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观堂梁晓新：大收藏家，空前绝后的大维德爵士藏中国陶瓷！

大维德

玻西瓦尔·大维德爵士(Sir Percival Victor David Ezekiel David , 1892-1964年) 曾被哈瑞·戛纳爵士 (SirHarry Mason Garner) 赞誉为我们这个时代最伟大的中国艺术鉴赏收藏家。的确，他终其一生与中国瓷器结下了不解之缘，并为之奉献了毕生的热情。他承袭了中国文人鉴赏家的传统，不仅仅只是欣赏藏品本身，也考证它们的历史文化背景与传承递藏过程，不但多次前往中国考察，结交著名学者与收藏家朋友，同时自学中文，甚至能研读中国古代文献资料。

从22岁开始，经过四十多年孜孜不倦的努力，大维德爵士建立了世界上最精彩、最具影响力的的私人中国陶瓷收藏，却在最辉煌之际将之悉数捐赠给大英博物馆，成为整个西方收藏界的盛事。但是他的个人生活却鲜为人知，直至2009年，大维德爵士所藏中国陶瓷正式在大英博物馆新辟的专门展厅中永久展出，他的传奇人生、曲折的收藏经历，才随着展柜中熠熠放光的艺术珍品，开始浮现在人们的眼前。

大维德爵士于1892年出生在印度孟买的一个犹太富商家庭，父亲是萨森大维德男爵一世(Sir Sassoon Jacob David , 1849-1926年)，经营同名贸易公司，业务包括银行、纺织品和鸦片，是印度银行 (Bank of India) 的创始人之一；母亲汉娜(Hannah Sassoon , 1857-1921年)。他曾先后就读于额尔芬斯东学院、孟买大学和剑桥大学，于1926年继承了其父亲男爵的头衔与家族生意，成为公司主席，公司分部设立在香港、上海、和神户。1913年1月26日与同样来自金融家族的表妹Vere Mozelle David结婚，育有两个女儿，小女儿幼年离世。

根据第二任大维德夫人的回忆，大维德爵士最初与中国陶瓷的邂逅，是一位朋友家中的壁炉架上陈设的一只中国瓷瓶，正是这只花瓶点燃了大维德爵士为之付出一生的热情。到了1923年，31岁的大维德爵士已经在收藏界小有名气，他的11件藏品被刊登在何卜生与海瑟灵顿合著的《中国陶瓷艺术》一书中(Hobsonand Hetherington , The Art of the Chinese Potter)。1924年，大维德爵士终于前往仰慕已久的中国，并在1925年应邀协助设计一个在紫禁城内举办的宫廷艺术珍宝展。

当真正面对令人目眩神迷的清宫珍宝时，大维德爵士彻底为之倾倒，自费赞助了这个展览的部分装置费用，并出版了图录，使展览获得巨大成功。回到伦敦后，他立下了雄心壮志，要建立一个以紫禁城的皇家珍藏为标准的中国艺术品收藏！他随即在1927-1928年间又回到北京，这时，一个令人振奋的消息使大维德爵士感到了命运之神的召唤。

此时正是满清王朝崩塌后的混乱时期，许多宫廷珍宝流散到了市面上，并有谣传慈禧太后在1901年出宫时将一批内府秘藏珍宝抵押给了北京的盐业银行，这使得许多有心之人开始为之动脑筋。大维德爵士同样开始了他的行动，通过耐心的等候和机智的周旋，再加上奇迹般的运气，大维德爵士终于买到了40多件瓷器珍品。这批标志着一个西方最伟大的私人收藏诞生的艺术瑰宝，在一位日本古董商人的协助下，分三次运出，历经磨难，最终成功抵达伦敦。

然而，这也仅仅是满清王朝崩塌后无数流散到市面上的清宫旧藏珍宝的一小部分。首战告捷后，大维德爵士在1929年回到伦敦，旋即又重回中国。在1930-1931年之间，他把握了千载难逢的乱世商机，在继续协助清宫清点、组织和举办各种皇家珍宝艺术展览的同时，通过各个渠道，庋集到了一批批珍贵无比的陶瓷精品，执著的信念和卓越的艺术眼光，终于使他成为西方世界收藏中国陶瓷的第一人。

这组规模惊人的显赫珍藏，包括近1700件陶瓷和一卷清宫御制古玩图，年份跨越10-18世纪，精品荟萃，早在20世纪初期，就已成为整个西方世界中国陶瓷收藏的里程碑，迄今也仍然是两个故宫博物院以外最大最全面的单体收藏。

