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供给与社会组织（经济发展的六重根之六：技术）

6. 技术

在经济发展的生产要素中，我们已经讨论了劳动、资本、权力、企业家、空间，本节将讨论技术。技术泛指做事的工具和程序。我们认同刘夙的创见（《世界科学技术文化史》系列），把技术分为自然技术和社会技术，自然技术指处理自然中的事物的方法，比如开山修路、挖掘矿产、制造机器等，社会技术是指组织社会的方法，比如军团制、泰勒制等。不同的社会组织方法，就像不同的自然处理方法一样，都能影响生产效率。

6.1 自然技术的演变

动物会制造工具，例如黑猩猩会把小树枝的叶子捋掉，用树枝去蚁窝掏白蚁。人类制造工具的能力更胜一筹。人类的模仿能力能够积累制造工具的知识。在危机时代出现的大脑变化可能也带来了创意，观念上的重组表达在洞穴的壁画中，然后又表达于日常的工具制作，诱发了人类技术水平的大跃进。石器时代最初只是打磨石器，后来石头与木棍的结合物出现，结合人类的亲缘合作组织，捕猎大型动物变成常事，人类进入一个新地区，就把当地大型动物杀光，然后再转向下一个地区。北美大陆、澳洲大陆的大型物种，都在人类祖先进入后惨遭灭绝。在河海地带，主要是渔猎采集。在草原与中亚地区，主要是狩猎采集。在冲击平原和三角洲地区，则慢慢发展出了农业和畜牧业，用驯养的中小型动物，弥补了大型动物的不足。新月地带是第一波，然后是尼罗河流域、黄河流域、长江流域等。青铜器和铁器的制作也相继兴起。农业、青铜器、城市、私有财产、国家、意识形态，都是一口气出现的，通常认为是 1 万年前后。

铁器改进了农业和军事技术。比起石片，铁刃锋利多了。在农业上，铁犁农具提高了劳动效率；在军事上，矛、戈、戟、刀、剑等，开启了冷兵器时代。两种作战方式很重要，一，步兵方阵，士兵徒步，以盾防守、以矛、弓箭、刀剑等攻击；二，骑兵，驯化和利用马，冲击力强。历史上，北方多次战胜南方，除了气候和生活艰苦锻炼军队意志等因素外，骑兵这个技术因素也是原因之一。赵国的胡服骑射，是重要的军事改革。在步兵与骑兵之外，还有因为车轮的发明而产生的车兵，与步兵配合作战。冷兵器时代的战争，以资源胜。在战事频繁的战国，只有中央集权最能汲取社会资源。商鞅变法，破除权贵，支持小农，便于征税，全民皆兵，打造了高效率的战争机器，秦国凭此横扫六合。中国的中央集权和官僚制度，在相当程度上是激烈战争的结果（赵鼎新，东周战争与儒法国家的诞生）。

除了陆地的骑兵和步兵之外，在河流处发展出楼船，在海洋处发展出舰船和海战技术。古代罗马就将地中海变成自己的内海，海军力量强大。罗马帝国崩溃后，欧洲的文明大幅度倒退，一千多年再无伟大的海战。在蒸汽机时代之前，中国也不曾面对海上的严重威胁，没有发展强大海军的需求。郑和下西洋，志不在抢夺殖民地，而是贸易和宣扬天恩，所费不菲，后来可能因财政问题被高层终止。不久之后，西欧人开始航海，开启地理大发现，因为欧洲人贫穷，掠夺殖民地资源成了主流。

明清时代，中国人发明的火药已经可以造出大炮，这是热兵器的开端。火炮是游牧民族的敌人。中国人和俄罗斯人用火炮打败游牧民族，封锁了中亚草原，从此游牧民族再也不能成为农业民族的心头大患。欧洲人则用火炮轰开了城堡，打碎了封建制和骑士团。军事技术对人类社会的改变，是相当巨大的。

