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杰弗里·萨克斯（哈佛大学国际研究中心主任）
导读：英国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指出，全球化可提高全球福祉，并逐步缩小不同地区的发展差距，最终达致“势均力敌”（equality of courage and force）的态势。他的观点得到了历史的印证，而我们正目睹又一轮全球格局的峰回路转。
在历史的循环往复中，全球势力在此消彼长中不断形成新的均衡。1500年，亚洲是全球中心，人口和经济均占世界总量的65%。哥伦布发现新大陆、达伽马绕过好望角抵达东印度群岛，掀起了第一波全球化浪潮，也揭开了欧洲兴盛的序幕。英国工业革命更是将亚洲引领世界经济方向的局面彻底扭转。1900年，欧洲成为全球的主导，经济占世界总量的47%。此时，深受欧洲殖民掠夺之苦的亚洲、非洲和美洲地区却停止了发展的脚步。然而，随后爆发的两场世界大战和一场经济大萧条将欧洲拖入深渊。1950年，全球主导地位转移至迅速崛起的美国，其经济超越西欧，占到了世界总量的27%。冷战结束后单极世界的建立更进一步增强了美国称霸世界的雄心。但如今，美国的主导地位却愈发受日益崛起的亚洲、非洲及中东地区制衡。这些地区在结束了数百年被殖民统治的历史后，开启了追赶式发展，“追赶者”同“领头羊”的差距不断缩小。
中国在全球格局演变中也经历了跌宕起伏。1500年，中国在世界经济总量中的占比高达25%，1900年降至11%，1950年进一步下滑至5%。而根据IMF的最新统计，2016年中国在世界经济总量的占比已达到18%，略高于美国的16%。中国已经成功实现了追赶。
人类历史证明，亚当·斯密对全球化下世界格局终将达致“势均力敌”态势的判断是极富远见的。科技的进步和普及、人口结构的变化正潜移默化地改变着当前的世界格局。作者认为，未来任何国家或地区都无法在经济、技术和人口方面占据绝对主导，我们不会步入“中国世纪”、“印度世纪”，抑或任何一个国家主导的世纪，而将步入一个“世界世纪”。这一全球格局对我们这个时代外交政策带来的最大挑战在于，如何在众多相互竞争、科技发达的地区之间开展合作，以及如何共同应对棘手的环境和健康危机。作者认为，以美国为代表的大国应重新审视各自的外交政策，坚决防止因固守某个地区或国家必须占据主导地位的陈旧思维而导致无谓的暴力冲突，通过合作来更好应对人类共同面临的挑战。
在1776年出版的《国富论》中，亚当·斯密描述了全球化早期进程中的一些事件，最初的两个标志性事件分别为1492年哥伦布发现欧洲到美洲的航线，以及1498年瓦斯科·达·伽马从欧洲航行至印度。斯密在书中写到“美洲大陆的发现以及从好望角到东印度群岛的航行，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和最重要的两个事件”。历史已经证明了斯密的判断。现在轮到我们这一代人来开启全球化的另一节重要篇章，而这需要美国和世界其他主要国家来重新审视自己的外交政策。
斯密指出，全球化能够提高全球福祉，“通过某种方式将世界上相距遥远的各地连接在一起，通过使他们相互满足各自的需求，全球化可以提升不同地区的幸福指数，同时促使各地相关产业的发展”。斯密还指出，在哥伦布和达伽马航行后而引发的第一波全球化浪潮中，由于欧洲人即使对当地人实施奴役或政治压迫，却仍可以凭借“武力优势”而“逍遥法外”，从而导致美洲大陆和亚洲地区的人民深受其害。
然而，斯密也预见到在未来的时代，美洲和亚洲“会变得更加强大，或者欧洲会日渐衰落”，从而达到一种“势均力敌”的状态，而这种状态将带来“对彼此权益的相互尊重”。斯密认为，国际贸易和“信息知识的相互交流”（即思想和技术的国际流动）将推动这种均衡状态的早日实现。
斯密的预测已经被事实印证。我们这一代人见证了历史趋势的峰回路转，欧洲（以及随后的美国）在享受了几百年的全球主导地位之后，现如今正在受到日益崛起的亚洲、非洲、中东以及美洲的力量制衡。在过去的 75 年，或者甚至可以说在过去125年里，美国的外交政策是建立在北大西洋地区，即西欧和美国，引领全球经济这一前提假设之上。然而，这种由北大西洋经济体引领的全球化正在走向终结。我们目前看到的存在于世界很多地区的紧张局势正是这种旧秩序逐渐消亡的最佳例证。
在哥伦布和达伽马时代的世界，据已故经济史学家安格斯·麦迪森的估算，1500年，世界人口状况大致如下。全世界4.4亿人口的区域分布情况为：亚洲地区占65%；非洲地区占11%；欧洲地区（包括东欧和西欧）占20%；美洲地区占4%。全世界经济产出的区域分布情况则为：亚洲地区占65%；非洲地区占8%；欧洲地区占24%；美洲地区占3%。当时的世界很贫穷，各区域都处于乡村状态，实力强大的农业帝国则位于东南亚。
