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羽年度书单丨我们永远无法现实地知道我们已经拥有的东西是什么

朱羽

感谢“远读”邀请，逼自己梳理一下2024年（特别是下半年）的阅读经验。颇觉得汗颜，这一年读书不多，也不完整，对“前沿”更是少有涉猎。但略感庆幸的是，被动中也有主动。

借参加 钟雨柔老师《汉字革命》 讨论会（后又加入了 齐晓红老师的《文学、语言与大众政治》 和 冯淼老师的《近代中国大众教育的兴起》 ），对2024年初就开启的“言文问题”继续追踪了一番。除了上述几本著作外，“研究”没怎么读，倒是补了一点陈梦家、唐兰、叶籁士、王力等的相关文章，引发了一些零碎思考。

汉字不仅难学难写，而且难以打字、排字，即不易与科学技术结合，这是自晚清至建国初的核心指责。这一点涉及字母普遍主义与字母中心主义（是否跟口语相分离更关乎语音中心主义），而不仅是语音中心主义。这不能简单追溯到形而上学问题，而更应视为知识-权力-装置问题。这两个维度有关联，但值得分开讨论。墨磊宁的《中文打字机》尝试申明“汉字”打字系统的可成立性，质疑的便是字母中心主义。唐兰的方式则是“逆写”这一中心主义。他1956年的文章征用了依据了斯大林的语言论——语言是全民性的，不是上层建筑，这与更激进的左翼言文观形成对照（如叶籁士曾所坚持的方面）。唐兰以为晚清以来种种取代汉字的拼音文字无法成功有其固有原因，汉字的稳固性反成为一种优势。但这里还存在着另一个核心问题——钟雨柔老师已经指出，即唐认为：“文字是人类交际用的、社会斗争和发展的另一种工具，而不是语言的复制品。文字是较语言应用更为宽泛，更为复杂的工具，是人类文明的划时代的标帜，他和文化是不可分割的，民族文字是民族文化的姓氏之一。”唐实际上是拆解了“言”与“文”之间的直接映射关系，而激进左翼的言文观（如瞿秋白所持有的）却以之为前提（文字仅仅是语言的符号，文随言变）。唐看到的是汉字相对于汉语“多出的东西”。这“多出来的东西”可能被转写为“民族形式”，但也可以被转写为别的什么。然而，唐兰对斯大林语言论的“挪用”，也掩盖了20世纪上半叶左翼言文观的某些洞见，比如，究竟谁“现实”地占有着并解释着这一“多出的东西”？如何把这“东西”交给“一切人”？虽然如王东杰所指出的那样，左翼也严重依赖某种特殊的语言论框架（如马尔那种通过方言自然融合形成共通语的说法，齐晓红老师的书里也多有涉及），但叶籁士却准确点出，以“标准”的国语以及统一的“汉字”来克服社会“分裂”，或者说，以为言文统一可造成实质的“统一”，是一种幻觉，甚至是“意识形态”：造成人们分裂的不是语言，而是物质的利益；造成“统一”的从来不是语言文字本身。这里涉及的恐怕是多层的“分裂”以及“统一”，有待辨析。章太炎最为喜爱的弟子、同时也是在其晚年投身于“马克思主义”的吴承仕说得更明白：“即令暂时在语音方面不能一致，而在利害相同的大众立场上，其意识不会不一致的，同时在行动上亦不会不一致的；我们所需要的是意识与行动，并不需要语音的统一。”（《我所认识的大众语运动的路线》，见《吴承仕文录》）然而，“意识”也引出了另外的难题，不仅因为“大众语”讨论中的一个核心问题即“大众意识”，而且“意识”如李妍淑论时枝诚记的“语言论”所示，“意识”将联通一种更加保守的“本质”力量（又一次“贬低”了文字与书面语），这种本质是无法完全对象化与技术化的。伴随“意识”与“主体”而来的，往往就是植根于“言文”规范实践中的主权力量。陈梦家所谓的强迫、训练的推动者，王力所畅想的“大势力”，以及章太炎早已说过的“强迫教育”的付与者，都隐约指向着这一力量。同时，“意识”又引出了远大于意识的维度。大众语也不是孤立的，而是处在更广阔的“大众化”脉络里。在此，唐兰所谓文字不是对应着语言的再现，反而赢得某种奇异的“引伸”力量。文字之外，图像、造型、运动的身体都可以被纳入进来。冯淼关于大众教育的讨论引出了劳动、行动与意识的关系，也间接引出了与“符号”的关系，而符号并不重合于“语言”。

