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个国家要发展进步，必须与时俱进，敢于改革。尤其是当社会矛盾尖锐之时，适时地调整政策乃至组织，都是维持社会稳定和政权巩固的良方，否则一旦失去主动，受损害的绝不会是少数人。
以商鞅作为“历史制造”改革家系列的第一人，不得不说有些牵强。
无论在历史教科书上商鞅变法的地位和意义被如何渲染，它的事实本身并不会超出仅有的几部文献的范围；无论在《大秦帝国》乃至别的什么小说里，他被吹捧为“神”或者“圣”，商鞅本人的历史形象也不会有什么改变。在历史的语境下，情绪什么也不是，真正能够发挥作用的永远是理性分析和思考。说来，人们崇拜以一人之力挽救国家危亡的英雄无可厚非，毕竟世界观各有不同，只要是真英雄就不怕人崇拜。但是，如果这历史本就是“稻草人”，“英雄”的粉丝们又该怎么办呢？
《史记》：商鞅变法之前秦国已转强 秦献公后“常雄诸侯”如有天助
《史记·六国年表》序秦获“天助”说值得玩味：“……秦始小国僻远，诸夏宾之，比于戎翟，至献公之后常雄诸侯。论秦之德义不如鲁、卫之暴戾者，量秦之兵不如三晋之疆也，然卒并天下，非必险固便形势利也，盖若天所助焉。”而秦献公实为任用商鞅变法的秦孝公的父亲，《史记》明确自他之后“常雄诸侯”也告诉我们一个事实：秦国的由弱变强并非自商鞅变法而始，反要上推数十年到一直被低估的献公时代，而他所受到的“天助”自然不该是神迹。
推行魏国变法的儒者：李悝
李悝是孔丘门徒子夏的学生，受过儒家思想的熏陶，并发展了儒家思想，所以《汉书·艺文志》儒家类著录了李克七篇。李悝曾相魏文侯及武侯，使魏国国富兵强，为战国初期有数的政治家之一。
李悝变法：重农赏功 创制《法经》
李悝认为必须鼓励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发展农业生产，增加赋税收入。所以，他提出“尽地利”的主张。另外，他向魏文侯建议，实行“有劳才能得食，有功才能得到爵禄”，任用真正有才能的人，并对他们的功劳要给以奖赏”，这样做才能招来天下贤士为魏国服务。战国初期，进一步实行法制，巩固封建政权是十分必要的。为了推行“法治”，李悝总结立法经验，编了一部《法经》。这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比较系统的封建成文法典。
军事变革：墨者助秦献公强兵 石门一战斩魏军六万
在与墨者合作后，秦国利用墨者对军事工程及武器制造方面专长并大量任用墨者参与守城及建军事务，对秦军事上转弱为强做出重大贡献，这在秦献公晚年与魏战于石门、斩首六万、天子贺以黼黻的大凯旋中得到充分证实。
社会变革：秦献公始改革户籍编民什伍 犯法连坐
献公户籍改革之初即定下什伍之制。《墨子·迎敌祠》中说：“司马视城修卒伍……五步有伍长，十步有什长。”经过笔者（何炳棣先生）多方考证，《迎敌祠》所言皆献公早期事。所以《商君列传》“令民为什伍，而相牧司连坐”综述无误，唯一要纠正的是不始于商鞅，始于十九年前的献公。
制度变革：秦献公始设县 改革旧俗脱离野蛮
献公决心设置具有国防意义的县，始于即位后的第六年（前379年）“初县蒲、蓝田、善明氏，”再五年后才“县栎阳”。此外，饱经沧桑的献公深明富国强兵有赖政治、社会、经济力量的平行发展，所以元年即下令废除殉葬旧俗，七年“初行为市”，十年即“为户籍相伍”。这些，在前人眼中都曾是商鞅变法的功绩，实则在商鞅入秦前二十多年，已经陆续实施。
