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自陈嘉映《海德格尔哲学概论》第一章，商务印书馆 2014年

一、海德格尔简传

说起海德格尔，我先引用舍汉的一段话：马丁·海德格尔也许是本世纪最有影响的哲学家。从许多方面看，他是个没有生平事纪的人。有一次他讲授亚里士多德，开场便说：“他生出来，他工作，他死了”。讲起海德格尔恐怕也差不多。他1889生于德国西南部，除了在马堡工作五年之外，一生都在西南部从事他的工作，1976年5月26日在那里去世。然而，在这八十六年里他的思想震撼了整个哲学界。海德格尔的生平事纪和他的思想历程其实就是一回事。他自始至终生活在他的思想中。所以，真正值得一写的传纪，只能是一部哲学传记，标出他思想的来源与发展。[1]

马丁·海德格尔1889年9月26日生于德国巴登邦的梅斯基尔希。梅斯基尔希是黑森林东沿的一个农村小镇。海德格尔的父亲弗里德里希·海德格尔就在这个小镇的天主教教堂任司事。他的母亲也是天主教徒。

海德格尔14岁那年到梅斯基尔希以南50公里外的康斯坦兹读中学，为将来舶牧师职业作准备。他在那里读了三年（1903一1906）后，转到弗莱堡的文科学校上了三年学（1906一1909年）。海德格尔后来说，他在这六年里学到了对他终生极有价值的一切。 他在这六年里学习了希腊文，此后，除战争年代外，他每日必读希腊原著 。他还学习了拉丁文。他在这段时间培养起对诗人荷尔德林的兴趣，这位诗人的诗句将贯穿海德格尔的全部著作。1907年，海德格尔暑期回家度假时，康斯坦兹三一教堂的神父（后来的弗莱堡大主教）康拉德·格略勃，给他带来一本书。那是布伦塔诺的论文《论“存在者”在亚里士多德那里的多重意义）。这本书启发了海德格尔的毕生哲学事业。

1909年，海德格尔到奥地利费尔德基文希的耶稣会见习。但几个星期后即因健康欠佳被辞退。此后他到弗莱堡大主教管区的研究班攻读神学。这里的指导教师仍是耶稣会教士。1909年秋至1911年夏，海德格尔主攻神学，辅以哲学。1911年他决定放弃牧师的前程而专攻哲学。至1913年夏他一直留在弗莱堡大学学习哲学。那时他23岁，在阿尔图尔。施耐德的指导下完成了博士论文《心理主义的判断学说》。在他的大学学习时间，胡塞尔的《逻辑研究》是他的主要兴趣所在。他曾参加新康德派哲学家里科指导的研究班，从而深受价值哲学的影响。他后末回忆说，当时实验心理学大有取哲学而代之的势头，于是价值哲学似乎成了伟大的哲学传统的唯一支柱。对他深有影响的还有天主教的思辩神学。此外还有圣经解释学，从这里引发出海德格尔对一般解释学的关注。在他的大学读物中，我们还可以找出黑格尔、谢林、基尔凯郭尔、狄尔泰、尼采、里尔克、特拉克尔、陀思妥耶夫斯基等。

海德格尔获得博士学位后不久，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1914年8月他应征入伍。但两个月后即因健康欠佳退伍。1915年至1917年他在弗莱堡从事军邮工作。1915年夏他提交了《邓.司各脱的范畴与意义学说》，作为讲师资格论文。这部论文与另一篇《历史科学中的时间概念》一道为他赢得了在德国大学讲课的资格。据海德格尔自述，他在1915年左右找到了一条路。这条路通向哪里他还不知道，所知道的只是沿途近景。地平线不断转移，这条路时常变得昏暗。

早在海德格尔抛弃神学从事哲学之时起，他就想到哥廷根胡塞尔门下就学，但因经济窘迫不能如愿。事有凑巧，1916年4月1日，胡塞尔受聘到弗莱堡大学继承里科的讲座。于是海德格尔得以亲聆胡塞尔的指教。那时他白天在邮局工作，晚上则在大学里听课或讲课。

1917年海德格尔与艾弗里德·佩特蒂结婚。婚后再次应征入伍，在西线战场服役。1917年10月，马堡菲利浦大学的保尔·那托普教授写信给胡塞尔，告知该大学有副教授职位空缺，询问海德格尔是否具候选资格。胡塞尔在夸奖海德格尔的同时指出他还年轻，缺少研究和教学方面的经验。结果海德格尔落选，M.冯特得到这个职位。

