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最触目惊心的房地产崩溃轮回，什么时候降临到中国头上？

二十世纪初，美国经济进入历史上最繁荣的时期。

首先是工业革命的升级，汽车、电话、电力工业不断进步，带来了生产效率的飞跃。其次是欧洲的一战，带来对军工设备、食品、医药等的强烈需求。资本家们拼命扩建工厂，招揽从农村涌进城市里来的孩子，将城市化浪潮推向了高峰。

▲20年代美国汽车工人

到了20年代，一个强大的美国中产阶层形成了。到处都是工作机会，奖金丰厚，假期众多，人们都可以买得起小汽车玩自驾游了，买房增值保值更加成为了大家的共识。

这种现象在半个世纪之后的日本同样上演。

1973年的石油危机过后，日本经济迅速恢复，其节能型小汽车在全球广受欢迎，尤其是在美国市场上将通用、福特、克莱斯勒打的丢盔弃甲。家电、高铁、电子游戏等产业也得益于新技术的进步，迅速兴起。持续的货币贬值，使得出口业的竞争力更加强大。

▲80年代大萧条前的日本

1980年代中期，日本外汇储备超过4000亿美元，占当时世界外汇储备的一半。日本也取代了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债权国。豪起来的日本人到全世界去收购、旅游、爆买，当然最刚需的还是日本的房子。

东南亚也有过这一段似曾相识的荣光。

▲80年代,乔治敦,槟城,马来西亚

80年代日本富起来之后，大量的资本跑到东南亚去投资，那时候的新马泰就像一片处女地，工资低廉，民风淳朴。丰田、日立、东芝的工厂纷纷在泰国、马来西亚建起来，工业化迅速发展。热带的阳光海滩，相对完善的基础设施，也使得这里成为了极具诱惑力的旅游胜地和养老地产开发地。

中国的黄金十年更是历历在目。

每年的春运期间，浩浩荡荡的农民工返乡潮和奔赴沿海打工的人潮，都让人感概这人类历史上最壮观的迁徙。推动这一切的改革开放、汇率贬值、入世、人多力量大、亚太产业转移、公路港口机场电厂建设……就像一曲震耳欲聋的宏大交响乐，将城市化和工业化的需求交织在一起，也释放了新富起来的一代人对买房的强烈热情。

每一段的浪潮涌起，都是来自真实需求的推动。尤其是技术革命、工业化、产业转移带来的快速生产力提升，极大的膨胀了全社会的财富购买力，而其中最大的一项支出通常就是房子。

1925年，大英帝国恢复战前的金本位制度，英镑兑美元由之前的 1兑3.4 升值至 1兑4.866 。这件事带来的一个结果就是，美国对英出口的加速上涨，欧洲资本大量流入美国。洪水开始泛滥。

另一方面，1920-1929年期间美国连续出台有利于富人的减税政策 ，再加上垄断家族对中小企业的挤压，使得整个社会的财富越来越集中到了上流阶层的手中。这群人的财富大部分都不会花在消费上，而是用于各种可以资产增值的投资，比如股市、房市，哪边升值得快就往哪边砸。

在日本，这样的现象本来是殊途，后来竟奇妙的同归了。

广场协议之后，日元开始大幅升值，三年的时间就涨了86%。眼看日元天天涨，依靠出口的日本企业唉声叹气，关怀备至的好家长日本政府连忙出台了一系列“稳增长，扩内需”政策。 这种政策全天下都是一个套路：降利率。

从1986年1月到1987年2月，日本银行连续5次降低利率，将中央银行贴现率从5%降低到了2.5%，为当时世界之最。利率降下来，货币洪水就开始泛滥了。但实业仍然是不好做啊，于是在此间的数年，日本国内的资金开始大量进入股市和房地产，股价扶摇直上，楼市四处暴涨。

日元升值，最得益的就是新马泰地区了。

因为这些地区采取的是和美元挂钩的固定汇率制度，同时从1986年开始陆续放松了对金融进出的限制。于是日元长驱直入，有投资工厂的，也有只为赚快钱而跟着来坐等升值的。1989年，泰国的住房贷款额是459亿泰铢，到1996年这个数字超过了7900亿泰铢，涨了17倍。

在马来西亚，领导人制定了雄心勃勃的2020年跑步进入发达国家的计划，强力开动固定资产投资的大杀器，到1997年时已为这些基建项目欠下了高达452亿美元的国家外债，其中30%都是短期债务。

汇率贬值和出口畅旺，会带来大量国际资本的涌入，比如美国、东南亚，也比如黄金十年前半段的中国。但是，货币升值与出口承压，并不意味着洪水就有可能消失，因为政府为了稳增长的需要，通常会逆周期降低利率，使得洪水的输出龙头从国际市场转向了中央银行。

日本是如此，金融危机之后的中国同样是如此。今年以来，我国地王频出，北上深房价问鼎世界前十，南京、苏州、合肥、厦门房价四小龙接力，此起彼伏，地产中介在城市小区中三五成群，越开越多，莫不是资金泛滥的表征。

