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铸就一所好大学
人，优秀的人
本文经授权转载自拾遗（ID： shiyi201633）
“拿世界各国的大学校长来比较，牛津、剑桥、巴黎、柏林、哈佛等校长中，在某些学科上有卓越贡献的不乏其人；但是，以一个校长身份，能领导一所大学对一个民族和一个时代起到转折作用的，除蔡元培以外，找不出第二个人。”著名哲学家、教育家杜威说。
——谨以此文，纪念蔡元培出任北大校长100周年
1917年1月4日的北京，寒风萧索。
一辆马车迎着漫天飞雪，簌簌而来。
车行至北京大学门口，骤然刹住。
蔡元培一撩帘一挺身，健步走下车来。
北大门口，校工们早已整齐分立两侧，
齐刷刷地向迎面行来的新校长鞠躬致敬。
蔡元培摘下礼帽，回敬以深深一躬。
校工们面面相觑，全惊愣了——这在北大是前所未有过的事情。
北大是官办大学，校长是内阁大臣待遇，从不把校工们放眼里。
“校长竟然鞠躬致敬，感觉不同以往啊！”
不是感觉，是太“不同以往”了。
1868年出生的蔡元培，7岁中秀才，22岁中举人，24岁中进士，26岁成为翰林院编修。
而就在所有亲朋都觉得他前途无量时，
蔡元培却辞官而去，回绍兴办起了学堂。
1912年1月，中华民国成立。
受孙中山之邀，蔡元培出任民国教育总长。
他担任教育总长时，教育部连他就三人：总长、次长和秘书。
而且堂堂教育部，还是借了两间房屋办公。
如此教育总长，真是旷了古绝了今。
不久，袁世凯篡夺了辛亥革命果实。
不满其独裁，蔡元培毅然辞去教育总长之职。
袁世凯诚意挽留：“我代四万万人坚留总长。”
蔡元培回了一句：“元培亦以四万万人之代表而辞职。”
这一句回答，是何等的胆大包天。
1916年，袁世凯死后，黎元洪当上大总统。
他颁发委任状——力邀蔡元培出任北大校长。
朋友得知后，纷纷上门劝阻蔡元培不要赴任：“北大太腐败，进去，若不能整顿，对声名有碍。”
确实如此，此前北大已走马灯似的换了四任校长。
严复、章士钊、何燏时、胡仁源，皆何等人物，
但最后都灰头土脸地被“赶出”了北大。
面对好友劝阻，蔡元培道谢后说了一句：“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
1917年1月4日，当他脱帽向校工鞠躬时，校工们哪里会知道，这一躬不但彻底改变了北大，也就此拉开了中国现代大学之帷幕。
当时的北大，乌烟瘴气，如同魔窟。
学生多是“官二代”和“富二代”，
有的学生一年要花五千银元，
捧戏子、打麻将、吃花酒，对读书毫无兴趣。
入北大读书，就是为了混一张的文凭，
以“第一学府”的身份去社会上捞个官位。
老师呢，多是开后门进来的不学无术之徒。
所谓讲课，就是把讲义印出来，然后分发给学生，再诵读一遍就完事。
史学家顾颉刚当时就读于北大，他记忆中的北大是这样的：
一些有钱的教师和学生，
吃过晚饭后就坐车直奔“八大胡同”，
北大师生那时被妓院们称为最佳主顾。
学生中还流行一种坏风气，就是“结十兄弟”。
何谓结十兄弟？就是十个学生结拜为兄弟，
毕业后各自钻营作官，谁的官大，
其他九人就到他手下当科长、当秘书。
这个官如果是向军阀或大官僚花钱买来的，
那么钻营费就由十人分摊。
这样的学校哪能出人才？只能培养出一批贪官污吏！
顾颉刚说：“所以，当时的北大被戏称为‘官僚养成所’。”
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蔡元培走马上任了。