1918年，从战场回来以后，海德格尔正式成为胡塞尔的助教，他在后者的指导下一面学习一面任教。他讲的课程多半是关于亚里士多德的。虽然他那时深受胡塞尔现象学的熏陶，但他授课的侧重点却不完全是胡塞尔式的。现象学还原和先验自我这些现象学主导概念很少在他的课程中受到重视。胡塞尔对海德格尔要独辟蹊径的倾向是有觉察的。但他仍然很器重海德格尔。1920年11月，菲利浦大学教职再度空缺，胡塞尔遂向那托普推荐海德格尔。结果还是落选了。尼可莱.哈特曼得到了这个职位。

1922年，那托普退休而由哈特曼继承职位。于是菲利浦大学的职位再次空缺。这一次胡塞尔更强烈地推荐海德格尔。当时海德格尔用现象学方法讲解哲学史的成功也己为德国哲学界周知。只是他好几年始终没发表过什么东西。那托普把这困难告诉胡塞尔。海德格尔得知后，即把一份40页的手稿打印出两份。当时他正准备在胡塞尔主编的《哲学与现象学研究年鉴》第七卷上发表一部关于亚里士多德的大著作。这40页手稿即是这部著作的导论。打印好的稿子他自己留下一份，另一份寄给了那托普。

这份稿子不仅显示了海德格尔的哲学史知识，而且表现出其哲学思想具有惊人的首创力量。这部稿子从未发表。读过原稿的哲学史家公认它就是《存在与时间》的前身。那托普读了寄给他的那份稿子，不禁大喜，立即回复胡塞尔，盛赞海德格尔思想的深度和广度，犹似发现了欧洲哲学的一颗新星。由于海德格尔当时大概同时在谋取哥廷根的一个职位，那托普遂大力担保海德格尔会被马堡接受，以防海德格尔它去。那托普写给胡塞尔和哈特曼的几封信上洋溢着他爱才之切的心情。

海德格尔接受了这一职位。临行前他在黑森林的托特瑙堡山上与友人和学生办晚会告别。关于这次晚会，伽达默有生动的记载[2]。在马堡时期，海德格尔开始撰写他的主要著作《存在与时间》。海德格尔专家们从他的早期著作，发表和没发表的，多方搜集线索以求确定这部巨著的来龙去脉。比较确实的是，海德格尔于1923一1924年冬在托特瑙堡自筑的别墅中开始写作《存在与时间》的第一稿。1925年夏季的讲课稿《时间概念的历史》是《存在与时间》的清楚的雏形。1925一1926年冬季学期问，哈特曼将迁往科隆，海德格尔被提名继承正教授讲座。但按要求，他必须立刻有著述发表。于是，1926年1月29日至4月30日他隐居于托特瑙堡山间，把《时间概念的历史》这一讲稿的笔记整理成《存在与时间》的前240页。胡塞尔其间亦往托待瑙堡度假，与他讨论该书的主要概念“在世界之中”。两份稿子被寄往柏林教育部候审。另一份稿子缀以鲜花、题着“以感激、景仰和友情敬献埃德蒙特·胡塞尔”，作为胡塞尔67岁诞辰的礼物。

送交柏林的稿子退回时批着“不足”。第二年2月，《存在与时间》正式印行，一是在《现象学年鉴》第八卷上，二是作为单行本。书一见世，海德格尔声誉鹊起。半年后，柏林颁发了正教授职称。

1928年11月，胡塞尔退休。海德格尔辞去马堡的席位，回到弗莱堡大学继承胡塞尔的哲学讲座。当时他已声望甚隆，首次讲课便有280名学生听讲。然而，他与他的老师胡塞尔的关系却越未越不和睦了。

两位哲学家见解的差异早在20年代初就变得相当明显了。但两人的私交一直很融洽，两家人也经常互相走动。工作关系也很密切。我们已提到一些事实，可见出胡塞尔几乎事事大力提拔后进海德格尔。他很器重这位学生，常称“现象学，海德格尔与我而已”［3］。另一方面，海德格尔对胡塞尔也显得毕恭毕敬。他可以随时读到胡塞尔的手稿，有时也帮助老师整理稿子作出版准备工作。他们两人同领现象学，各有所长， 胡塞尔喜好从体系方面穷究基本概念的结构联系而对哲学史既无兴趣也无专能 。这后一方面却正是海德格尔的专长。

引起这两位当代德国哲学领袖关系恶化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即使进入历史纪事的细节，也难确定各因素间的关系和比重。这里只提出三二事实，不敢妄下断语。