2024年秋季设计了一次“章太炎vs《新世纪》”研究生课程[ 章太炎：《驳中国用万国新语说》（《章太炎全集·太炎文录初编》）、燃料：《书驳中国用万国新语后》（《新世纪》第75号）、《规新世纪》（《章太炎全集·太炎文录补编》） ]，然后我就暂时告别言文问题了。这段纷争颇值得细读，当然前提是对章太炎的言文思路得有更透彻的了解，我必然力不能逮。一些简单的观察如下：章太炎思考的根本问题关乎“不齐”与“平等”如何和解，以及，“俗”或“随顺有边”作为“给定”的状态如何评估。章太炎对单纯“便俗”的怀疑，在晚清以降的开蒙下智、以求政“通”以及不断“外”求“便俗”途径的思路中，是极为独特的。章太炎的“言文”方案的政治-哲学洞见在于：只要能够把握古代声韵转换的逻辑线索，古代语言与当下语言之间并不存在根本的隔阂。时间与空间差异之间的转换法则具有物质基础——尤其是声音[土音]。因此历史就活在语言文字之中，通过声音的通道抵达我们。但如倪伟老师曾经指出的那样，这里也存在着一种对于章的历史唯物主义式批评：导致“名物”大变的“势力”，章太炎在晚清民初尚未能充分感受。但如马克思所说：“一切坚固的都烟消云散”，导致名物、词与物关系巨变的，将是更广泛的革命，以及全球“资本主义”。与章相比，《新世纪》确实引入了“现代性”之真实的问题维度，这涉及整个生活世界-文化世界的技术-媒介变迁。章太炎一文最后所举“毛笔”的例子，正可用《新世纪》所举“印刷”的例子来对照：“即以印刷一端之小事而论，作者当不至绝无半点科学之上智识。试问中国文字之排印机械，如何制造，能简易乎？作者亦必语塞。”不过，《新世纪》的“偏好”问题亦大。其学习万国新语的根本动因依旧在于“世界最新之学”不出于中国，因此激化了晚清以来的核心焦虑。这里触及了信心与认同等多层面问题，由此来看，“万国新语”也就成为了一个表征。《新世纪》派的焦虑一直联通到改革时期的“新启蒙”。章太炎之学虽非无问题，但的确是一种“意识之抵抗”（Viren Murphy语）之学问。《新世纪》的这种“他者”焦虑意识之证据就是，章太炎谈及“翻译”名物的时候，认为应“名从主人，号从中国”，而吴稚晖则以“他人”视角来审视：“不知中国有如何特别之名物为他国所穷于指名。……则中国一‘道’之文字，其意义为野蛮无意识之混合。绝无存立之价值。故无需位置秘密求其意味。”在此意义上，章太炎所谓“语言者，心思之帜。虽天然言语，亦非宇宙间素有此物，其发端尚在人为，故大体以人事为准。人事有不齐，故言语文字亦不可齐”，甚可玩味，此种“不齐”之见，又似遥想呼应了大众语运动中的左翼思路，虽然脉络远非相同。