英国人在 18 世纪发明蒸汽机，加上煤炭采掘业和机器生产，英国在 19 世纪全面进入以煤为能源的第一次工业革命。蒸汽机的原理，的确如家里烧开水，没有什么特别；它利用煤烧热水，让水蒸气推动机器做功。蒸汽机迅速应用于采掘机器、轮船、火车，人类社会从此进入化石动力时代。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蒸汽机这种重大的技术改进，原理十分简单，并不需要系统的科学理论。人们通常把科学与技术合称为科技，但这两者的区别很大。科学是系统的理论过程，按爱因斯坦的观察，它是古希腊的逻辑系统和近代伽利略发明的数理实证方法相结合的产物。技术则是具体的组装过程。技术的发明，并不一定需要科学，例如地动仪、蒸汽机。科学理论的发现，也不一定马上就对技术就有推动作用。牛顿的万有引力理论，在人造卫星上天之前，没有什么实用价值。到今天，人类的航天技术也没用上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科学与技术最初并不融合，在今天有些领域依然如此，虽然融合起来可能威力巨大。

中国人发明过各种技术，但的确没有发明科学思维。西方人发明了形式逻辑和科学思维，还有工业革命。但据此以为，西方的科学思想造成了西方的工业革命，那就不准确了。第一次工业革命是技术主导、市场推动，与科学关系不大。第二次工业革命才是科学与技术融合的结果。还有人把科学思维上升到文化层面，说西方人理性，中国人实用，甚至把宗教也牵扯进来，说西方人有信仰，中国人讲实效，这些文化和思想上的差别造成了中国近代的落后和西方近代的崛起。这更是说笑，不能当真。西方的工业化不是因为西方文化而产生的。穿西装、信上帝的人搞了工业化，你不能说西装和宗教是工业化的原因。中国近代落后是因为没有工业化，与文化、信仰无关。而且，科学就是一种思维方式，学会了就行了，没什么可神秘的。假说验证、思辨推理，是每个人都能学会的思维程序，它的背后并没有唯独西方才有的某种神秘文化因子作为基础。说什么不读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笛卡尔、康德，就无法理解西方的科学思想，都是说笑，骗你玩的。只要找来工程师、科学家，土包子也能搞成工业化，不需要那么多西方文化。学习再多西方文化，不懂理工、不懂工业，照样对现代社会没多大贡献。文化研究这种事，千年之前也可以做，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对现代社会比较重要的还是科技化、工业化、城市化。

前面说过，科学与技术的融合是在第二次工业革命中发生的。内燃机是电学理论与工程技术的结晶。内燃机首先在欧洲发明，随后德国人 Daimler 、 Benz 、美国人 Ford 各自发明了内燃机机动车，将汽车推广到千家万户。新的发明会更频繁的用于军事，内燃机装到了轮船、潜艇、坦克、飞机上。近代欧洲频繁的战争也促发了中央集权体制在欧洲大陆的兴盛，封建制因为不利于国家强盛，遭到废弃。工业国为了争夺资源和生存空间，先后打了一战、二战。两次大战，尤其是二战，参战国雇佣大批科学家研发武器和通讯技术，极大的促进了军事科技的发展。雷达、加密通信、原子弹，是典型的代表。战后这些技术很多都转为民用。今天人们日常使用的民航、手机、核电，都是二战科技的延伸物。冷战时代的空间竞赛，延续了战争年代国家主导科技研发的传统。冷战结束以后，地缘政治竞争依旧，科技也继续发展。一个基本的历史事实是，国家之间的军事竞争，推动科技迅猛发展，其力度远远大于市场自由竞争下企业研发的力量。

