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和日本有着相似的政治、文化和外部环境，甚至德川幕府的延续时间都与清朝类似。1840年英国人凭借鸦片和舰炮轰开了清朝大门，1853美国人黑船来访倒逼幕府开国。常人按照清朝的演变外推出去便知日本未来，但是历史如此吊诡，一个意外出现了。1868年日本明治维新启动国家统一和政体变革，1894年甲午战争日本击败中国傲视亚洲，1904年日俄战争之后日本脱亚入欧跻身列强。不到50年的时间，日本的增长曲线突然甩开中国走出飙升轨迹。背离是研究的发出点，是我们的兴趣所在。中日之间的差异如何，值得研究过往理解当下。
1.政治
中央。
中国自古以来崇尚“家天下”，无论汉族还是蛮族，治理模式遵循的都是“一人之上万人之下”的中央集权制度。即使如朱元璋洪秀全等农民成功翻身之后沿袭的也是“皇帝-官僚-农民”
的体系。所谓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合是目的，分是过程。
日本看似天皇号令东瀛诸岛，细节却是完全不同的情形。以幕府大名们为代表的武士阶层和天皇为代表的皇室阶层的博弈贯穿历史，史称“公武之争”。最终1603年德川家康消灭丰臣家统一列岛成立德川幕府，天皇公家实质性被架空直到1867年德川幕府“大政奉还”才重新登上历史舞台。天子号令天下在日本并不是理所当然的观念。
地方。
中国从分到合的过程便是地方割据纷争的局面。朝代更替之中英雄出世完成统一大业，英雄完成霸业之后天下归公，中央绝对领导地方。从权力来看，所有官僚的任免只能由中央决定，所谓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从财政来看，所有收入的政策制定、执行和分配只能由中央决定，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仅凭中央再分配难以支持官僚们的开支，落后的监管技术也难以覆盖官僚们的全部，所以产生了官僚的非正式收入。中央和地方混乱的财政关系导致国库空虚，直到雍正帝力挺“火耗归公”，第一次承认官僚的非正式收入并且公开化，在统一预算管理制的前提下实现中央、地方和官僚收入三者的平衡，最终实现丰厚的财政盈余。
日本的武家和公家冲突不断，大名们之间更是各自为政残酷厮杀。日本的权力是中央和地方两级，地方上大名拥有自己的私人武装、任命自己的各级家臣。日本的财政收入分为天皇公家、地方大名和寺院三个独立方面，全国土地按照比例分配在这三个领域。德川幕府统一日本的时候，天皇公家和寺院的土地比例很小，大部分的土地掌握于大名们手中。德川幕府在维持传统权力和财政制度的同时，通过“参觐交代”在江户轮换大名及其家人们控制地方。虽然德川幕府区分了大名和家臣们的亲疏远近，但是整个体系变化不大，只是第八代将军德川吉宗面对严重灾害命令过地方大名上缴粮草。
日本实质上是地方自治的制度，各藩根据自己的禀赋和需求灵活地制定政策，即使在锁国的时期，依然有地方和海外进行贸易。在德川幕府的后期，长州藩萨摩藩等强藩早已开始学习海外先进技术和通商贸易，为日本即将到来的变革做好了铺垫。
改革。
中国是中央自上而下的变革，日本是地方自下而上的变革，结果大不相同。近代中国的变革始于洋务运动。曾文正公虽然对于洋枪洋炮不感冒但是对火轮船印象颇深，学生李鸿章首建安庆军械所推行“西学中用”。李鸿章官拜中堂之后，索性买来了亚洲火力和吨位第一的北洋水师。甲午一战丧权辱国，康有为梁启超震惊于日本成就拥戴光绪帝力推变法，最终光绪帝也废了。仅有中央的一腔热血没有地方的条件配合难以成事。梁启超痛心疾首“中国虽一国，实则十八国也”，各自为政的局面直到20世纪30年代才有所好转。蒋介石一家两代哪怕退至台湾也绝不接受美国人分裂中国的提议，近代中国的割据惨状令蒋家难以释怀。没有统一的国内市场和壮大的农工商等中间阶层，发展经济振兴国力就是一句空话。记者范长江游历中国西北满地皆是食鸦片者和食利者，中国的生产体系在近代完全崩溃。
日本的变革不是始于明治维新而是长萨两藩的扩张。自佩里黑船开国以来，日本国内便有“尊王攘夷”派和“倒幕”派等等，最早觉醒的长州藩和萨摩藩虽然之前斗争不断，最终双方和土佐藩联手“倒幕尊王”。面对新选组的刀光剑影，新派武士们逼退最后一位将军德川庆喜“大政奉还”于天皇，明治维新拉开帷幕。萨长联军经过鸟羽伏见之战统一日本，内战之残酷使得福岛居民今天也不待见鹿儿岛之人。新政府废藩置县和设立议会等机构完成体制现代化，设立常备军实现军队现代化。政府军消灭西乡隆盛彻底肃清日本武士阶层，新政府发行国债接手地方各藩债务推动地方大名们变为资本家。明治维新发动土地革命倒逼将军的农民们走向劳动力市场成为工人，在统一市场下的市场经济体系初现端倪。经过几十年快速变革，日本奇迹般的从一个传统农业国走向一个现代化国家。成败皆萧何，以战成名的日本过分迷信军力，只听命于天皇的军部杀光了政府温和派走上军国主义的不归路。东乡平八郎的学生们还没来得及庆祝珍珠港的胜利，现代日本的第一个拐点便出现了。