1917年1月9日，北京雪花飘飘。
这一天，蔡元培发表了就职演说。
“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
一开口，他就对大学的性质进行了精准定位。
“大学不是贩卖毕业的机关，也不是灌输固定知识的机关，而是研究学理的机关。”
随即，蔡元培明确向学生指出：
“大学生当以研究学术为天职，不当以大学为升官发财之阶梯。”
“果欲达其做官发财之目的，则北京不少专门学校，入法科者尽可肄业法律学堂，入商科者亦可投考商业学校，又何必来此大学？”
这一天，蔡元培为北大发展指明了方向——成为中国之学术渊薮。
“为全国文化之中心，立千百年之大计。”
此篇演讲，抱负之宏大，志向之高远，惊震中国。
在场之师生，在漫天飞雪下，皆被蔡之气势所慑。
当时还是一名学生的罗家伦后来回忆说：
“那深邃、无畏而又强烈震撼人们心灵深处的声音，
驱散了北京上空密布的乌云，
它不仅赋予了北京大学一个新的灵魂，
而且激励了全国的青年。”
随后，蔡元培委托鲁迅设计了北大校徽。
鲁迅采用中国传统的瓦当形象，
将“北大”两个篆字上下排列，
上部的“北”字是背对背侧立的两个人像，
下部的“大”字是一个正面站立的人像，
意即“三人成众”，肩负开启民智之重任。
而蔡元培自己则为北大设计了校旗。
用红色代表物理、化学等“现象的科学”；
用蓝色代表历史、生物进化等“发生的科学”；
用黄色代表植物、动物、生物等“系统的科学”；
白色是七色的总和，故用其代表自然哲学；
黑色可视作“无色之色”，故用其代表玄学。
北大之宏大抱负，尽展于校旗校徽中。
北大学子们后来感叹：“北京大学虽然在维新变法中成立，却是在蔡元培先生担任校长时才得以真正诞生。”
1916年12月26日，一接到委任状，
蔡元培就直奔北京正阳门西河沿胡同。
胡同里有家旅馆，住着一个安徽人。
这个人不怎么爱守规矩，早晨蒙头大睡，午后不见踪影，夜间则出没戏院。
但他是一个大才子，姓陈，名独秀。
找到陈独秀，蔡元培开门见山：“想聘你做北大文科学长。”
陈独秀却不愿：“我要回上海办《新青年》。”
蔡元培说：“也可以在北京办啊！”
陈独秀仍不愿：“我觉得还是上海好。”
蔡元培没有放弃，隔天就往胡同跑。
半月后，陈独秀终于被打动：“那我留下来吧！”
但陈独秀是一介白丁，既没学位，也无任教经历。
要说服教育部同意，不是一桩易事。
蔡元培竟然胆大包天：为陈独秀编造了“东京日本大学毕业”的假学历和“曾任安徽高等学校校长”的假履历。
陈独秀这才得以“妥妥地”进了北大。
如此“造假”之魄力，舍蔡元培其谁？
1917年，23岁的梁漱溟，
将自己写的一本哲学书寄给了蔡元培，
目的只有一个：希望得到赏识，进北大读书。
不料蔡元培回信说：“你可以到北大教授印度哲学。”
梁漱溟惊呆了：“我只有中学学历，而且近几年才自学佛学，对印度哲学没有多少见识。”
面对邀请，梁漱溟哪里敢答应。
蔡元培找到梁漱溟，彻夜长谈：“你固然不甚懂得印度哲学，但我也没有发现旁的人比你更精通。我认定你是一个搞哲学的人才，你就大胆地干吧！”
梁漱溟感叹：“欲当北大学生而不得，却一下子成了北大教师。”
如此用人之魄力，舍蔡元培其谁？
“性是学问，是一门艺术，
性生活是人生美好的精神享受，
它有利于男女双方的身心健康……”
这是性学博士张竞生编撰的《性史》。
按今日之开放度，张竞生《性史》部分观点，亦不能被大众所接受，更不要说当时之民国。