科技力量，不管是企业和学校研发，还是国家和军方主导，只要出现了，就能派上巨大用场。技术不问出身。二战后的西方经济繁荣，主要是战争期间的军用技术转民用的结果。这次繁荣持续了接近 30 年，直到 80 年代中止。此后，美国又把军方研发的互联网技术，转为民用，推动硅谷成为高科技和互联网的圣地，在 90 年代创造了另一轮繁荣。除了经济发展的好处，军事科技对于和平也有意外的作用。武器研发带动军备竞赛，但到了一定程度以后，事情会反转。在核武器确保相互摧毁格局的出现之后，人类反而进入了相对和平的时代，战争的频率大幅下降，远低于人类历史平均水平。

一些人认为，互联网、尤其是移动互联网的出现，改变了社会的力量对比。只要有一部联网的电脑或智能手机，个体就能撬动更大的资源，超过他在传统公司和家族中可以获得的水平。中国是一个发展极为不平衡的国家，体现了人类发展的各个不同阶段，可以做出很好的对比观察。在中西部乡村，有人去外地打工，获得就业信息，传递回村里，就会有更多人跟着先行者走出乡村，进入工厂和城市。这时，信息按照村庄和家族路线传递。在工业时代的城市，年轻人毕业后，一般加入各种公司，通过公司这个组织来撬动各种社会资源，而不是单打独斗，再通过城市的同学关系，横向协调异质的资源。不加入公司，个体很难在社会上生存。这时，信息按照同学群体和公司来传递。在互联网时代的中大型城市， 20-40 岁的人都会使用电脑和智能手机，通过网站获取信息，通过网页学习新知，不仅能够联系自己见过的人，而且能够联系到自己从未谋面的人。学习的广度猛烈提升。这时，信息按照互联网来传递。可以看到， 2000 年互联网兴起以后，中国大学生的确在知识积累和进步速度方面，远远超过他们的前辈。这样是否让青年人成为更加独立、不太依赖公司的工作者？基于互联网的弱关系的社会网络，是否可以取代传统的同学网络和公司同事网络？一些管理学者持这种看法，认为一个新世代来临了，大公司这种庞然大物，过于臃肿，将会逐渐被各种小公司所取代，这些小公司以互联网作为平台，而不是传统大公司的行政人力。听起来是美好的，但探索起来还是困难的。取代通常是言重了，增补、在一定程度上代替，则是完全有可能的。

但这也不会改变幂律，让大家都爬上金字塔的上层。技术反而会加快幂律。互联网技术越是有效，一旦某个公司抓住这种技术，积累成果的速度也就越快，资源就越是会向少数公司集中。这是资源积累的幂律分布决定的，不以个人的意志为转移。工业时代最初也是各种小型公司竞争，后来产生巨头和寡头垄断。互联网时代现在也是万马奔腾；会不会在经过若干年的自由竞争以后，也会出现互联网巨头，寡头垄断？这种情况在中国高速发展的互联网生态中已经出现。百度在搜索领域、阿里巴巴在电子商务和电子支付领域、腾讯在网络社交领域，都基本具有垄断地位。除非出现重大的外部冲击，否则很难改变。互联网时代的公司更替速度会更快， IBM 被微软超越、微软被谷歌超越、谷歌被 facebook 超越， facebook 被 Wechat 超越、诺基亚被苹果超越。但这些大公司依然还在那里，多数并没有马上消失。在工业时代，个体必须拥有工厂才能生产，而积累工厂的资金本身又要很多年，所以个体成为工厂主和企业家的速度很慢。互联网时代，个体只要会编程，就能利用互联网的公共平台，这个平台基本上是免费的，互联网时代的确赋予会编程的个体更多权力，个体成为软件程序生产者的速度会比开工厂快得多。但另一方面，不会编程的，被边缘化的速度就更快。幂律分布总是残酷的存在，从不曾因为一个技术而消失。会编程的越来越好，不会编程的越来越糟。会利用互联网的越来越好，不会利用互联网的越来越糟。