2.文化
类型。
中日文化表面同源，内核实则不同。中国的文化是内生的。绵延五千年的超长时间巩固了我们的文化自信，即使蒙古族和女真族统治内陆也是一个被同化的过程。历代帝王崇尚儒家以德治国，三纲五常深入人心，所谓中华之外皆蛮夷。古代先进的生产力和文化实力构建了以中国为核心的朝贡体系。
日本的文化是外生的。古代日本一批一批遣唐使努力学习中华文化，佛教的传入推动寺院成为日本社会独立的一群，朱子学说盛行于日本上层。近代日本先是吸收了天主教，德川幕府屠尽教徒关门锁国。然后技术导向的兰学在日本中下层风靡，既欣赏阳明心学又积极研究兰学的武士文人们比比皆是。和排斥华夷内心优越的中国相反，身处弹丸岛国内心焦虑的日本社会表面波澜不惊，私下里却是鸭子划水，持续地学习、吸收和改良外部先进文化。
教育。
中国教育目的是选拔人才。科举制度始于隋、兴于唐、成熟于宋，期间虽有波动，依然被大清继承。在高层看来，将孔孟儒学贯彻于教育体系提高了国家治理的有效性和稳定性，大一统的局面得以维系。在基层看来，考取功名跻身官场至少提供了一种阶层流动的可能性，考生们十年寒窗自觉接受孔孟之道。虽然金榜题名的百姓寥寥无几，但是没有功名的士绅不过是一届暴发户。庙堂和百姓们在教育体系上利益一致，法国启蒙学家伏尔泰盛赞这套人才选拔机制有效地保证帝国运行。饱学经书的曾国藩和李鸿章苦战十年攻克太平天国，团练私人武装力可敌国，成事之后曾李二人依然安心接受朝廷调遣并无二心。康有为梁启超公车上书痛陈变法要务，执行上却一定要以光绪帝为核心推进。诸多实例证明科举教育制度的成功和顽固。
日本教育目的是个人学习。日本举国皆是世袭制，将军的儿子是将军，武士的儿子是武士，农民的儿子是农民，整个社会阶层缺乏流动性，因此基层造反的目的不是当将军而是推翻体系。先是在觉醒的各藩之中下层武士和农民积极学习文字和知识，等到明治维新在全国普及教育，日本民众的识字率飞速提高，学习是为了解决问题而不是考取功名。西方技术和体制短时间内被广泛接受与民智开通密切相关。
3.外部干预
中国近代是典型的半殖民地社会，列强诸国深入中国领土和社会生活划分势力范围，加深中国社会的痛苦和复杂性。复盘中国历史，官僚-农民-外部压力三者博弈模式时常出现。李自成闯王起兵动摇大明根基，清兵入关才得以取而代之。咸丰年间满族八旗军在北方被捻军纠缠，绿营军江南和江北大营被太平天国全歼，皇帝被迫鼓励地方团练勤王，湘军淮军孕育而生。湘军淮军和太平天国苦战的十年间，英美等国为了维护本国贸易利益有时候支持官军有时候支持洪秀全，困惑于到底支持谁。哪怕李秀成打到南汇城下威胁租界，洋枪队还有人叛逃到太平天国对抗淮军和洋人。英国公使巴夏利和弟弟反复与议员们争辩到底谁才是中国的未来，直到南京被曾国荃攻陷，这个问题依然无解。马克思给与太平天国运动积极评价，认为这可能是亚洲人民运动的开始。几十年后，洋人眼中的“黄祸”更是慈禧太后自作聪明煽动义和团驱逐列强，憎格林沁的蒙古骑兵抵抗不住八国联军的降维打击，官军和义军统统被消灭。
日本从一开始就拒绝洋人深入国内。长州藩武士高杉晋作曾在太平天国运动高潮时期游历于中国，目睹中国风貌荡然无存，感叹上海之势可谓大英属国矣。他回国之后面对英美列强组织奇兵队坚决抵抗，类似人物在日本层出不穷。这些基层队伍最后发展成为倒幕运动和日本新军的中间力量。日本新政府成立伊始就要求列强归还利益，外交和战争的胜利加速洋人撤出日本。英国公使巴夏利有了印度中国的前车之鉴，反对英国插手日本内部事务。法国支持幕府，英国支持萨长联军，都是以物质方式援助并无作战人员参与。中国近代的痛苦和复杂远非日本可比。
4.结束
近代中国的割据分裂和各派博弈为五千年以来之最，期间的痛苦和复杂唯有中国人有切肤之感，费正清坦言中国近代半殖民地的屈辱历史令中国人民对于外国始终保持警惕和敏感，中国人民最终只会选择自己的道路。百年动荡飘摇让国人选择了一条适合自己的道路，这是历史的必然性。研究日本以观中国寻差异找距离，日本的现代化历程对于今日中国依然有价值。平时翻阅资料，研究中国的日本学者所著资料丰富，研究日本的中国学者却罕有提及。最近看了日本学者都留重人七十年代末所著《日本经济奇迹的终结》，日本从高增长切换到中等增速高质量增长期间的种种情形和今日中国亦有相似之处，这大概又是历史的必然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