故张竞生被视为“中国文妖”，人人避而远之。
没想到蔡元培竟邀之，让其到北大教授哲学。
于是，有人跑到校董徐树兰处告状。
徐树兰让蔡元培抄录20遍旧学堂之规矩。
蔡元培拂袖而去：“我来这里办教育，如果还是你这一套，我来干什么，不如待在翰林院好了。”
如此求贤之魄力，舍蔡元培其谁？
蔡元培还让北大进行“课堂公开”，
“不管有没有学籍，都可以来听课。”
有时旁听生来早抢了座位，迟来的正式生反而只好站后边。
华罗庚、沈从文等，都做过北大旁听生。
而最有名的旁听生，名字叫做毛泽东。
“他经常跑来听陈独秀、胡适等教授讲课。”
1920年，蔡元培更是石破天惊——让北大招收女生，开启了中国大学教育男女同校之帷幕。
有人问：“兼收女生是新法，为何不先请教育部核准？”
蔡元培答：“教育部大学令，并无专收男生的规定。”
如此揽才之魄力，舍蔡元培其谁？
“大学者，囊括大典，网罗众家之学府也。”
这是蔡元培时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
“人才为大学之根本，兴化致治，必俟得人。”
这正是蔡元培千方百计延揽人才之原因。
正因不拘一格揽人才，北大师生力量才得以大幅提升。
陈独秀、胡适、李大钊、鲁迅等新思想旗手云集北大。
陈垣、徐悲鸿、熊十力、马寅初等学界名流纷至沓来。
李四光、丁燮林、翁文灏、朱家骅等学科大家群起响应。
傅斯年、罗家伦、冯友兰、朱自清等模范学生应声寻来。
于是北大有了中国大学史上最辉煌的师生阵容。
实现了蔡元培所冀望的“囊括大典，网罗众家”。
顾颉刚说：“这所维新变法遗存下来的旧书院摇身一变，遂成为中国现代大学之楷模，成为新思潮旋风之中心。”
教授胡适是倡导白话文的旗手，
而教授黄侃是反对白话文的先锋。
黄侃讲课时，经常攻击白话文：
如果胡适太太死了，其家人电报必云：你的太太死了！赶快回来啊！
“长达11字。而文言仅需四字——妻丧速归。”
胡适听闻后，回击也令人叫绝。
课堂上，胡适对学生们说：
前几天，行政院有位朋友给我发信，
邀我去行政院做秘书，我拒绝了。
同学们如有兴趣，可用文言代我拟一则电文。
学生写完后，胡适选了一则字数最少的——才学疏浅，恐难胜任，恕不从命。
仅12个字，也算言简意赅。
但胡适说：“我的白话电文就５字：干不了，谢谢。”
这就是蔡元培主张的：兼容并包，思想自由。
“我素信学术上的派别，是相对的，不是绝对。所以每一种学科的教员，即使主张不同，若都是'言之成理、持之有故'的，就让他们并存，令学生有自由选择的余地。”
胡适、钱玄同等绝对提倡白话文学，
黄侃、刘师培等极端维护文言文学，
蔡元培不持门户之见，就让他们并存。
胡适与梁漱溟对孔子的看法不同，
蔡元培就让他俩各开一课，唱对台戏。
王宠惠信奉三民主义，李大钊、陈独秀信奉共产主义；
李石曾信奉无政府主义，辜鸿铭憧憬君主立宪；
蔡元培也毫不干涉，就让他们共存。
可以这么说：当时有多少学派，北大师生中就有多少学派；中国有多少党派，北大师生中就有多少党派。
“保守派、维新派和激进派，并坐讨论；眷恋帝制的老先生与思想激进的新人物，同席笑谈。”
春秋战国百家争鸣之大局面大自由，跨越2000多年后，始方出现在北大之校园。
1917年，蔡元培出版了《石头记索隐》，
提出《红楼梦》是一部“政治小说”，
并指出：“书中本事，在吊明亡，揭清之失……”
但胡适觉得蔡元培的索隐完全是牵强附会。