2024年阅读的意外收获是 《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1975年版） ，本是为了研究生课程备课而读，而愈读愈有趣味，也引发了一些未必有根基的想法。对于“政治经济学”及其批判的兴趣肇端于《社会主义与“自然”》第五章“激进时代的心与物”。当时的想法是，马克思所谓“自然历史”关乎政治经济学实践层面的“准规律性”，社会主义改造触及了这一自然历史，革命建设希望走出自然历史，迎来真正的人类转型时刻；而规定感性领域与美学实践更深层的基础，必然联通到这一问题领域。不过那时更多地迂回参考了西马脉络里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如普殊同）以及阿甘本关于政治-神学/政治-经济学的札记。对毛主席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虽有涉猎，但分析不够深入。此次则以别一种方式部分“补充”了前一项计划，也为后续可能展开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美学”探究提供了初步前提。

我的核心读法是，政治经济学触及“基础”（infrastructure），而那一时期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非常“激进”=非常“彻底”（radical），如此激进地来看待“基础”问题，导致了别一种理解“大经大法”的可能性。我也参考了1978年对此种措辞的批判（林子力文）。其核心看法为生产力归根到底起着决定作用，“埋头搞生产”得到新的肯定，生产力被“中性化”。但在马列传统中，政治经济学首先应研究生产关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将生产关系最终落实到所有制，引发毛主席的不满。生产关系应是劳动中的社会关系。苏联的全民所有制没有解决人和人在劳动中的社会关系，所以中国应之以“鞍钢宪法”。在毛的视野里，社会主义政治经学的讨论中“国家”是不能缺席的，其作为上层建筑在计划经济中扮演核心角色。这也可以进一步导出，上层建筑中的革命在现实历史中往往“在先”。先有生产关系改变，再有工业化——“制造舆论，夺取政权，然后解决所有制问题，再大大发展生产力，这是一般规律”。当然毛主席也指出，两种社会转型有着差异：封建社会中已经出现资本主义苗头，但无产阶级社会的社会关系在资本主义社会里没有大规模产生。这一提醒现在看来极为关键！

1975年版《社会主义政治及经济学》沿着毛的思路继续展开，当然也纳入了具体的历史信息。首先是强调新的生产关系本身充满着矛盾，但总体上蕴含着历史新变。一项核心对比在于：经济规律在资本主义社会总是作为异己的力量，社会主义社会则需克服这种“力量”，使劳动者成为社会劳动关系中的主人。正是这项政治经济学言说提示出所谓“异化”问题发生的内在逻辑：当“主人感”丧失时，“异化”措辞就会浮现。

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一个基本面向就是弱化体脑分工，在此意义上，其旨归远大于“经济”。政治经济学的相关实践也是一种教育学，一种对于人的现实改造。在最“基础”的“领域”里，劳动者需生成一种自觉：不只是为自己劳动，而是为“计划”（现实如此，但也是为“现实”所附加的“理想”），为更大的共同体，为国家乃至为世界的正义而劳动。这种“劳动”本身是现实化的，是被种种机制所中介，被种种历史条件所制约的。这就是前三十年的根本困难之处：生产、分配、消费各环节上的全面改造的成败及其后果。为了避免资本主义经济的“无政府化”，就需要把所有人都“政府化”，但这种过程需要复杂的中介。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必然需要政治哲学的支撑（经济实践的政治理由始终需要在场），而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所达到的教育与政治效果却需要经由“生活”（生存）层面来达到，通过一系列中介来达到抑制“私欲”或转化私欲。在其理想状态中，个人的行为与整体的“计划”是一体的，这始终需维持住一种“直接性”，一种透明性。或许在实践上无法完全做到，但必须在理论上提出来。但是，生产劳动不经过“私人”环节的中介而接受“计划”并成为社会主义直接生产的一部分，这里包含着矛盾：“有用”不是针对个人来说的，而是针对整体。“有用”是从更高的视角来往下看。但从个体经验来感知，则会觉得自己受损。无论如何，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将此看作关键一步。几亿人有宏大目的的分工协作而导致一种整体和谐。一定要有目的，一定要能掌控，以及拥有更高的理性与“理由”。这决定了“异己的力量”（非理性）与“主人”（理性）之间的区别。资本主义通过迂回道路（通过个体、通过资本——市场）展开商品生产，但是社会主义强调“直接性”。然而矛盾在于，此处的“直接”反而是不“直接”的（很容易就脱离个体生存与经验），是有一种内在的抽象性与观念性的。从这个角度来看，“社会主义新人”一定得内在于“大他者”的“幻觉”，因此犬儒主义者必然不是新人。这是一种幻象，需要一种理念的支撑。这本书最后的回答透着一种历史的忧郁：承认商品经济的存在，但它如“遗物”般存在，却无法取消。