上面讲到，海德格尔发表了《存在与时间》以后回到弗莱堡，声望甚隆。例如1928年新出版的哲学期刊《哲学论丛》的第一期竟全期讨论《存在与时间》。年轻的马尔库塞在这期《哲学论丛》上高呼是《存在与时间》把哲学重新带回到现时代。而从此以后一切哲学问题都将在这一基础上来考虑和解决了［4］。而胡塞尔在同一讲座上，却从未享此盛誉，这时更被海德格尔这颗新星的光芒掩盖。在哲学界地位的升降又与个人的经历缠在一起。一次大战给整个德国社会、给德国知识界带来了深重的影响。不少评论家就是从当时德国的精神环境来解释海德格尔哲学的。确实。至少粗粗一看，《存在与时间》颇似表达出一种虽败犹荣宁死不折的情绪，这种情绪与德意志深层意识中的某种东西浑然应合。海德格尔那一时期在哲学界的地位不断提高，颇有点时势英雄的味道。而胡塞尔却已年老。他有两个儿子，幼子在凡尔登之役阵亡，长子在弗兰德尔前线两度重伤。对风烛残年的胡塞尔来说，20世纪差不多就是末世了。

海德格尔、伽达默尔与瓦尔特·布勒克夫妇等

哲学立场上的分歧也加深了。1927年，胡塞尔受托为《不列颠百科全书》第14版写“现象学”条目。他把写成的草稿交给海德格尔去修补。海德格尔接受了这一任务，翻新重写，虽然也时时参照胡塞尔的草稿并尽量写得能使后者接受。结果，胡塞尔废弃海德格尔的稿子而单独提供了“现象学”条目。两位哲人时时或面晤或通信争论。在1927年12月的一封信里，胡塞尔断言“海德格尔还不曾掌握现象学还原的全部意义”[5]。胡塞尔虽然为《存在与时间》的定稿和出版出了很大力，但他既不喜爱这本书也不很重视它的内容。他警告海德格尔不要把哲学弄成了人类学。 在胡塞尔看来，海德格尔之所以偏离了现象学原则，是由于他的神学偏见，同时也由于战争的后果把人们普遍驱向神秘主义 。在海德格尔这方面，胡塞尔现象学中的多种提法本是很难接受的。他一心惦着“存在”，而这是胡塞尔从不感兴趣的课题。两人的哲学立场从一开始就有分歧，这一点胡塞尔后来才肯承认。“不幸我未能决定他的哲学成长。显然他在研读我的著作之际己经干上自己那一套了”[6]。

1928年，胡塞尔请海德格尔编辑其讲稿《内在时间意识的现象学讲演录》。结果却很不满意。辑成的稿子于1929年发表，海德格尔为它写了一篇引论，写得实在敷衍潦草，对胡塞尔1905年以后发表的著作竟一字不提。同年，海德格尔把他的《根据的本质》一书赠献给胡塞尔的七十诞辰[7]。但此书中没有多少现象学的提法，有几个长长的脚注实是在与老师争论。另一本更重头的书《康德与形而上学问题》则献给了舍勒（Scheler）——舍勒也是现象学者，却自立门户，因而与胡塞尔龃龉。这本书的题辞却明确称赞舍勒的精神具有“不受羁绊的力量”。该书的内容则离现象学的常调更远。这些书胡塞尔都读了。在他看来，海德格尔不啻已背叛了现象学运动。在他读过的一本《存在与时间》的扉页上，有胡塞尔1929年写的一句话：“amicus plato， magis amica veritas［吾爱吾师柏拉图，但吾更爱真理］”。这幽默算是苦涩了。

在1930年那期（现象学年鉴）上，胡塞尔未指名地但也足够明确地公开向海德格尔的哲学立场发动进攻，认为那只是一种人类学论的立场，“还达不到真正的哲学层次”。有点儿讽刺意味儿的是，这一期《年鉴》竟成了《现象学年鉴》的最后一期。1931年，胡塞尔多次以“现象学和人类学”为题作讲演，矛头直指“哲学界年轻一代”，这些讲演明称：用人类学取代现象学反自称在改造现象学，无异于背叛。这些讲演多次重复，听众甚夥，又上了报纸。矛盾公开化了。海德格尔作为学生，先前作出受气的样子，这时也公然与老师疏远了。

1929年7月，海德格尔宣读了他的教授就职讲演《形而上学是什么？》。此文把存在、虚无和人的生存都连在一起，其内容与胡塞尔的现象学可说毫无关系。这篇演讲在学生中引起了高度的正面反响。同时，它也指示出海德格尔今后的风格：他的思想将主要通过演讲和授课的形式出现，而不再通过系统著作的方式。