6.2 自然技术如何生产

自然技术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非常重要，却不容易纳入经济模型。柯布 - 道格拉斯（ Cobb-Douglas ）生产函数在给定技术水平的条件下，研究资本和劳动的关系，这两项可以获得统计数据，资本以对工厂设备等的投资来代表，劳动以工人的数量来代表。但技术当然是变化的，其变化也对经济发展有明显的影响。后来，技术被看作一个外生变量，新技术发明了，会提供突然的外部冲击，把经济生产提升到新水平，就如制度、文化也是传统生产函数的外生变量一样。这承认了技术的作用，但依然没有刻画它。再后来，经济收入中凡是不可以被资本和劳动两项解释的，所谓的剩余项，就被称为全要素生产率（ TFP ），它通常是技术进步的指标，但也可以包含制度创新、组织创新等内容。

一般而言，全要素生产率高，经济增长就是有效的增长，全要素生产率低，资本和劳动投入过大，技术没有进步，经济可能没有效率，整个社会的生产率没有提高，所谓的经济发展全是用钱、贷款堆起来的，迟早会崩溃。用这个视角来评价中国经济发展时，有两个问题很重要。一，资本的投入到底多少算高？不能把今天美国的资本投入和技术进步对经济贡献的比例作为规范，评价中国近几十年的情况。中国处在工业化初期和中期，这类似于美国的 1860-1920 ，而不是 1980-2010 。林毅夫也认为，对今天的中国，投资依然比消费重要。中国目前还没到主要靠消费和内需拉动经济的时机。甚至美国在过去 30 年全球化过程中去工业化，制造业外流，也导致公共工业资源消散的恶果（《制造繁荣》）。二，中国的全要素生产率或技术进步是高还是低？一些攻击东亚模式和预测中国经济崩溃的人认为，中国的经济主要靠投资，没有多少技术含量，因此不可持续。但是，按照张佩的研究（《中国的资源错配与全要素生产率》），在东亚模式国家和中国的经济发展中，技术进步的程度很高，占到 40-50% 。因此，中国的经济增长是有效的；偶尔出现的衰退，不是崩溃，只是休整。

人们往往把全要素生产率成为技术因素，把资本、劳动称为生产要素。但技术也可以看作是一个生产要素。问题只是，技术如何生产？这是技术的内生问题。技术有两种，一种是凭经验获得的，这种技术适用的范围较小，无法推广，属于窄基础的技术，另一种则是靠科学理论支撑的，这种科学化的技术适用范围较大，易于推广，属于宽基础的技术。 Joel Mokyr 提出类似的看法，并做了严密的论证（ The Gifts of Athena ）。窄基技术的生产条件是自然人。人越多，试错越多，技术就越容易发明。这是古代中国技术全球领先的主要原因。宽基技术的生产条件是科学家和科学思维。首先必须发明科学思维，产生科学革命，然后再择其部分，应用于生产。科学思维的发明，不是为了生产，只是一个历史的意外。前面说过，它需要两个条件，形式逻辑系统、命题的数理验证。没有古希腊人、没有伽利略，科学思维难以产生。所以，中国古代并没有狭义的科学，虽然有很多技术。好在科学这种 “ 思想技术 ” 一旦产生了，其他民族的人只要学习就可以掌握科学理论的生产过程：观察 - 假说 - 验证。 “ 思想技术 ” ，与普通的自然技术一样，都是可学的，不是神秘的，文科生不必害怕。

