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色渐渐黑了下来，前不着村，后也没有店，心里有点害怕。为了不让未来看起来那么没有希望，我还是继续在那个我根本不知道方向的草原上，深一脚浅一脚地走。
远远地看到好像有炊烟，再近一点，我看到了五星红旗，高高飘扬着。那是西藏腹地的一个村委会所在地。
辛勤劳作的藏族牧民，五星红旗飘扬在劳作现场。
后来每每说到国家，说到祖国河山，说到个体与国家之间的关系，我都会想到我于那苍茫之地的暮色时分看到五星红旗时的感觉。它给我一种昭示，告诉我，我会是安全的，也会是温暖的。
这种个体与国家关系中安全与温暖感的获取，有时也来自他者。比如说大牛父亲的故事。从北京到新疆到甘肃，他将自己的一生都放在了大西北，教书育人。
大牛现在定居北京，那是他父亲的出生地，他在空间上帮父亲画了一个圆。
大牛的父亲名叫刘贤昌。那年我去敦煌，拜会了大牛的父亲和母亲。刘贤昌见到我的时候问，大牛还在写小说吗？
刘贤昌出生于1940年的冬天，出生时，日本占据着北平。用他的话说，一生下来，就是小亡国奴。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再过两年，他开始读书上学。
小学时，刘贤昌任学校少先队大队长，主持了学校悼念斯大林大会的仪式。1959年8月，高中毕业，刘贤昌被保送到北京师大历史系，在那个年代“保送”这件事情应也属于小范围内的“王者荣耀”吧。
喀什地区叶城县西合休乡的一所乡村小学，每天的升国旗仪式雷打不动。
他喜欢各种学术活动，喜欢听黎澍、吴晗、林默函的演讲。研读了《三国志》，写出了《论刘备》的论文，他练书法、办壁报，涉猎各种报刊杂志，关注国外时事动向。
1964年9月，刘贤昌和北京师范大学50多名毕业生离开京城，奔赴新疆。他在乾隆皇帝的远征地，在左宗棠拉棺击败阿古柏叛乱收复的疆域，在林则徐屯垦戍边的伊犁小镇，在长年积雪的天山脚下，拜什墩农垦兵团子弟中学，前前后后21年。
那一年，从北京到乌鲁木齐，刘贤昌和他的同学们坐火车走了6天。乌鲁木齐站给他的印象是人很少，很干净，各种设施都是新的。这是一个崭新的生活。
那一年的10月14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在罗布泊爆炸成功。刘贤昌所在的学校的学生在教室里举行了庆祝原子弹爆炸成功的晚会。“大家唱歌，朗诵诗歌，气氛很热烈。”
1964年10月16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在新疆罗布泊爆炸成功。
21年后，也就是1985年的春节，刘贤昌到酒泉教育学院任教，他在同一批支边的同学里，算是率先冲破了档案固人的网络，也让周边人看到了人才流动的可能性。这一举动，被认为是刘贤昌生命之树上的一朵奇葩。
1991年暑假，刘贤昌带着家小回北京探亲。8月下旬，正准备回酒泉时，报纸电视等各大媒体发布戈尔巴乔夫宣布解散苏联共产党和苏联解体的消息，刘贤昌一时愣在那里，“我很难过。我想，那么强大的苏联，怎么说散伙就散伙了呢？”
2001年元旦，刘贤昌退休。在讲台上讲了36年，退休下来，他觉得特别轻松。他记得上世纪80年代初中国出现学习电脑的热潮。当时，他所在的伊犁河畔的学校也派了两个很年轻的老师到伊宁市去学电脑。
后来，随着中国改革开放和经济的飞速发展，学习电脑的热潮也愈来愈热。他用大牛花2000元买的二手电脑学打字。觉得打得不错了的时候，他把自己前几年手写的《中国民主同盟简史》用电脑打了出来。后来，他就每天在电脑上给儿子写一封信，虽然发不出去。
一年后，互联网热浪袭来，那些信也不想再发出去了。
2005年，刘贤昌的小儿子阿勇离开甘肃去北京，刘贤昌和老伴没敢送他去火车站，怕自己会哭出来。
他说，他想到1964年九月初的一天下午，北京站的站台上，许多同学为到新疆的同学送行。这当中，还有一位小脚老太太和一位四十多岁的汉子夹在欢送的学生之中。那老太太和那汉子，一个劲地哭，谁也劝不住。“那老太太是我妈妈，那汉子是我大哥。
今天回忆起四十多年前的那个情景，我都忍不住流泪。生活就是这样。北京站，哪天没有挥泪告别哪？赵本山那天唱‘一个情字活一生’，唱得好。”只要离别对孩子们的理想和前途有帮助，他认为再怎么不舍和思念以及煎熬都值得。
他自嘲说，现在我们家就是空巢了。他和老伴每天种菜、养花，看时事新闻。每每家里来了学生，或者年轻人，他就特别高兴。他喜欢说自己的故事，他把它放在一个很小的筐里面，尽量只说个人成长，很少放进家国情怀。中国的几十年在他眼里，有激情，有动荡，也有安详，也像他的人生一样。
太多他们的故事。
十月是丰收的季节，山西婺源的人们在屋顶晒满了红彤彤的辣椒。
有时候我就在想，国家是什么？国家就是一个一个国民吧？！一个个国民的故事，是这个国家最真实的故事，是一切的根基，它告诉人们这个国家曾经发生过什么，正在发生什么，而你我在其中做了什么，怎么去做。
仿佛，我又看见了远处的炊烟，看见了高高飘扬的五星红旗。
这就是我们的日常，这就是我们的国家。
作者 | 南风窗高级记者 陈莉莉 [email protected]
排版 | Luck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