何炳棣答李学勤：墨者与献公关系已修正“商鞅变法使秦国由弱致强”旧论
李学勤：我们在整理秦简的过程中，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在参考学习墨子的著作和《商君书·靳令篇》时，感到有很多相似的地方。以前很多年我都搞不懂：为什么这两者之间会有那么多相似的特点？因为，我们过去只是觉得墨家和法家差别很大，而且有很多相反的地方。所以，今天何先生真是给我上了一堂大课，使我明白了在秦简中墨者和《商君书·靳令篇》为什么会互相配合起来。
墨家“尚同”思想：人民要从经济上解放 必须交出思想权利
在墨子眼里，人民群众似乎只有物资需求，没有精神需求；只有经济利益，没有政治利益。因此，他只为人民群众争取生存权利和经济权利，不为他们争取思想权利和言论权利。相反，在他看来，这些权利还必须无条件地交给统治者。之所以有如此“尚同”的思想，是因为他是武士代表。他的学派，也有一种“准军事组织”的性质，最讲究的就是绝对服从。在墨家全盛之时，他们也确实做到了这一点。那时，所有的“墨者”，都无条件地服从他们的最高领袖──“巨子”，赴汤蹈火，在所不辞。而这种要求思想统一的形态与我们所了解的“秦政”有多大的相似性，不言自明。
管仲：以农为本本末并举
以农为本、本末并举，就是不仅发展多种经营的“大农业”这个“本”业，而且积极发展“末”业——工商业。管仲不但重视农业，还结合齐国实际，大力发展手工业和商业，其中，最重要、对后世影响最大的工商业政策是“官山海”——推行国家盐铁专卖制度。管仲认为，由国家管理、垄断盐铁资源，无疑是富国的有效途径。在食盐方面，首先齐国政府明确其属于国有；然后在食盐生产上实行官督民产，规定百姓在特定时间、特定地域煮盐；最后齐国政府设置盐官，统一收购、统一运输、统一销售。在铁方面，还是首先明确铁矿资源国有；然后实行官督民营，“三七”分成制。国家把铁矿开采交给百性承包，并根据产值按三七比例分取利润；最后在销售上，政府运用轻重之术，控制其价格。官山海政策，是后世国家盐铁专卖制度的源头，影响中国达两千六百多年之久。
申不害：玩弄权术的变法者
玩弄权术，当然不是自申不害开始，但他是第一个在理论上的系统研究者，这在官场的政治斗争中，很受历代统治者的喜爱。但从本质上说，无补于稳固政权。因为既然有驭臣之术，必有欺君之方，尔虞我诈，你争我斗，加剧了政权的不稳定性。
吴起：以身殉法的改革家
公元前381年（楚悼王二十一年），楚悼王不幸病逝。早就对吴起变法怀有刻骨仇恨、蓄谋杀害吴起的旧贵族势力，乘机作乱，围攻吴起。吴起机智地伏在楚悼王尸体上，旧贵族用乱箭射杀吴起，同时也射中了楚悼王的遗体。
乐毅：战国法家的齐国传承
“乐毅变法”的效果：使得长期以为大而弱的燕国得民众殷富，国库充盈，士卒乐战，进入“战国七雄”之列；可惜的事，燕国的法家政治没有能够的持续下去，很快衰亡了。汉高祖刘邦对乐毅也很敬仰，特地寻找乐毅的后人，把乐卿封赐给他，封号称华成君。
钱穆《商鞅考》：法家源于儒者 守法奉公即孔子正名复礼
商鞅卫人，与吴起同邦土。其仕魏，事公叔痤，而痤又甚贤起。起之为治，大仿李克。鞅入秦相孝公，考其行事，则李克、吴起之遗教为多。史称鞅先说孝公以比德殷周，是鞅受儒业之明证也。鞅之为政，宗室贵戚怨之，不获其死，亦类吴起，人尽夸道鞅政，顾不知皆受之于李、吴。人尽谓法家原于道德，顾不知实渊源于儒者。其守法奉公，即孔子正名复礼之精神，随时势而一转移耳。这种说法按照现在的话说，就是无论法家还是儒家，都是以建立社会规范为主题的。