应清宫管理局方面的邀请，大维德爵士在1932年又回到了北京，开始着手筹备一个即将震惊世界的中国艺术大展。他邀请了当时西方最著名的中国陶瓷学者和著名收藏家——来自大英博物馆的何卜生(R.L.Hobson)、收藏大家尤莫夫泊洛斯(George Eumorfopoulos) 和拉斐尔(Oscar Raphael)组成了四人的大展组委会，在英国皇家学院的赞助下，开始安排、迎接和设计来自北京及其他国家的参展品。

在克服了无数难以想象的困难后，大维德爵士的展览计划终于得到了各个国家领导和各部门部长、各国大使、艺术赞助者以及欧洲、亚洲和美洲的各大博物馆、收藏家和重要学者们的热情支持。他甚至说服了英格兰海军出动巡洋舰来保护和运输来自北京的清宫珍宝。

1935年11月，一个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中国古代艺术珍品大展，在伦敦的伯灵顿大厦开幕。这个里程碑式的豪华大展，阵容空前，精品荟萃，无论在商业还是教育方面，都取得了巨大成功，被称之为“伟大的展览”，使中国古代艺术的光芒瞬间照耀了整个西方世界。

与绝大部分西方收藏家不同，大维德爵士拥有一种中国古典文人学者特有的艺术情怀，正是这种精神境界，造就了大维德爵士卓越不凡的艺术眼光和品味。其实，是一部明代初年的文人著作彻底征服了大维德爵士，使他下决心将书中阐述的中国传统文人雅士所追求倡导的收藏鉴赏理念、研究考证方法与精神品味介绍给西方世界。这就是江苏人曹昭成书于明朝洪武二十一年(1388年) 的《格古要论》。它是明代存世最早的一部专门论述文物古董典故源流、鉴赏指要、品级优劣、作伪手法和真伪鉴别的文物鉴赏专著。

大维德爵士在1936年为东方陶瓷学会撰写《汝窑评鉴》(Commentary on Ju Ware) 一文时发现了这本书，如获至宝，他深感原文作者的思想情操与己高度契合，遂将三卷十三论的《格古要论》及后经王佐于1459年增编至十三卷的《新增格古要论》翻译成英文，并取名《中国式鉴赏》(Chinese Connoisseurship)。此书最终在大维德爵士去世后的1971年出版。

大维德爵士不单是一位品味卓越、眼光独到的收藏巨擘，同时也是一位对艺术教育极为注重的人。除了不断组织艺术展览、学术研讨和出版研究文章外，他一直渴望在伦敦大学创办一个中国艺术研究中心。早在1931年，他就开始为东方学院(School of Oriental Studies) 提供临时讲师的资金赞助，这份热情最终使伦敦大学的中国委员会从庚子赔款中提取了部分资金作为固定的教席薪酬，提供给中国艺术与考古课程。随后，叶兹教授(W . P . Yetts) 被任命担任该职务，在他的积极管理和组织下，世界上第一个中国艺术与考古系正式诞生了，拥有完整的教学大纲与课程、学位和毕业证书。

随后，大维德爵士做出了他人生另一个伟大的决定——向伦敦大学捐赠他的图书馆与全部藏品。通过商谈，伦敦大学选定了布鲁姆斯博瑞(Bloomsbury) 的乔顿广场(Gordon Square) 53号的一处楼房作为这些捐赠品暂时的存放处，取名“大维德中国艺术基金会”(Percival David Foundation of Chinese Art)，于1952年6月10日正式开放，在此后到2007年的55年之间，这栋小楼成为无数学者和来自世界各地的瓷器热爱者的伦敦朝圣之所。1950年，大维德爵士获得了伦敦大学文学博士学位，成为英国古物学家协会的一员，并被授予法国荣誉军团勋章。

因“珍珠港事件”的影响，大维德爵士曾于1941年被日本人逮捕，在上海被关押9个月后，他患上了肌肉萎缩症，这给他后来的生活造成了很大的不便，最终也因此结束了他的生命。在人生的最后几年，大维德爵士因肌肉萎缩症的加剧而不能再离开轮椅，但这并没有妨碍他不断地到欧洲、美国、台湾、日本和俄国等地的旅行。他的最后一次出行是在1963年去斯德哥尔摩，为了参加他的好友瑞典国王主持的远东古物博物馆的开幕典礼。

1953年，大维德爵士与妻子正式离婚，并在同年10月15日与矿业工程师ArthurYork Hardy的女儿Sheila Jane York Hardy结婚。他们没有子女。1964年10月9号，大维德爵士因肌肉萎缩症在伦敦乔登广场53号去世。他去世后，因为没有子女，他的爵位也随之失效。

大维德爵士去世后，大维德基金会仍然在迎送着络绎不绝的参观者。但是到了2007年，因为无法解决的财政困难，基金会迫不得已在2007年12月31日宣布关闭。眼看这批历经100多年的重要的文化财产竟然无处可去的窘况，在何鸿卿爵士的倡议和慷慨赞助下，大英博物馆得以接手这批旷世珍藏，并从2009年开始在新建的展厅中永久性展出，成为佳话。