尽管在哥伦布新发现之后随之兴起的商业往来，让欧洲在亚洲地区有了立足之地，同时还让欧洲人征服了美洲大陆，但真正创建了欧洲时代的，却正是那场由蒸汽机的发明、工业钢铁的生产、科学种田以及纺织机械化所引发的英国工业革命。到1900年，不管是世界政治还是世界经济，很大程度上都被掌控在欧洲的手上。亚洲仍然是全球人口中心，但却不再是世界经济中心。
当时的世界人口和收入比例大致如下。1900年，全世界约16亿的人口区域分布情况为：亚洲地区占56%；欧洲地区占27%；非洲地区占7%；美洲地区占9%。根据麦迪森的估算，全世界经济产出的区域分布情况则为：亚洲地区占28%；欧洲地区占47%；非洲地区占3%；美洲地区占20%。其中，美洲地区的产出绝大部分来自于美国经济。亚洲地区的经济占比显著下降；欧洲地区的经济产出则飞速上升。如果我们将目光聚焦在西欧、美国和加拿大（即北大西洋经济体）上面，1900年，上述三者的经济产出之和占世界总产出的51%，这一数字令人瞩目。
中国的情况格外引人关注。据估算，1500 年，中国经济占世界经济的比重为25%，而到1900年，这一数字则仅为11%。很明显，亚洲引领世界经济的方向被工业革命的爆发完全调转过来。到1900年之际，世界被牢牢掌控在北大西洋经济强国的手中。特别是英国，处于权力之巅，正因如此，那个时代也常常被称为“大不列颠治下的和平”。然而，这种全球和平并不像欧洲人自己预想的那样普遍存在。原因在于，欧洲人在非洲和亚洲地区发起战争、掠夺土地，并抑制由当地人发起的旨在反抗欧洲人统治的暴力叛乱（欧洲人称之为“恐怖主义”）。
1914年至1945年期间，欧洲几乎是经历了政治自杀：两次世界大战和一场经济大萧条。到 1950年之时，北大西洋的领导地位已经从被战争拖垮的英国转移至美国。为躲避希特勒的屠杀，大批难民涌入美国，并将欧洲在希特勒统治前的先进科技也带入了美国。以1950年为例，美国经济占世界经济的比重约为27%，西欧约占26%，苏联占9%，中国占5%。
1942年，《时代周刊》杂志编辑亨利·露丝宣称美国世纪的到来。美国人很快接受了这种观念。它符合长期以来美国对其自身的描述：美国是一个杰出的国家，是一个上帝创造出来的终结旧世界背信弃义的国家，是一个承载着将北美大陆（通过种族清洗和对土著民的种族屠杀）以及随后整个世界带入文明时代的使命的国家，是“全人类最后的伟大希望之所在”。
1945年至1991年间，美国外交政策的构建背景是冷战。尽管美国在经济领域称霸世界，但由苏联引领的共产主义同盟国家却在意识形态以及地缘政治领域对美国构成了威胁。尽管“遏制”苏联成为当时被广泛接受的一种教条观念，但美国“主流派”（“primacists”）与“现实派”（“realists”）之间的矛盾分歧日渐凸显。前者认为，通过采取遏制手段将逐渐成就一个伟大恢弘的理念，即美国将引领全世界，而后者则将采取遏制手段更多地视为一种传统的力量制衡措施。
有趣并值得关注的是，最早提出采取遏制手段的乔治•柯南对“主流派”的观点却嗤之以鼻，他认为这是一种非常危险的傲慢情绪，那种美国会统领世界的断言是虚幻且无法实现的。除了上述两种观点外，还有我此前将其称为“合作派”（“cooperatists”）的第三类观点。他们认为冷战本身并不是必须存在，或者至少说其必要性被过分夸大了。美国和苏联完全可以通过直接合作来避免冲突和对抗。
二战的结束（大体而言）标志着欧洲帝国在非洲和亚洲地区统治的终结，当然这一去殖民化的进程跨越了数十年，且其间充满了暴力。美国经常将去殖民化误视为冷战本身，正因如此，美国主动承接了针对那些反殖民主义力量的斗争。其中，最值得一提也最具有破坏力的当属美越之战。1955 年法国撤出越南，在随后二十年中，美国为阻止越南统一而对其发动了战争，并最终以失败而告终。同样，美国试图插足于去殖民地化后的中东地区，一方面旨在将苏联的势力彻底清除，另一方面则旨在将埃克森美孚和雪佛龙留在中东。
欧洲帝国的消失使得新独立的非洲和亚洲国家有了新的投资机会，特别是在教育、公共卫生和基础设施方面。至少有些国家是非常好地利用了这个机会。中国的苏醒始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在过去200年里日渐强盛的欧洲霸主地位开始逐渐让位于一种“追赶过程”。这期间，一些过去的殖民地国家开始采用现代技术、传播知识文化、采取疾病防控，并通过融入全球生产体系而实现了超越北大西洋经济体的发展速度，这其中最成功的案例存在于亚洲地区。北大西洋领头羊国家与发展中国家“追随者”之间的差距终于开始缩小。