常见的看法是，企业家在自由竞争的市场中，为了领先对手，会不断开发出新技术。这是技术的企业内生假说，在很多地方也符合事实。但越尖端的技术，就越需要科学理论的支撑，而基础科学和重大技术的研究，通常不是一个私企所能负担的。第二次工业革命初期，还有福特这样的人自己发明内燃机驱动的汽车，这种情况以后就很少见了。二战以后，企业的重大创新几乎全部在一定程度上来自国家资本支持的军方和科研院所的研究项目，很少例外。如果说技术是内生的，也就必须把军队、学校、企业都放在一起，才能这样说。单纯从企业来看技术的内生，有点单薄。靠自由市场竞争，人类要用上手机，可能要等几千年。在技术水平无法通过市场需求升级时，战争经常提供快速升级的外部推力，没有战争，国家投资也会提供这种非市场的外力。美国硅谷的兴起，最初就是军方与企业界合作的产物。另一方面，只有政府的基础项目，没有企业将它转化为民用技术和大众产品，科学也无法通过技术变成产品。苏联的军工发达，但这些科技却并没有变成惠及全民的产品，缺少军民融合的体制是主要因素。两个方面合起来看，产业、科研、政府投资，都是捆绑在一起的。在重大技术和产品创新上，国家是第一层推力，在国家资助的科技转入企业以后，天使投资和资本市场提供了第二级推力，最后是产品投放市场，大众消费，这是第三级推力。

很明显，国家越是强大，能用于重大科技项目的投资就越多。就像在战争期间，中央集权越强，汲取资源的能力越强，在科技竞争时代的情况也是一样。国家资本与科技人才的结合，会产生惊人的效果，苏联的军工科技崛起，中国的科技赶超，是很典型的例子。国家如果不强，很难有钱投资于科技研究，最终本国的企业，只能处于工业生产链的中下端，做一些服务业、加工业，甚至卖资源，以此来交换技术密集的工业品。除了商业和金融中心的例外，一个地方的服务业越多，高端制造业就越少，通常收入也更低。中国的一些中西部乡镇，还是以服务业和农业资源为主的经济，如果没有制造业，在现代交换中，很难有什么拿得出手。因此，这些地方，人口外流、逐渐凋敝，是大趋势。

中国东南沿海地区过去在加工业和低端制造业上发展迅猛，积累了一定财富。但这些工厂和作坊中的技术含量较低，多数企业转型升级极为困难。少数企业家有远见，及早引入技术人员，招聘理工大学生，在技术水平上领先国内同行，与国外同行也能竞争。相比于民企，国企的技术储备更多。股份制国企，机制较为灵活，激励水平较高，在技术、产品和市场上都取得成果。优秀民企和股份制国企，逐渐占领电视、空调、电信设备、数控机床、机器人等中高端制造领域。国家资本投资的核电、高铁、大飞机等领域，也在逐渐接近和超越世界先进水平。不是只有民企才能做成事；国企也可以。另一方面，也不是国企才有技术，优秀的民企也很厉害。中国的互联网技术已经是世界一流，这是许多人不敢接受的事实。但千千万万苦斗的中国程序员，创造了这种成绩，光荣属于理工大学生。一个工程师、程序员、科学家遍地的中国，将令全世界震撼。所以，我们说，不管所有制是什么，做出来，才是真的。

6.3 社会技术

社会技术是管理和组织人的技术，它包括制度和文化。给定特定量的自然技术、资本、劳动、企业家、权力，不同的社会组织方式和文化内容会带来不同的经济效率。一些社会制度和文化有利于合作，一些则不利于合作。

6.3.1 陌生人合作是社会的根本问题

人类从小范围的亲人和熟人群体，逐渐扩大到部落、部落联盟、城邦、国家、民族。最初的社会可能只有 150 人左右（ Robin Dunbar ，《你需要多少朋友》《进化心理学》），在其中起到主要作用的是亲选择和互惠利他。亲选择是指有血缘关系的个体之间的合作（ W. D. Hamilton 1964 ），互惠利他则是指经常来往、非血缘个体之间的合作（ Robert Trivers 1971 ）。 这两种合作方式都属于人的本能。其中熟人之间的相互合作，可能与人类的镜像神经元和模仿能力特别发达有关。

