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周云原文出处：人口与经济

质的研究方法(qualitative research method)如实地调查方法，早在19世纪在人类学研究中就已兴起，并逐步被其他社会科学研究所接受。国外人口学界已有很多研究应用这种方法，因为它能够解决和解释一些人口学问题，也因为人口学领域的学者来自多种学科；不同学科的训练背景促使人们接纳而不是排斥不同的研究方法。人们认识到质的研究方法如同定量研究方法，有其自己的研究规则、程序、方法以及解释社会问题的效力和力度，是认识、解释和解决一些社会问题而采用的不同手段。两者不可互相替代，但具有互补的作用。

在中国，人口学在研究方法上比较重视数量的分析，例如通过人口统计分析、模型等方法，从数量上分析、解释人口问题。质的研究方法并不为有着浓重数量分析背景的人口学研究者所重视。中国人口学研究领域缺少这种方法在人口学研究中的适宜性、适用性及实用性的思考，很少有人研究质的方法对人口学应有的作用以及有何样的作用，更少有人探讨什么样的人口问题更为适合使用这种方法进行研究。

以往中国人口学界较少关注质的研究方法并不代表这种方法没有研究、发展、推广的价值。正如有学者所说，社会现象同自然现象一样，具有质与量两个方面的规定性，对社会现象的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缺一不可，毕竟一些社会现象难以量化地加以分析[1]。在人口学研究内容不断扩展以及研究深度进一步深入的情景下，研究人员有必要反思以往的研究方法，认识到质的研究方法在人口学研究中的特点及作用，并总结质的研究方法对人口学研究的一些贡献，以促进人口学研究的发展。本文将在说明什么是质的研究方法的基础上，思考这一方法与定量研究方法的不同，进而探讨质的研究方法已经并且可以为人口学研究做出的贡献。

目前对质的研究方法的定义多种多样，有时与“定性研究”互用。1991年出版的中国大百科全书社会学卷中将qualitative research翻译成“定性研究”，认为它是一种“根据社会现象或事物所具有的属性和在运动中的矛盾变化，从事物的内在规定性来研究事物的一种方法或角度……定性研究有两个不同的层次，一是没有或缺乏数量分析的纯定性研究，结论往往具有概括性和较浓的思辨色彩；二是建立在定量分析的基础上的、更高层次的定性研究……定性研究是定量研究的基础，是它的指南”[2]。当时人们多讨论的是定性研究的特性而不是具体的研究方法。而同期国外一些百科辞典类书籍则对这一方法有详细的论述。例如韦德(Wade)认为，“质的研究指可使调查人员研究人类互动的专门和独特一面的研究方法。这些方法虽然不能使研究人员对其他场景的现象做出概括，但允许人们利用这类方法揭示定量研究方法（如抽样调查）无法解释的更为细微的差别”；并对具体的方法有相关的介绍[3]。我国有学者认为定性研究“多指研究者本人对问题的思考和看法，多从思辨的角度对研究问题进行描述”[4]。而陈向明则认为无论在本体论和认识论上还是在研究方法上，定性研究和质的研究都有差异。定性研究“似乎主要基于的是形而上的、思辨的传统，而‘质的研究’主要遵循的是现象学、阐释学的传统”[5]。

本文无意讨论和比较分析质的研究方法的各种定义，但需强调的是这里所指具体的质的研究方法包括参与观察、个人深入访谈、小组访谈、民族志、个案研究以及文献研究等方法。在以下的分析中也多考虑这些方法的特点和作用。

就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来说，定量研究和质的研究对象都是社会和人。人们多从研究数据收集的手段、资料的分析方法以及结论方面来判断一项研究所采用的是质的还是定量的方法。就具体研究，两种方法在样本量的规定、数据收集过程、研究人员的参与程度以及调查结果的展示几方面都各有不同。