于是准备寻找《四松堂集》，以推翻蔡之观点。
不料四处寻找而不得，胡适逐渐心灰意冷。
偏在此时，蔡元培托人找到此书，送上门来。
胡适根据书中史料记载，证明了《红楼梦》是“曹雪芹自述”的说法。
蔡元培的举动，无异于给敌人送弹药，此等雅量，天下几人哉？
陈独秀称赞道：“这样容纳异己的雅量，尊重学术自由思想的卓见，在习于专制、好同恶异的东方人中实所罕有。”
蔡元培就这样以身垂范，一手塑造了北大精神：兼容并包，思想自由。
“在各派思想学说的激荡下，北大青年学子们的眼界和头脑都被打开了。”
当时在北大就读的顾颉刚说——
“一些学生正埋头阅读《文选》中李善那些字体极小的评注，而窗外另一些学生却在大声地朗读拜伦的诗歌。
在房间某个角落，学生因古典桐城学派的优美散文而不住点头；而在另一个角落，学生则正讨论娜拉离家后会怎样生活……”
这种不同的生活方式和思想风格，
在同一个地方交错重叠的现象，
在北大历史上、甚至在中国历史上都是空前绝后的。
正唯坚持与发扬“兼容并包、思想自由”，
北大人才方得以大师辈出，北大学术方得以硕果累累。
北大，遂成为全国新文化运动阵地和学术之中心。
当时，北大还有不少外籍教员，
其中一个叫克德莱的英国人，
仗着是英国公使朱尔典的亲信，
屡屡缺课，还经常混迹烟花之所。
北大评议会讨论决定：规范校纪，予以解聘。
说到评议会，就不得不说蔡元培之格局。
从踏进北大那天起，蔡元培就有一夙愿：建立教授治校体制。
“要使学校按既定方针办下去，不受校长一人去留的牵涉，就要建立以教授为中心的教授治校体制。这样，即使校长走了，学校也不会乱。”
于是，蔡元培任校长才3月，
他就在北大设立了“评议会”。
“每5名教授中选举1名评议员组成评议会，
评议会为全校最高立法机构和权力机构，
凡学校重大事务都必须经过评议会审核通过。”
如此不贪权不要权，把管理还给教职工，天下几人哉？
全国第一学府，不设副校长，办公室只设一秘书，天下几人哉？
而评议会所作之决定，只要是难处的“恶事”，
蔡元培皆出面担当“恶人”，比如开除克德莱。
克德莱被北大评议会开除后，
朱尔典找到总统黎元洪，提出外交干预。
黎元洪怕得罪洋人，派外交总长游说蔡元培，
朱尔典也亲自出马找蔡元培谈判，
蔡元培说了四个字：“绝无可能。”
最终不惜对簿公堂，以“胜诉”方才平息此事。
有段时间，教育部拖欠北大工资数月。
北大教师生活失据，评议会决定征收少量讲义费。
部分学生不肯交纳，为此包围红楼。
蔡元培挺身而出：“你们闹什么？”
为首学生说：“沈士远主张征收讲义费，我们找他理论！”
蔡元培说：“这是评议会决定的，我是校长，我负责。”
学生恶语相向：“你倚老卖老！”
50岁的蔡元培毫无惧色，挥拳作势：“在维持校规的大前提下，我跟你们决斗！”
学生们被其气势所慑，尽皆散去。
教授治校，规范校纪，北大之师生面貌，焕然一新。
学生罗家伦评价说：“陈陈相因、敷衍塞责之流弊由此尽去。”
北大不但由此成为中国最自由的大学，也成为中国最规范之大学。
6
蔡元培妻子王昭病故后，
一个个媒人接踵踏进蔡家。
蔡元培便在书房墙上挂了5条择偶标准：
第一、须不缠足的；
第二、须识字的；
第三、能接受男不娶妾的自我约束；
第四、丈夫死后可以改嫁；
第五、夫妇如不相合可以离婚。
不缠足、可以再嫁、可以离婚这三条，
在当时都是惊世骇俗，街头巷尾议论纷纷，
甚至还有老夫子坐了轿子来找蔡元培辩论。
但最被北大师生们敬佩的却是第三条——能接受男不娶妾。
当时之北京，嫖妓、娶妾皆是常态，