1930年，柏林文化部长格里姆以学生和崇拜者的身分给海德格尔写信，邀请他到柏林任职。海德格尔拒绝了。总的说来，海德格尔对魏玛民主是信任的，他的政治倾向接近于新兴的主义。在他的课程中，对政治的关切明显增重。30年代初的德国，眼前似乎摆着一千种可能的选择但又仿佛毫无出路。政治成了全民族的首要问题。

从上面几页的记述我们看到，海德格尔原来完全是个学者。他所处的社会，无非是老师，学生，同事。朋友圈子也是从这些人里来的。不料政治动乱终于把他卷了进去。

1933年4月底，海德格尔当选为弗莱堡大学校长。按照德国的传统，由正教授组成的校委会每年一度选举大学校长。校长是大学的行政首领，一年一选，但可无限期连任。校长名义上受州政府领导，但州政府实际上很少干预大学事务。学院自由是大学和政府两方面都引为高度自豪的德国传统。但是，在魏玛共和国晚期，纳粹学生组织多如雨后春笋，多方从事右派校园活动。1933年1月30日希特勒登台为总理后，纳粹学生更是肆无忌惮。那一年第一任弗莱堡校长是解剖学教授威廉·冯·莫棱多夫。他在4月16日就职后不到两周即被巴登文化部长解职，原因想必是他曾禁止纳粹学生在校园内张贴反犹文告。解职当天，莫棱多夫与一些教授找到海德格尔。敦促他出面候补校长人选。战后的非纳粹化委员会所作的调查报告披露，这些教授当时相信海德格尔的国际声誉将有利于保存部分学院自由和阻止纳粹党的极端破坏行为。海德格尔同意出面，校委会一致通过。

就任第二天，三名纳粹学生到他的办公室来要求张贴反犹宣传品。海德格尔像前任一样予以拒绝。纳粹学生威胁说要向上级报告。几天后，冲锋队鲍曼博士命令海德格尔立即批准学生的请求，并暗示否则可能解除他的校长职务并关闭弗莱堡大学。海德格尔仍未让步。他后来自辩说，这次冲突使他认为要保护学院自由，仅靠他的声望还不够，最好的办法是自己从纳粹党内部来做工作。

后来，关于他和纳粹党的短暂合作传出很多故事。这些故事往往查无实据，传碍却很广。海德格尔本人又一直对这段历史不置一词。他也不常有自传式的文字，并多次回绝为他写传的要求。他的沉默只有两次被打破。一是上面提到的：战后法国占领当局为防止漏网纳粹在德国占据要位，力促非纳粹化运动。这运动的一部分是调查纳粹执政期间与纳粹发生过牵连的人士。二是1966年9月，《明镜》周刊记者采访海德格尔，其主要内容即关于他与纳粹的牵连。这篇采访依海德格尔的要求于他去世后在1976年第23期以《只还有一个上帝能救渡我们》为题刊出。后者可看作海德格尔的自辩，前者是客观调查得出的报告。比较二者，事实方面是大致吻合的，虽然动机等问题永远有不同解释的可能。对这段历史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参考熊伟先生译出的《只还有一个上帝能救渡我们》[8]。这时只讲个梗概。

▲ 海德格尔与家人

1933年5月27日海德格尔的校长就职演说《德国大学的自我主张》中有大量拥护纳粹的和与纳粹宣传合拍的提法。他讲到德国大学的目的是“教育和训练德国人民命运的领袖和卫士”。他预告“大肆鼓吹的‘学院自由’将被赶出德国大学，因它由于消极而不真。这种所谓‘自由’的意思无非是没有牵挂、个人任意逗留于其目的与意图、随便行动或不行动”，他把初入纳粹执掌的局势颂为“伟大壮严的破晓”。他列数德国大学的三根支柱为“劳动服务、军役服务和知识服务”，他提出要在纳粹运动提供的新可能性中“彻底改造德国大学”。海德格尔后来的自辩大致是说：改造德国大学的设想早已有之，那是与他对当代科学技术的畸形发展的基本判断连在一起的。他在《形而上学是什么》中已经指出，科学如今纷然杂陈，只还靠大学从形式上维系到一处，而“各门科学在其本质深处的根却枯萎了”[9]。他后来仍坚持认为德国大学需要彻底改造。至于对纳粹执政的前途，他承认当时确抱有相当的希望。“我当时看不出其它出路。在22个政党的各种意见和政治倾向搅得十分混乱的情况下，必须找到一种民族的、尤其是社会的态度，”[10]不过，这篇演说的基本调子却不是让纳粹政治来确定科学的意义和价值，相反，是要主张让学术领导政治，让大学教导政治家。