首先是样本量的问题，利用定量研究方法进行的调查研究涉及的样本量比质的研究要大。在选择样本量时定量研究会根据研究目的，考虑采用普查还是抽样调查，抽样时样本量要多大以及用什么方法抽样等。而质的研究所考虑的样本量要小得多，基本不考虑抽样方法的问题。在许多统计学家或有统计学背景的学者来看，利用这种方法调查的人数难以给出令人信服的总体研究推论，或者说小样本无法说明他们想象中的人群事实。

第二是数据收集过程的不同。定量研究中研究人员多是雇用他人而不是自身参与全部的数据收集；就是全部参与也只是指导性而非具体操作的。定量研究方法为主导的研究需要一定数量的调查员，要培训他们，让调查员了解一个项目的目的，传递研究人员的意图。然而，每个人对一个问题、一句话、一个词会有不同的理解和解释，这包括研究者和问卷设计者的初衷、调查员对这一问题的理解和数据收集、被调查者的实际回答、研究者和设计者对被调查者回答的理解。问卷调查中一个问题的回答往往要经过这四道“筛选”，这些筛选受研究者、参与调查者与被调查者个人知识水平、理解和领会问题的能力、社会阅历、出于某种目的的虚报、对整个研究目的的理解以及参与热情等方面的影响。如果对这种层层筛选控制得不好，就会影响到整个研究的质量。

依靠质的研究方法展开的研究多由研究设计者本人参与具体的资料收集。从参与调查的人员数量上看要少于大部分定量研究需要的人数。研究人员本身参与的特点有利于把握所收集资料的质量，也有利于挖掘设计时未曾想到、受实地调查启发的重要问题，及时调整收集资料的范围和深度。

第三，无论是以定量还是质的研究方法为主的研究虽其设计十分关键，但研究人员（包括调查员）参与研究的程度或感情投入的多少是影响研究质量的一个问题。采用定量方法的研究调查者与被调查者之间的关系简单：一一提问和在设定的答案中选择回答，资料多通过几十分钟问答的问卷获取；双方接触的时间短，彼此之间的感情投入少。感情投入少，回报相对就少或简单一些。质的研究方法强调研究者和被研究者之间的交往，特别是个人之间的友好交往。相互间一定程度的熟悉和信任使得研究者可以获取更多和更加真实的信息。当然由于采用质的方法的研究直接涉及到被调人员个人，因此研究人员十分重视伦理方面的问题。

最后在整理分析收集到的资料时，定量研究方法把所获资料进行量化分析，用数字、图表、公式等说明或检验研究假设：资料就像进了压面机，被整整齐齐地制造成宽窄、长短一致的“面条”。而利用质的研究方法整理和分析资料时形式上更自由一些，分析结果像是形状大小不一的“疙瘩面”，虽无具体形状，但内容也丰富，有围绕研究主题和假设的细致、详细的描述和分析。纽曼(Neuman)曾探讨了质的研究和定量研究方法在研究假设、研究过程、思想或结论的表达方式、研究结论的可推广范围等方面的不同之处[6]；但我认为，它们之间还有其他一些更为具体的差异（表1）。

因为定量与质的研究方法有以上这些差异，研究人员会针对不同的研究问题选用适当的研究方法。然而我们应该看到，无论使用哪种方法，研究的目的都是要最大限度地发现和解释事实。