从亲人和熟人合作到陌生人合作的跨越，是人类社会最根本的问题。陌生人合作要得以推行，必须克服对方或某些人搭便车的情况。克服的策略可能有三种。一，一些人天生具有利他惩罚秉性（ Ernst Fehr ），他会主动惩罚忘恩负义、只索取不回报的人，即使他自己从中并没获得什么好处，甚至还要花很多本来可以用于获取生存和生育资源的精力。二，一些人注意到群体合作会带来更大的利益，主动组织陌生人合作，并以暴力为后盾，要求群内个体交纳赋税，以覆盖行政成本，其中最主要的就是惩罚破坏分子，也就是搭便车者、不合作者。三，在各个社会群体的竞争中，不善于合作的群体被淘汰，善于合作的群体生存下来，这些群体内部形成一种习惯、风俗、仪式，就是合作共赢。这是所谓特征化的群选择理论（ Sober and Wilson ）。我倾向于第二种理论，因为它与事实最为相符。而且，它可以更为经济的解释社会，社会的兴衰都来自资源汲取能力与内部运营成本的变化，不需要以某些人的天生特性或典型特征作为额外的解释工具。

6.3.2 权力 - 文化 - 家庭的三元结构

人类在最初面对自然时，会感到神秘的力量在主宰自己和群体的命运。他们将这种力量投射到外部对象之上，这就是巫术、萨满。农业剩余出现后，解决了暴力集团的成本问题，使得掌握暴力、组织陌生人社会的人能够出现。这些人本身有时就是巫师。或者，巫师为暴力拥有者服务，将神力从自然对象转移到人，转移到人类的特定行为程序，比如周礼、法律。各方从此信服，以宗教或意识形态等文化标志作为身份指标，认同社会身份，参与同文化圈的陌生人合作。在此过程中，巫术逐渐演变为宗教、意识形态，巫师也相应变为教士、知识分子。

在这种框架下，人类社会组织就有一个三元结构：权力 - 文化 - 家庭。文化从一开始就渗透在社会之中，后代从小就受到教育，这减轻了惩罚搭便车者的成本，有利于陌生人合作的发展。有人认为，只有中国是以文化来定义自己的国家和民族的，信中国文化的，就是中国人。这种说法去掉 “ 只有 ” 之后，就是对的。几乎所有民族都是以文化来定义自己，并对此产生认同；深受影响的一些人，甚至愿意为之生、为之死，好像为家人生、为家人死一样。中国人以家 - 国同构的文化来组织社会，家是小家，国是大家，一为孝、一为忠，国以仁爱获得家的支持，可以说，中国人信仰仁爱；欧美人以家庭 - 信仰之国的文化来组织社会，家庭是自然家庭，信仰之国则是所有信徒的精神家园。这两种家庭 - 社会的结构并无根本的不同。无论中西，家都是实在的，国都是文化共同体。

权力、文化、家庭，都有各自的组织方式。家庭方面，古代是大家庭，工业化以后是核心家庭。越重视家庭的社会，越有合作精神。用信仰和思辨超越家庭价值、沉湎于精神价值的社会，合作精神相对较弱。文化方面，按与权力结合的方式，有不同的表现。有的是紧密联系，如神权政治。有的是两者分离，如近现代西方的政教分离。还有的是松散的合作，如古代中国的儒家，邦有道则现， 邦无道则隐。这种文化对掌权者的实质要求较高。权力方面，最早可能都是军事组织，封建制就是军事组织的延伸，裂土分封，领赏的都是军功受益集团。封建制的问题是地方势力坐大，诸侯不听中央。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中央集权更有优势。战国带来了秦制，中央集团 + 地方官僚，破除地方贵族势力，这种传统一直延续到今天。欧洲近代为争夺海外殖民地和经济资源的战争，也摧毁了封建制，发展出中央集权的制度。英国虽然在 17-18 世纪领先，但因为信奉地方自治和权力制衡，集权程度较弱，后来被集权程度更强的德国超越；美国地方大、人口多，又远离欧洲大陆，没有受到战争的影响，但为了应对一战、经济大萧条、二战，政府权力也逐渐集中。时代不同了，传统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早就不适用了，新的时代是国家资本的时代，连摩根财团也必须让位（《摩根财团》）。竞争越激烈，国家的权力就要越集中。大政府、大社会、国强民富；小政府、小社会、国弱民穷。没有小政府、大社会这回事。即使有，也在竞争中落了下风。英国曾经如此不可一世，日不落帝国，地方自治、民主选举，到后来被德国打得一败涂地，还要找美国求救。美国呢？政治扯皮，已成体制癌症。这个国家在面对外部的巨大压力时，才能团结起来。一旦外部竞争压力减弱，就不免会堕落下去。权力制衡、民众自决，并不一定对国家和社会发展有利。美国的强大恰好不在这些，而在于它的反面，即国家认同。有意思的是，他们的国家认同建立在国家强大才能保障私人自由这种意识形态的基础上。这种宣传诉诸人性，的确能打动人心。