但蔡元培自己却提出“男不娶妾”，遂成北京传奇。
这个传奇，必须得从其倡导成立的进德会说起。
蔡元培出任北大校长后，
提出了一个著名观点——大学教育的目的是育人而非制器。
“教育是帮助被教育的人，
给他能发展自己的能力，完成他的人格，
于人类文化上能尽一分子责任；
不是把被教育的人，造成一种特别器具。”
如何育人？蔡元培主张：成立各种社团。
“人人只有先改良自己，才可能重新振兴风气。”
1918年初，蔡元培率先发起成立了进德会：
“甲种会员，不嫖，不赌，不娶妾。
乙种会员，于前三戒外，加不作官吏、不作议员二戒。
丙种会员，于前五戒外，加不吸烟、不饮酒、不食肉三戒。”
凡要入会者均须填写“志愿书”，
写明自己愿为何种会员，签名盖章。
入会以后，违反戒律者，将被罚之。
陈独秀、马寅初、胡适等人，选择了甲种会员。
蔡元培自己和傅斯年等人，选择了乙种会员。
梁漱溟、李石曾等人，选择了丙种会员。
蔡元培践行承诺，终老没有一犯，绝对遵守“不嫖，不赌，不娶妾”三条，成为公认的模范会员。
在蔡元培率先垂范之下，
几十个社团如雨后春笋般嘟嘟冒出。
静坐会，“以为卫生进德之助”；
技击会，“以强壮体格研究我国固有之尚武学术”；
体育会，“以强健身体活泼精神”；
雄辩会，“以阐发学理修饰辞令”；
…………
而毛泽东，参加的是新闻研究会。
社团并起，仅仅一年，北大风气就焕然一新。
林语堂对此深有感触说：
“风气就是空气，空气好，使一班青年朝夕浸染其中。”
“人人见贤思齐，图自策励，以求不落人后。”
这样的风气，不仅浸染了北大，也浸染了整个北京，“震开了当年北京八表同昏的乌烟瘴气”。
梁漱溟后来评价说：“蔡先生一生的成就不在学术，不在事功，而只在开出一种风气，酿成一大潮流，影响到全国，收果于后世。”
1940年3月3日早晨，
蔡元培起床后刚走到浴室，
忽然口吐鲜血倒地，继之昏厥。
两天后，医治无效，溘然长逝。
蔡元培死后无一间屋、一寸土，
且欠下千余元医药费，就连入殓时的衣衾棺木，
都是商务印书馆王云五代筹，其清贫叫人落泪。
出殡之，很多香港市民闻声出来看热闹，
遗憾的是，他们并不知道蔡元培是何许人。
这个现代北大的缔造者，
这个中国现代大学理念和精神的缔造者，
未留任何财产，仅有两句遗言：“科学救国，美育救国。”
此后，蔡元培之名在中国渐渐消隐，
如同他隐没在杂草丛生中的墓穴。
1977 年，余光中特意到香港祭拜蔡墓，
他四问路人，没想到竟然无人知晓，
几经周折，才在一处华人公墓内找到。
因多年没人看顾，蔡墓已被荒草湮没。
余光中心中一酸，顿时泪洒衣襟。
这个健忘的世界，总还有些人不曾忘记他。
1919年，美国哲学家杜威到中国访问演讲，
正好目睹了“五四运动”前前后后整个过程。
了解北大了解蔡元培后，他感慨万千：
“拿世界各国的大学校长来比较，
牛津、剑桥、巴黎、柏林、哈佛等校长中，
在某些学科上有卓越贡献的不乏其人；
但以一个校长身份，能领导一所大学，
对一个民族和一个时代起到转折作用的，
除蔡元培以外，找不出第二个人。”
大学虽已遍天下，世间再无蔡元培。
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刊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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