在保持人口学特有的分析技术和对数量及趋势的描述、分析和预测的前提下，笔者认为质的研究方法已经且可进一步对下述几方面的人口学研究有所贡献：

1.问卷调查的准备阶段：任何问卷调查都需要从问题入手，构造一些最终可解释社会现象且可简要回答的问题。有些问题是常规的，不需要太多的深究。例如年龄、性别、曾生子女数、目前采用的避孕方法等。这类问题不会引起太多歧义，人们在回答时也不会有太多的顾虑。有些问题则需要研究人员认真思考：哪些问题需要放在问卷中，为什么；如何在问卷中表达这些问题。由于许多调查是大范围的（全国、跨区域或省际），不同地区的社会现状会有差异（如城乡、东西部等），因此需要研究人员在不同的调查地区首先利用质的研究方法探索性地挖掘一些潜在、有共性的问题，以便放在问卷调查中。例如，人（或户）均年收入的问题，在问卷中我们应该如何定义收入、收入额度的跨度定在多少合适、人们对收入的敏感点在哪里、相关的问题该如何提出才能得到被调查人员的接受且正确地给予回答。克泽(Kertzer)曾提到一个关于非洲婚姻状况统计的例子，指出在一些非洲国家，结婚的时间以及是否已婚都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它不是一个可以简单地划出日期的事件”[7]。因此在问卷设计时若对这类问题没有适当的把握，问卷调查的质量就会受到影响，而质的研究方法对这类问题的探讨大有作为。

2.对问卷调查结果的深入解释：通过精心准备和设计的问卷调查可以获得大量信息。例如，问卷调查可以发现影响人们生育意愿的主要因素。然而在解释这些因素如何对生育意愿产生作用时则可能需要其他一些信息来支持。例如，如果是生育政策导向的影响，我们不仅想知道它对个人生育意愿所起的作用，也希望知道它是如何产生作用的。这包括了各地存在的具体生育政策、政策制定的背景、实施的过程及现状、被群众接受的程度、人们自己又是如何解读生育政策且行为的等等。之所以要深究这样一些问题是因为问卷调查的结果可能显示出某种因素占较大比例，而在问卷设计初始并未意识到会有这种结果；或因具体每份问卷调查时间及资金的限制，无法在大范围内再次展开更为详尽的专门针对“某种因素”的研究。这时我们可以再次启用质的研究方法收集和分析相关信息，在不同区域或人群中开展问卷调查的后续小范围研究，进一步深挖一些研究问题。

很多问卷调查都会在一些问题的回答项上设置“其他”或“无法回答”的选择。如果相当一部分人或超过研究人员预想比例的人群选择这一回答时，我们就有必要针对这类回答作一些深入的研究：人们为什么、是在怎样的场景或条件下选择这类回答的。考德威尔(Caldwell)曾指出，在一些理想家庭规模的调查中，人们会得到一些类似“上帝决定”、“不知道”的回答；在他看来，这类回答可能比人们给出具体数字的回答更为贴近当地的事实[8]。我们在解释问卷调查结果时需要有多方面的思考，深入考虑人们选择回答选项的背景才能更好地解释我们需要说明的社会问题。遇到这样问题时我们可利用质的研究方法，再次收集小范围、有典型意义的资料，补充性地说明问卷调查的研究结果。

此外，人们也可以利用质的研究方法来评估调查的质量。例如段成荣等人在2000年人口普查之后就利用面对面的访谈和电话方式访问了曾参加过2000年人口普查的工作人员，探讨了影响2000年人口普查质量的主要因素[9]。重要的问卷调查（或普查或抽样调查）应该全程利用质的研究方法跟踪和记录进程中的各个环节，以便最后对调查问卷的质量做出评估。

3.直接利用质的研究方法深入研究一些人口问题：在上述1和2部分的研究中质的研究方法仅是一种信息收集的补充手段，而这里则是纯粹利用这种方法进行人口问题研究，目的仍是说明无法量化表达的、特别是个体层面的一些人口问题。例如，有关“老”这一概念，它有年代年龄的标准和个人心理感受和认可的标准。在平均预期寿命仅有40～50岁时，人们可能会认同目前国际上普遍采用的“65岁”为老年人的起点。但当平均预期寿命达到75～80岁以上时，人们可能会改变对“老”的定义；甚至人们对“老”的定义根本就不受年代年龄的束缚。目前有关老年的许多研究都是围绕着“老”这一概念展开的，但我们并不十分清楚人们是如何界定“老”的。这类有关概念、主观感受方面的研究更适合利用质的研究方法展开，我们可以结合参与观察、访谈等方法，发现人们内心对“老”的定义、看法及测量标准。