1933年末地方大学生报曾引海德格尔的话说：“任何原理和理想都不是你们存在的准则。元首本人而且只有元首本人才是今天的与未来的德国现实及其法规”。海德格尔自辩说这是一种妥协，不这样说就无法继续他当校长的使命。但他也承认这不仅是装点门面，他确实把纳粹运动看作一种新事物，一种新的可能性。

传说海德格尔参与了纳粹学生的焚书运动，去除图书馆内犹太籍作家写的书，禁止胡塞尔使用大学图书馆。这些讲法查无实据。海德格尔事实上禁止焚书，在他的研究班上不仅始终引用和讨论犹太作家，而且有犹太籍学生参加。

1938年海德格尔没有参加他的老师犹太人胡塞尔的葬礼。1941年《存在与时间》的第五版抽掉了给胡塞尔的献辞。海德格尔与胡塞尔的关系很微妙，前面已讲到了。海德格尔承认他来去参加葬礼无论如何在人情上是说不过去的，井为此后来给胡塞尔夫人写信请求宽恕。至于抽掉献辞，则是出版部门考虑到禁书危险而要求的。作为条件，海德格尔坚持保留该书一条对胡塞尔深表敬意的注解。

海德格尔曾向纳粹首长进言讨论改造德国教育。他当时确曾指望上级能纳言施行。结果却未见任何行动。他不无气愤地自辩说：“我不明白为什么和当时纳粹党的教育部长谈一席话就该受到指责，而所有外国政府却正忙着承认希特勒并给他以国际通行的礼遇呢。”[11]除这些自辩以外，海德格尔还强调了其它一些事实。他就任弗莱堡大学校长以前是从不过问政治的。他出任校长是由同事们怂恿而成。他就任校长只有十个月光景。1933年底，他已看清，他要改革大学的设想由于大学同事的抵制和纳粹党的干预而不可能贯彻。他那时建议由几个年轻有为的教授出任几个学院的院长，未获通过。教育部长则要求他批准两位由党指派的院长。他拒绝了这一无理要求并声明如果部长坚持指派他就辞职。1934年2月，他果然辞去校长职务，并拒绝参加与纳粹党人新校长交接的典礼。1936年开讲的尼采课已标明与纳粹运动的分手。从此他受到纳粹的排挤、监视和迫害。1944年夏被送到莱茵河对岸去挖战壕，他是被征召的教师团体中年纪最老的一个。而免除500个最著名的学者、科学家和艺术家战时劳役的名单上却不包括他。

▲ 海德格尔在林间小屋

在结束海德格尔和纳粹牵连的故事之前，还得插入一段他与雅斯贝斯的离合关系。

1919年，雅斯贝斯出版了他的巨著《世界观的心理学》，海德格尔为这本著作写了一份书评，后来人们认为这篇书评是他思的第一次系统表述。雅斯贝斯较海德格尔年长七岁，前六年已发表了他的第一部巨著《一般心理病理学》，在哲学界远比海德格尔有名。但他从海德格尔的著述中认识到某种首创力量，遂主动结识海德格尔。虽然两人的立场从一开始就有分歧，但对传统学院哲学的反对和对开创新哲学的要求使他们一相处便很投机。他们谈的最多的是克尔凯郭尔。海德格尔在学长面前话语不多，所以通常是雅斯贝斯滔滔不绝，虽然海德格尔也常插话，引称奥古斯丁、阿奎那、路德。这些人的学说雅斯贝斯所知不多。海德格尔精熟于传统，虽然两人似乎都是强调反传统的。对当时哲学泰斗胡塞尔和里科，谈话中也颇多攻击，主要是攻击他们那种学院派教授风格的治学讲学方式。而实际上，海德格尔却把他的主要著作敬献给胡塞尔和里科，这使雅斯贝斯觉得海德格尔不够真诚。又有流言传海德格尔背地里嘲笑雅斯贝斯的《大学观念》一文（1923）。而当面对质时，海德格尔则极力否认。

人们常说，作品是作家的亲生儿女。对其作品的态度。对著作家来说，往往更重于对他本人的态度。海德格尔对《世界观的心理学》所作的评论是极为严厉的。何况，此书为雅斯贝斯与他夫人共同劳动的产物，难免使雅斯贝斯格外难过。海德格尔从来不与夫人合作著述的，对这一点恐怕很难体会。反过来，雅斯贝斯对《存在与时间》则毫无兴趣，认为它充满新词而无新意，从中学不到什么东西。虽然研究者们常能证明《存在与时间》对雅斯贝斯后来所著的《哲学》一书的影响。其实，两人的哲学思想本来相去甚远。仅就风格言，雅斯贝斯以灵感为凭而海德格尔一向都主张并实践其深思熟虑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