大维德爵士藏中国陶瓷堪称西方最顶级的私人珍藏，代表了最高的艺术水平和鉴赏品味，琳琅满目，比肩两座故宫珍藏。其中有珍稀无匹的北宋汝窑大碗、成化斗彩鸡缸杯、清宫秘藏珐琅彩瓷等等，均是国家级的瑰宝。大维德爵士以清宫皇家珍藏的标准来甄选入藏品，故官窑瓷器的数量与品种占绝大多数，成就了这座空前绝后的艺术宝藏。

在所有大维德爵士的藏品中，有一对元代的青花云龙纹象耳瓶，享誉整个陶瓷界，名闻四海，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这对青花瓶高达63.6厘米，造型修长挺拔，青花发色苍翠明艳，从瓶口至瓶足由上至下满绘九层不同的纹饰，几乎囊括了除人物外，元青花瓷器上绘画的全部元素，如龙凤、海水、蕉叶、扁菊、缠枝、云纹、杂宝等，具有最典型的元青花艺术风格，而更重要的是，瓶颈上部带有一段异常珍贵的铭文：“信州路玉山县顺城乡德教里荆塘社奉圣弟子张文进喜舍香炉花瓶一副祈保合家清吉子女平安至正十一年四月良辰谨记星源祖殿胡净一元帅打供。”

正是这段绝无仅有的、书写于公元1351年的铭文，使这对大瓶成为了最真实可信的，也是唯一的断代证据，为元代景德镇陶瓷制作的诸多谜团提供了清晰的线索。

直至1930年代之前，是没有元代瓷器这个概念的。英国大英博物馆的中国古陶瓷学者霍布逊(R.L.Hobson) 首先在1929年发表了《明以前的青花瓷》(Blue and White Before Ming)一文，介绍了这对带有元至正十一年(公元1351年)纪事款的青花云龙纹象耳瓶。随后，美国佛利尔艺术馆 (Freer Gallery of Art) 的中国古陶瓷学者波普博士 (Dr . J .A . Pope) 在1952年发表了《14世纪青花瓷器：伊斯坦布耳托布卡比宫所藏一组中国瓷器》(Fourteenth Century Blue-and-White: A Group of Chinese Porcelain inthe Topukapu Sarayi Muzesi , Istanbul )；在1956年又发表了《阿尔德比神庙收藏的中国瓷器》(Chinese Porcelain from Ardebil Shrine)一文。他同样以大维德爵士收藏的这对大瓶为标准器，对照土耳其和伊朗两博物馆收藏的几十件与之风格相近的中国瓷器，将所有具有象耳瓶风格的青花瓷定为14世纪青花瓷。从此元青花受到了全世界中国古陶瓷学者的重视和公认。中国学术界将这种类型的青花瓷定名为“至正型”元青花，这对瓶也被称为“大维德瓶”，成了公认的“至正型”元青花断代标准器，研究和收藏元青花瓷器的热潮随之蔓延全球。

“大维德瓶”的身世来历也充满了传奇色彩。在20世纪20年代，旅英华裔古玩商吴赉熙带着一对罕见的青花云龙象耳瓶来到北京琉璃厂，请当时古玩行的专家高手掌眼并打算出售。这对瓷瓶据称原供奉于北京智化寺，其中一件的颈部记有六十二字铭文。遗憾的是，这对珍贵的文物被当时几乎所有的“高手”认为是赝品而拒之门外，结果竟先后进入了大维德爵士的珍藏中。

根据记载，大维德爵士先从芒特斯图阿特·鄂尔芬斯东(Mountstuart Elphinstone) 处得到了第一只，后来又以360英镑的价格在苏富比举办的查尔斯罗素专场拍卖中购得另一只，遂成连璧。而实际上罗素的这件也是来自鄂尔芬斯东，也就是说，鄂尔芬斯东最初从北京运回伦敦的时候，就是成对的。辗转流传，一如人的命运，最终尘埃落定，留在了大英博物馆中，接受来自四面八方的人们的瞻仰。这对堪称伟大的元青花大瓶，不愧是大维德爵士珍藏中的宝冠之星。

每当仰望无垠的星空，人们总会由衷地感到渺小和茫然，但是我们的历史和文明总是在照亮着未知的前方，我们东方人善于播撒、种植和开启智慧文明，而西方人则更热衷于收集、观赏和研究文化传统。从大维德爵士传奇的一生中可以看到西方收藏家巨擘的敏锐眼光、孜孜不倦的学习精神以及宽广的胸怀。他们穷究一生所精心营造的艺术收藏，最终无私地奉献给了社会，奉献给了后人，成为一座座文明的灯塔，以真善美的力量，照亮着历史前行的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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