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也是一个介入“需要”的战场：需要是什么？最终由谁来规定？社会主义不是反对物质的社会，但“当前”需要为“长远”让位，各种“需要”得进行“排位”。相比于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更倾向于肯定“使用价值”与人民的“真实”需要（虽然如何确定“真实”是极难的）。同时，“计划”本身并不能确保社会主义发展的方向，它也有失去“政治”支撑的危险（比如苏联）。以上就是我非常粗疏的评述的一部分。很多前三十年乃至改革时代初期的文艺与美学问题，都能藉此得到更妥帖、更深层的解释。

2024年下半年阅读重心之一是 蔡老的《1980年代：小说六记》 ，我老老实实地依循蔡老师书之“导论”来继续想问题。“1980年代”之所以可能，完全建立在1950-1970年代之上：“安全”转变为“发展”（从“安全”退后一步）。而“发展”分化出两个方面：一是启蒙（如李泽厚“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二是富裕（“小仁政”——个人或“小家”的富裕，蔡老师以“大同到小康”来概括）。蔡老师在此提出了另一个普遍性的“中介”：个人。新的人口治理要求（去“政治运动化”）：个人扩大权利：这权利对应着“启蒙”（思想的权利）与富裕（富裕的权利）。继续可以问的是，“谁启蒙谁”或者说20世纪前半叶激进经验对启蒙的重塑问题如何被抑制，这种抑制成功了吗？以及，“富裕”如何逐渐导致“支配”？

蔡老师旋即指出，这里产生了一种“分配”：文化阶层诉诸思想，平民阶层诉诸富裕。1980年代，这种区分不明显，因为知识分子与底层民众结成了暂时的联盟，而1980年代文学也有了所谓的黄金期。这句话值得玩味，“黄金期”是在“退后一步”中诞生，但这步没有“退太远”时才可能。是结盟，有分化而不明显，是“个体”萌发的时刻，然而凝聚着共同性的乐观幻想充当着另一种动力。我们还可以问，这种黄金期的语言状况如何？其思想状态如何？而《1980年代》的意义在于提供了更为后设的框架与叙事，触及了“政治哲学”（何谓善好的生活）以及社会主义“现代性”整体变迁。当然也需要讨论这一框架与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之间的关系。

曾经是“阶级情”的共同体。然而，“阶级”言说如何整合社会各个阶层？——这点需要继续讨论。“纯粹化”与对异质性的清除，其逻辑是否为：纯粹=更安全？不管如何，其方式是“政治运动”。“政治运动是一种‘中断’，是对日常生活的‘中断’”。反感“政治运动”等同于反感“政治”本身，这意味着什么？“政治”是中断，但从福柯的视角来看，何种“权力-知识”形式没有被中断？这才是要紧问题。“退后一步”，此处意味着从“政治世界”退回到“生活世界”的取向。然而，蔡老师马上补充，1980年代也在结构新的共同体。人性、人道主义、人情味与共同美构成的共同体=文明共同体；文明需要“启蒙”，文明指向“教养”。需注意，1950-1970年代，始终存在着对于这些范畴的批判与否定，因此存在着一个“对峙”结构。在1980年代，这个对峙方（阶级及其善）成了“消失的中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