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天,顾炎武终于找到了自己苦苦追寻的答案。“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谓之亡天下。”在这里,他对亡国与亡天下作了一个分辨,易姓改号谓之亡国,那么什么叫亡天下呢?那个天下就是指人文天下,忠于自己的民族,忠于自己的文化根脉。
由此,顾炎武找到了自己一生的最终使命。在他看来,文化传统和道德价值,不仅是士大夫安身立命的基础,更是关系国家兴衰的决定性因素。他提出一个重要观点:“士大夫之无耻,是谓国耻。”在《日知录》中,顾炎武专辟一章论述廉耻,呼吁世人“贵廉洁、贱贪污”。
以为后世鉴,顾炎武详细考证了历代惩治贪腐的办法,提出了自己的主张。他认为,社会治乱之关键在于“转移人心、整顿风俗”。只有采取“以礼治心”的“礼教”方式,让人人懂得为人处世的基本规矩,怀有廉耻之心,勤政清廉之风才能盛行。
更为难能可贵的是,顾炎武对廉耻的考量并未止于清廉为官、遵守礼义等一般的道德自律,而是延伸到勤政事功的层面。他提出,社会精英阶层特别是治国者,应“耻匹夫不被其泽”。就是说,作为一个士人或为官者,可耻的是碌碌无为,天下百姓没有受到你的任何恩泽。
这样,顾炎武把士大夫的廉耻观,与是否爱护百姓、是否对百姓有恩惠联系起来,把廉耻引向了“仁”的层面,把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思想作了进一步的发挥和阐释。由此,廉耻就与仁爱这个人类最基本的价值观相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