法家思想核心并非法律 而是研究为极权主义统治服务的统治方法
把法家思想与法律和审判联系起来，是错误的。用现代的术语说，法家所讲的是组织和领导的理论和方法。谁若想组织人民，充当领袖，谁就会发现法家的理论与实践仍然很有教益。很有用处，但是有一条，就是他一定要愿意走极权主义的路线。在法家的眼里，“法”只是手段，就如儒家眼中的“礼”一样，都只是实现政治目标的工具，而什么是法并无定规，如商鞅之法，从《商君书》来看，在技术细节上就与《墨子》有着众多相似之处，极有可能是对墨者在秦管理实践的技术总结，由商鞅入秦后进行了成文化的梳理和颁布。最终，这些经验性的东西变成了秦国繁苛细密无比的行动指南，在社会生活的所有方面发挥作用，而这只不过是一种统治手段而已。与现代的“法治”根本风马牛不相及。
商鞅的“依法治国”：口称刑无等级 官吏犯罪却可用爵位抵罚暗合儒家理论
商鞅在阐述“壹刑”时也说：“所谓壹刑者，刑无等级，自卿相将军以至大夫庶人……”这里的界定就没有把君主、王侯包括在内，而是对于卿相将军等王室以外的人才适用的“壹刑”，难怪太子可以逍遥法外。这种法律实践中的不平等在对官吏犯罪的处罚上也有所表现。“其狱法，高爵訾下爵级。……爵自二级以上，有刑罪则贬。爵自一级以下，有刑罪则已。”刑狱法规定的原则是由高爵位的官吏审判低爵位的官吏，爵位二级以上的犯罪就降低他的爵位等级，爵位一级以下的犯了罪就取消他的爵位，这首先是审判权的不平等，官吏享有用降级或取消爵位来代替刑罚的特权，使“壹刑”成为空话。
商鞅变法的实质功绩：移风易俗明男女之别 “德治”手法提升秦国国际地位
商鞅第二次变法提出：“令民父子兄弟同室内息者为禁。”这项改革是很成功的，商鞅也为此最自负。他说：“始秦戎翟之教，父子无别，同室而居，今我更制其教，而为其男女之别。”秦的“戎翟之俗”，可从商鞅变法后贵族层中仍然存在的一些风俗来窥知其一二。秦昭王母宣太后，在他的丈夫死后，与义渠戎王“乱，有二子”。而商鞅这一“儒家化”的移风易俗功绩也正对秦国的“时弊”：“诸侯卑秦 丑莫大焉。”而这种歧视，在献公、孝公屡次击败中原霸主魏国之后，主要根源还是秦国文化未脱野蛮造成的。
朱维铮：重考商鞅变法
商鞅于公元前四世纪在秦国主持的变法，结局似乎是人亡政举，他本人惨死，而他的事业还延续，甚至被说成“百代都行秦政法”。这与十三世纪以后已成“孔门传心之法”的《中庸》“其人亡，则其政息”的哲理相悖。
析商鞅的变法初令
商鞅变法的目的，绝非在一般意义上取消身份、等级及相应特权，而是要将秦国的血统贵族体制，改造成早在秦孝公父祖辈已在局部实施的军功贵族体制。
秦国迁都的谋虑
迁都在任何时代都是大事,因为意味着一国的政权神权连同军政财政中心大搬家。秦献公弃此旧都雍，东迁栎阳，也便于向东扩展，合乎情理。但移都不及二世，商鞅就得秦孝公首肯，在咸阳另筑新都，出于怎样的需要？
《商君书》考
商鞅生前死后,都是争论的对象。如今传世的《商君书》二十四篇，内有多少篇章是商鞅遗著？自东汉至明清，都没闹清楚。
商鞅为何非死不可
没有了秦孝公的权力支持，固然使商鞅顿失怙恃，但商鞅不是已将秦国变成一个大兵营吗？秦孝公当然是统帅，但商鞅是久已实权在握的总参谋长。孝公死，太子立，统帅易人，意味着统帅的侍从大换班，但正式相秦已逾十年的商鞅，权势怎会顷刻瓦解？唯一解释，只能是商鞅没有掌握实权。
商鞅批评史
三国蜀汉诸葛亮，便教训后主刘禅，要他读《商君书》。商鞅的法术和人品再度受非议，是在北宋王安石称道商鞅变法而“百代遵其制”之后。但非商鞅的司马光，也曾对商鞅信赏必罚作了很高赞扬，而苏轼否定商鞅的权术，也并非为了“尊儒反法”，相反倒是影射王安石的“尊孟”口是心非。古怪的是，时至南宋，朱熹、陆九渊两派，都自命“孔孟之道”的原教旨主义者，但都很少提及商鞅其人其法。
