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剧院的绊脚石》导演：中国人不要怕做“文献剧”

采写：新京报田超

新媒体编辑：田偲妮

本文图片由主办方提供，详情见图说

7月7日至8日，德国文献剧导演汉斯-维尔纳·克罗辛格排演的作品《国家剧院的绊脚石》在北京连演三场。该剧取材自德国巴登州卡尔斯鲁厄国家剧院的员工档案，通过公函、信件、报道等碎片化信息，将纳粹上台初期犹太演员的遭遇搬上舞台。这部剧因属“文献剧”，从演出前到演出后，一直备受关注。

版权归属： Felix Grünschloß

不少观众看完该戏后情不自禁想，为什么中国少“文献剧”？“文献剧”这种类型又有什么独特的意义？难在哪？导演汉斯-维尔纳•克罗辛格及编剧雷吉纳·杜拉接受了新京报专访，谈谈“文献剧”。

导演克罗辛格表示刚开始做文献剧时观众也很少，重要的是艺术创作者坚持自己的立场。这么多年他执着于做文献剧，也一直在思考艺术、剧场的功能，剧作家、导演、演员都是投在水面上会泛起涟漪的石头，选择哪块石头投进去，他觉得这是艺术家需要去思考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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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这次《国家剧院的绊脚石》，没来得及去看这部剧的观众，可以跟着下面的现场回顾感受一下这部“文献剧”有哪些特别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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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出前，剧院的工作人员向观众介绍了这部剧的时代背景，玛尔塔·罗拉·德意茨曼等四位主演则把“序幕”的演出场地搬到了剧场门口，观众在演员的带领下走进剧场。

演出中，四位演员和部分观众围坐在一张巨大的桌子前，活动桌面上堆满了大量的文件、公函、信件、图片等，而桌子本身也可作为舞台使用。

北京演出时。吴承欢摄

舞台两侧的大屏幕投影上，播放着纳粹上台初期群众聚会的影像、图片等，营造出半浸式的观剧体验，试图让观众身临其境地感受那段黑暗历史。

剧中的四位主人公莉莉·杨科、保罗·戈麦克、艾玛·格兰德特与赫尔曼·布兰德，是巴登州卡尔斯鲁厄国家剧院的演员、提词员等。通过他们的求职信、公函、私人书信等，回顾了他们的生平故事。

这些碎片化的信息，还原了纳粹时期人人自危的政治气候，回顾了纳粹政权如何通过法律条文使这些迫害变得“合法化”。与此同时，演员的回忆、内心活动，以及亲历者口述等也贯穿其中，剧中某些段落还引用了经典戏剧台词和歌剧唱段。

克罗辛格等主创人员遵从了文献剧的创作原则，坚持让历史档案自己发声，除台词外剧中没有加入任何评论。

演出的最后半小时，观众从舞台中央回到座位上，以采访受害者艾玛·格兰德特的方式回顾了那段历史。由于信息量大和字幕切换频繁，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国观众对该剧的理解。

新京报：提到那段历史，可能中国观众更熟悉的是纳粹暴行，比如在奥斯维辛集中营发生的事情，为何把叙述的主体聚焦在上世纪30年代初期？

雷吉纳·杜拉（编剧）：我们想要展现的是历史发展当中不同的阶段，全剧主要截取了纳粹上台初期这个点，想要挖掘和展示的是当时社会机构当中的那种权力主义和官僚主义，以及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是如何发生微妙变化的。

我们是想对当时的社会进行一个描写，在纳粹屠杀犹太人之前，是如何一步步发生的这个大惨案。剧中也提到，赫尔曼·布兰德很多担任伴奏的同事，在1933之前就秘密地加入了纳粹党，但他们都隐藏着。当希特勒当选总理后，这些人就立马蹦了出来，然后宣告自己是纳粹党，随后就开始揭发、举报周围的同事。等于说，这种风向变得非常快，很快国家剧院规定，乐队和演员队伍里面必须有纳粹党党员，随后这个剧院被改造成一个纳粹的剧院，卡尔斯鲁厄这个城市也被改造成了一个纳粹的城市，我们也可以想象，这个国家也飞快地变成一个纳粹统治的国家。

我们是想要带领大家来观察，这个社会中刚开始的变化是怎么进行的，怎么导致了最后的结果。在这个戏当中，可以看到纳粹政权对法律的修改，他们把法律作为统治的工具，把一些犯罪的行为合法化，通过修改法律一步步达到目的，我们的剧主要是想展示这个阶段的内容。另外，我们还想强调的一点是，剧院中的演员就因为犹太人的身份而成为被害者，这到底是如何发生的。

新京报：您也谈到德国现在的年轻人，包括一些学者对那段历史的关注反思也在减少。这跟中国的状况很像，对于一些表现灾难题材或民族伤疤的作品，可能票房并不好，很多年轻观众选择逃避。

汉斯-维尔纳•克罗辛格：这需要一个比较长的过程，虽然作品本身引人深思，但观众在观看过程中并不是愉悦的，所以它不太能被现在追求享乐的年轻人所接受。但是，不能放弃，总得有人不断的去做这些尝试。这样就慢慢的扩大它的影响力，会让更多的人能够去关注这些事情，去多一些思索。

我们最开始做文献剧的时候，也是只有很少的人去看，后来慢慢通过大家的推荐，来看的人才越来越多。作为艺术创作者，我们首先要坚持自己的立场，我对这个感兴趣就一定要坚持做，我不断的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去尝试，这样就能找到越来越多的观众。

新京报：德国的文献剧创作演出，很多是来自政府部门的支持资助，德国政府会对剧团和创作者有些要求限制吗？

汉斯-维尔纳•克罗辛格：政府在这方面是完全没有要求的，另外在资金补助方面可以说是力度很大的。让我们可以创作很多大型、小型的作品。另外，德国剧院的数量非常庞大，很多剧院愿意去做文献剧，比如给我们科尔斯鲁厄国家剧院的补贴，足够我们到柏林等其他地方的剧院去演出。

新京报：中国的一些年轻人也在尝试文献剧的创作，对他们有什么建议？如果不能触碰一些尖锐的问题是干脆不做，还是可以从其他方面着手？

雷吉纳•杜拉：尽管会有些限制，还是一定要做的，这个工作非常重要。当我们的创作去反映、展现一些棘手的话题时，可能会引发某些风险。不过，我们恰恰是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中，才有这种诉求，因此大家希望能够找到一个场所去探讨、谈论这些问题。一定要试图找到一些途径，找到资金来源，找到能够演出的剧场，因为这个社会总是要往前发展的，不可能对于一些不好的问题永远闭口不谈、遮掩下去，这样肯定不是一个好的局面。

汉斯-维尔纳•克罗辛格：我们在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会有很多不同的经历，这个经历也是大家要想办法有一个场地进行沟通的。

我在中央戏剧学院观看了中戏学生自己排的文献剧，我认为这就是很好的尝试。这个文献剧中，大家只是讲了各自经历了什么样的人生故事，这样的方式也是可以的。

等于说，我们可以以一种其他的方式进行文献剧创作，而且我觉得那些学生很有才华，他们的戏排得很好。

另外，我看到演出大多数的观众都是年轻人，就说明我们年轻人是有这样的心理需求的。大家很希望能够找到一个地方去探讨感受，我们应该想方设法给他们提供这样的场所，而社会也应该提供这样的场所，让他们畅所欲言的去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