最成功的案例确实当属亚洲。首先是日本，从二战中很快恢复过来后，日本逐渐成为工业强国。其次是“亚洲虎”，即香港、新加坡、台湾和韩国。然后就是中国，毛泽东去世后，邓小平当政。1978年中国开启市场经济改革。20世纪80年代，亚洲的案例激发东欧和苏联国家开始效仿开启市场改革，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的上台使得这一改革成为可能。而这种改革的最初结果更多体现在政治而非经济上。1989年，东欧国家和平脱离苏联，1991年底，苏联解体为15个共和国。
1992年，美国“主流派”环顾世界，认为其美国将雄霸世界的断言得到了现实的印证。美国的劲敌消失了，曾经的美苏两极权力结构被单极世界所取代。“主流派”曾经预言的“历史终结”近在咫尺。
然而，那些“主流派”却忽视了另一个重要的事实，那就是1992年对中国而言却意味着其加速增长的拐点。1992年，美国经济产出占世界经济总量的20%，中国只占5%。在经历了25年的加速增长后，2016年中国经济总量在世界经济中的占比已经达到18%，略高于美国的16%（上述数字均为IMF的最新统计）。中国已经追赶上了历史。
与此同时，支撑新一代全球经济增长的信息技术浪潮，正在世界各地迅速兴起。科技革命将不仅仅为美国，而是为全世界创造更多的财富。中国现在是世界上最大的互联网用户，世界各地的宽带使用数量也是突飞猛进。
人口的变化趋势同样助推了世界经济重心向亚洲和非洲转移。来看如下一组数据：1950年，美国、加拿大和欧洲地区的人口数量占世界人口总数的29%，2015年，这一数字下降到15%。
到2050年，这一比重会继续下降，可能会降至12%（基于联合国预测）。相反，1950年，非洲地区的人口数量占世界人口总数的9%，2015年，这一数字上升为15%。到2050年，这一比重将可能上升为25%。2050年，美国人口数量占世界人口总数的比重将不会发生太大变化，仍维持在目前 4%左右的水平。
世界已经发生了根本性改变，美国需要重新审视其外交政策。亚洲已经实现了飞速赶超，目前轮到非洲的加速发展，信息技术革命正在全球范围内风起云涌，全球人口格局也发生着重大变化。
关键还在于，北大西洋的主导地位正在成为渐行渐远的世界历史。这段历史开始于哥伦布，飞速发展于詹姆斯·瓦特和其发明的蒸汽机，体制化于大英帝国的建立，直到1945年，美国世纪的到来。然而，这段历史已经走完了其全部历程。现在的美国依然强大和富裕，但已经不再占据主导地位。
我们不会简单地步入“中国世纪”，“印度世纪”，抑或任何一个国家主导的世纪，我们将要步入的是“世界世纪”。科学技术的迅速普及和民族国家的独立主权都意味着任何一个国家或地区都无法在经济、技术或人口等方面主导全世界。此外，随着世界人口增长放缓和人口老龄化的到来，世界将有越来越多的老年人。1950年，中国人口的中位年龄（在这个年龄以上的人数和以下的人数相等）是24岁，2015年则上升至37岁。2050年，预计将进一步上升至50岁。美国人也不再年轻，到本世纪中叶，美国人口的中位年龄将为42岁。历史经验表明，当人口总数中青年人的占比突出时，矛盾冲突将处于频发状态。而目前，我们的人口比例中老年人的占比将会越来越高。
如果我的观点大体正确，那么我们这个时代所面临的外交政策的最大挑战就在于，在众多相互竞争且科技水平发达的地区之间开展合作，最为迫切的任务在于应对我们共同面对的环境问题以及健康危机。我们应该超越过往的大帝国、去殖民化以及冷战时代。世界已经实现了很早前就已被亚当·斯密预见到的“勇气与力量的均等”。我们应该欣然踏入可持续发展的时代。所有国家，特别是那些大国都应将下述三项任务视为其追求的最为重要的目标：通过合作来共同保护环境，彻底消除极端贫困，以及坚决防止因固守于某地或某国必须占据主导地位的陈旧思想而导致的无谓暴力冲突的发生。（完）
文章来源：原文英文题目为“The shifting global landscape”，刊登于《Boston Globe》2017年1月22日（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
本篇编辑：彭淳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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