除了这种概念方面的研究，质的研究方法也适用于一些无法量化问题的研究，尤其是“为什么”以及“如何”类的问题。在这方面国内已有学者尝试使用不同类别的质的研究方法收集资料和分析相关问题。从对《中国人口科学》2001～2005年刊登的论文分析发现，已有学者利用访谈的方法对早婚后果、择偶标准和离婚原因进行探讨[10]；研究城市外来未婚女工婚前性行为的态度、现状以及避孕方法的知识与实践[11]。有人利用人户采访、档案查阅等方法，评估少数民族地区长期实行计划生育的绩效[12]。有人利用实地调查方法，对老年妇女进行生育、节育和婴儿死亡原因等问题的回顾性研究[13]；讨论和分析农牧区居民的生活状况以及民族文化交流以及旅游业的机遇等问题[14]。还有学者结合问卷调查，采用专题座谈会的方法了解流动人口子女受教育状况、流动人口自身及教师对学生的看法与评价[15]。这些例子都说明了可利用这种方法探索的问题的广度和深度。

在本研究开始之时，作者曾想了解人口学研究人员对质的研究方法的运用状况。但对部分杂志所发文章的检索分析却发现与本文所定义的质的研究方法相吻合的研究十分少见，这说明定量研究方法在人口学研究中仍占主导地位。人们可能仍对这种方法的采用有偏见，或未能看到这种方法对人口学研究已有的和可有的贡献。同时，虽然有人已经利用质的研究方法，但少有研究明确说明自己采用了哪种质的研究方法、采用的理由及利用这种方法具体探讨了哪些问题。

这些现象不仅出现在人口学研究人员当中，目前仍接受着人口学、社会科学研究训练的学生当中也对这种方法的认识和知识有限。对一组来自全国各地高校参加人口问题研讨会（2006年）的学生的简短问卷调查发现，填写了问卷的30人中虽然很多人上过定性研究方法（这里暂将“定性研究方法”等同于“质的研究方法”）或相关的课程(67%)，读过相关的文章和著作(70%)，且60%的回答者提到自己曾利用这种方法做过研究，但只有57%的回答者给出了“定性研究方法”的定义。其中多数的解释模糊，少有对具体方法的简要说明，也少有说明自己在哪些研究问题上应用过这一方法。虽然这种结果可能说明问卷调查方法对这类问题探究的不适用性，但这些回答至少说明一些高校的学生对质的研究方法了解仍然不够深入和透彻。这将会影响到他们在实际的研究中根据研究内容的需要选择适当的研究方法。

人口学与相关学科交叉研究的现状已经要求我们关注和使用多种研究方法透视一种人口现象。质的研究方法则是其中之一。本文的分析也说明这种方法已经在一些人口学研究中得到应用，而且今后也会被应用在更多类别的人口学研究中。

原文参考文献：

[1] 王汉生.定量分析.中国大百科全书（社会学卷）[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1,32-33.

[2]于真.定性研究.中国大百科全书（社会学卷）[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1,33.

[3] Wade,Bruce H.Qualitative research.In Fmnk N.MaGrill(ed.) 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Sociology(v.2:1054-1061)[M].U.K.:Fitzroy Dearborn Publishers,1995.

[4]马云鹏，林智中.质的研究方法及其在教育研究中的应用[J].中国教育学刊，1999,(2):59-62.

[5]陈向明.质的研究方法与社会科学研究[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0,23.

[6]Neuman,W.Lawrence.Social Research Method:qualitative and quantitative approaches(5th ed)[M].Boston:Pearson Education,Inc.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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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徐安琪，茆永福.新疆维吾尔族聚居区高离婚率的特征及其原因分析[J].中国人口科学，2001,(2):25-35.

[11]郑真真，周云，郑立新，杨元，赵东霞，楼超华，赵双玲.城市外来未婚青年女工的性行为、避孕知识和实践——来自5个城市的调查[J].中国人口科学，2001,(2):67-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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