人口和收入比例大致如下。
1900
年，全世界约
16
亿的人口区域分布情况为：亚洲地区占
56%
；欧洲地区占
27%
；非洲地区占
7%
；美洲地区占
9%
。根据麦迪森的估算，全世界经济产出的区域分布情况则为：亚洲地区占
28%
；欧洲地区占
47%
；非洲地区占
3%
；美洲地区占
20%
。其中，美洲地区的产出绝大部分来自于美国经济。亚洲地区的经济占比显著下降；欧洲地区的经济产出则飞速上升。如果我们将目光聚焦在西欧、美国和加拿大（即北大西洋经济体）上面，
1900
年，上述三者的经济产出之和占世界总产出的
51%
，这一数字令人瞩目。
中国的情况格外引人关注。据估算，
1500
年，中国经济占世界经济的比重为
25%
，而到
1900
年，这一数字则仅为
11%
。很明显，亚洲引领世界经济的方向被工业革命的爆发完全调转过来。到
1900
年之际，世界被牢牢掌控在北大西洋经济强国的手中。特别是英国，处于权力之巅，正因如此，那个时代也常常被称为“大不列颠治下的和平”。然而，这种全球和平并不像欧洲人自己预想的那样普遍存在。原因在于，欧洲人在非洲和亚洲地区发起战争、掠夺土地，并抑制由当地人发起的旨在反抗欧洲人统治的暴力叛乱（欧洲人称之为“恐怖主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