6.3.3 政府 - 资本 - 社会的新三元结构

在现代商业和工业发展中，出现了公司这种组织。以前，生产和生活都在家庭这个统一的单位中，现在分离成两个：公司与家庭。以前，只需要关注国家 - 文化 - 家庭，现在则还需要关注公司。公司是为利润而生的，积累的是财富和资本。因此，现代工商业社会呈现出另一种三元结构：政府 - 资本 - 社会。资本和利润代替了道德文章，核心家庭组成的大规模陌生人异质社会也取代了传统的家族。文化的作用退潮了，传统负责文化和意识形态宣传的知识分子和文人，基本上被边缘化。法律的地位上升，代替文化，成为更主要的惩罚搭便车的手段。在这种情势下，文化人纷纷抨击，社会充斥着拜金主义、物质主义、消费主义，好像这是什么罪恶似的。但没有人会因为物质、消费、挣钱而遭到报应。只是不随时代调整思想和行动的传统文人真的失去了话语权。他们的警世诤言，失去了力量。

公司介于政府和家庭之间，既有指令、也有温情。从最初联合冒险的合伙制，到有限责任的有限责任公司，都是陌生人合作的新形式。在第二次工业革命以后，公司越来越大，股东雇佣管理者从事管理工作，大家都是公司人。一些人初到城市，把公司当成自己的大家庭，这有时是好的，但更多的时候则是错的，因为公司还是要看你能为公司创造多少利润，而不是像你家人、好友那样关心你、照顾你，即使公司的人跟你很熟。利润和劳动生产率的要求，是严格而确定的。泰勒制是最极端的形式，绩效考核（ KPI ）、人均利润等，相对温和，但也必须恪守。很多人今天都会隶属于公司组织，既离不开它，又觉得受约束。在农耕时代，人属于家庭，也受家庭的约束，只是感情的因素更多。在工商业时代，人属于组织，也受组织的约束，只是利润这种工具理性的因素更多。有人提出，互联网时代到来后，去组织化 、去中心化，个人有更大机会从组织、尤其是大型公司中解放出来，通过互联网自由联合，合作生产。这种新的团队形式是否能够最终代替公司组织，还有待于观察，也有待于当代青年人的创造。

6.4 责任文化与社会发展

在现代社会，文化人的地位下降了，但文化本身的价值并未降低。特定的文化对经济效率有不同的影响。什么样的文化有利于经济和社会发展？责任文化。它的主要内容是制约小我。人类的天性是顾着自己，也会顾着亲友，但对社会的关注程度就很低，需要人为灌输、内化为心理习惯，才能落地生根。对自己的责任，吃好喝好，大家都一样。对家庭的责任，已经不是每个人都有勇气去承担的了。结婚不是两个人的事，而是两个家庭的联合。大城市房价高，结婚晚，正是家庭责任文化的结果。为了削弱老龄化的负面影响，大建保障房，降低年轻人结婚的经济成本，是政府和社会的重要责任。对社会组织的责任，则更需要反复训练。如果家庭没人给你启发，你遇到贵人就要跟着扩大人生的责任视野，否则很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