这就像是股市，本来是由基本面驱动的长牛起舞，随着行情的深入，平均市盈率一步步攀高，这个时候的驱动力量，就从基本面需求转向了资本的流动性过剩。

资金多了，总是要流入有升值空间的投资渠道的。但是有些时候，政府的放纵和市场的金融创新则让问题进一步迈向滚烫的沸点。

在美国，一方面是政府的不作为，内幕交易不止，投资银行和商业银行混业经营，摩根家族等豪强利用其资源买空卖空，大获渔利。另一方面，是全新消费信贷制度的实行。1916年的《联邦储备法》修正案和1927年的《麦克法登法案》，允许国民银行可以发放非农业不动产贷款。

这是人类历史上的一次伟大金融创新，本来买不起房的中低收入阶层也可以买得起了，成倍的扩张了市场的规模，而杠杆的放大效应也让这泡沫变得更大、更虚幻。

在日本，一方面是银行资本金管理制度的改革，在此制度之下，银行必须大量补充资本金，但是由于房地产抵押贷款的风险权重设定较低，通常只是公司贷款的一半，这使得银行对房贷资金的去向更加鼓励。据统计，1984至1989年，日本银行对房贷的年均增长率为 19.9% ，而同期的总体贷款增速只有 9.2% ，增速高出了整体的一倍。

另一方面，则是日本的财阀结构，企业与企业之间互相持股，使得一家企业通过房地产或股市获利了，其他持股企业的账面资产也同时增加，在向银行贷款的时候就可以拿到更高的要价。这其实也是一种杠杆，不断放大着整个社会的财富泡沫。

1985 年，东京的商业用地价格指数为120.1，到了1988 年暴涨至334.2，在短短三年内增长了近两倍。1990 年，东京、大阪、名古屋、京都、横滨和神户六大城市中心的地价指数比1985 年上涨了约90%。

在东南亚，一种从香港传入的“炒楼花”游戏就像瘟疫一般盛行起来。

所谓炒楼花，就是在房子开建的时候交了首付，等房子还没有建成的时候，已经把它转手卖掉了，在房价涨得猛的时候，快进快出，以小博大，其中的复利效应是非常明显的。老一辈的中国人都应该有印象，这种炒楼花游戏也曾经广泛在90年代的沿海地区盛行，只不过在后来被建设部的一纸休书给禁了，明令房子必须封顶才能买卖。

而在东南亚，炒作气氛越来越浓厚，1994年，房地产贷款在总贷款中的占比，新加坡33%、马来西亚30%、泰国50%。同期房价，马来西亚和泰国都出现了三年涨3倍的幅度，而到1996年的时候，曼谷的商业办公楼空置率已经高达50%。

只要有钱赚，资本总是在变着戏法创新，放大杠杆，那是一种类似于吸毒的瘾，让整个社会兴奋不已，陷入一种集体性的癫痫与迷幻意识里。

在我国的变种，则是首付贷和抵押贷，前者在上半年已被封，但后者正如野火春风般，遍地开花。房地产由于其昂贵的价格，高杠杆已是不可避免，最怕的，则是银行在业绩压力下的非理性放贷失控，通过房价上涨--抵押物升值--进一步推动放贷的攀升，将泡沫一步步吹向云端。

泡沫的吹大并不必然会立即破裂，事情总是在悄悄的起变化。

1922年，美国参议员斯特姆起草了一个关税法案，目的是为了保护本国自主品牌抵御欧洲跨国公司的冲击。1927年，关税法案在斯特姆的推动下再次提升。事实上，斯姆特-霍利关税法直到1930年6月才最终获得通过，但是早在一年多前，其危害已经被放大。

原因就在于，该法案将2000多种的进口商品关税提升到了历史最高水平，引来欧洲国家的强烈抵制，1929年，美国政府收到了34份外国正式抗议，和大量的报复性关税措施。当年，美国的出口额就大幅下降了50%。

日本的问题，则是在于低利率并没有让企业的出口竞争力获得改善，反而鼓励了更多的企业将资源投向来钱快的股市和楼市。于是出口更加艰难，形成一种恶性循环，股市平均收益率不断下滑，可以继续流入投机市场的水龙头慢慢就枯竭了。

另一方面，随着城市化的结束，老龄化的到来，庞大存量二手房的积累，刚需市场悄悄的关上了大门。

和美、日这种大国不同，东南亚小国们则是身不由己。

新马泰的工业化阶段仍然处于青春期，人口红利和工资价格都很有竞争力，但是禁不住北方巨龙腾飞所引发的强烈海啸。1994年的人民币强制贬值，汇率从5.7调整为8.6，一下子贬值了50%，亚太产业转移的方向很快就从南流改为了北上。

另一方面，和美元挂钩的固定汇率，也让东南亚各国的出口业在中国面前失去了价格竞争力，实体企业的收益率开始一步步恶化。

在上个二十年的竞争中，中国大获全胜，然而时移世易，今天的中国所面临的问题，同样严峻。

最值得警惕的，就是人口的“90后陷阱”。90世代的人口出生量比80世代大幅下滑了接近一半，带来的三个后果就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