军功爵制激励扩张？初期斩首授爵标准平等 之后“含金量”不断降低
商鞅为了提高军功爵的政治地位，甚至提出了“不官无爵”的原则，即没有军功爵的人不能当官，有爵才有官，所以在商鞅的言论中经常是官爵并提，实际是爵重于官，这也是秦国早期军功爵所特有的情况，以后的秦汉二十级军功爵制就逐渐演变为重官轻爵了，到西汉初年，除保留一条非列侯不得任宰相外，其他都是只提官而不提爵，至西汉中期，不是列侯也可以任宰相，或先拜相后封侯，爵位已不是任官的必要的条件了。
商鞅以军功爵位授田土的制度因允许土地买卖很快崩坏
原来商鞅按爵位等级占有田宅多少的规定，由于开垦荒地和田地可以转让等原因，很难坚持推行。云梦秦律的《徭律》明文规定：“其(指苑囿)近田(指农田)恐兽及马牛出食稼者，县啬夫材(裁)兴有田其旁者，无贵贱，以田少多出人，以垣缮之，不得为繇(徭)。”可见当时有田者的贵贱等级，已和有田多少没有必然的联系。、
有爵者因欠官债沦为劳役 标志爵位与财产挂钩制度完全崩溃
因为有爵者可以以爵抵罪、减刑，如果一旦被判刑，其爵位就一定被取消，因此不会出现带有爵位头衔的刑徒。其实居赀就是以劳役抵还官债的人。瓦文的时间上限为秦始皇二十六年(公元前221年)，下限为秦二世二年(公元前208年)，这就是说在秦朝末年，一些有低级爵位的人，已贫困到因还不起官债而被迫以劳役抵债的地步。
军功爵制激励扩张？初期斩首授爵标准平等 之后“含金量”不断降低
商鞅为了提高军功爵的政治地位，甚至提出了“不官无爵”的原则，即没有军功爵的人不能当官，有爵才有官，所以在商鞅的言论中经常是官爵并提，实际是爵重于官，这也是秦国早期军功爵所特有的情况，以后的秦汉二十级军功爵制就逐渐演变为重官轻爵了，到西汉初年，除保留一条非列侯不得任宰相外，其他都是只提官而不提爵，至西汉中期，不是列侯也可以任宰相，或先拜相后封侯，爵位已不是任官的必要的条件了。
商鞅以军功爵位授田土的制度因允许土地买卖很快崩坏
原来商鞅按爵位等级占有田宅多少的规定，由于开垦荒地和田地可以转让等原因，很难坚持推行。云梦秦律的《徭律》明文规定：“其(指苑囿)近田(指农田)恐兽及马牛出食稼者，县啬夫材(裁)兴有田其旁者，无贵贱，以田少多出人，以垣缮之，不得为繇(徭)。”可见当时有田者的贵贱等级，已和有田多少没有必然的联系。
有爵者因欠官债沦为劳役 标志爵位与财产挂钩制度完全崩溃
因为有爵者可以以爵抵罪、减刑，如果一旦被判刑，其爵位就一定被取消，因此不会出现带有爵位头衔的刑徒。其实居赀就是以劳役抵还官债的人。瓦文的时间上限为秦始皇二十六年(公元前221年)，下限为秦二世二年(公元前208年)，这就是说在秦朝末年，一些有低级爵位的人，已贫困到因还不起官债而被迫以劳役抵债的地步。
中国两千年封建专制的根在商鞅变法
这些封建专制的基本特征是如何形成的？或者说，这种制度的根在哪里？读过孙皓晖先生的历史小说《大秦帝国》，你就会明白，中国封建专制制度的根在秦朝，始作俑者是秦国的历代君王及手下商鞅、李斯这班大臣，其完成者是秦始皇。或者说，秦朝在统一中国的过程中也确立了这种专制制度的基本特征。在以后 两千多年的历史演变中，这种制度也不是没有变化，但秦朝时形成的基本特征没有变。认识中国，应该回到秦朝，回到秦始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