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白鲟灭绝了。
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长江水产研究所首席科学家
危起伟
，于2019年12月23日在国际学术期刊《整体环境科学》发表在线论文
《白鲟的灭绝给长江生物保护留下了什么教训》
，论文称，
长江白鲟在2005年-2010年时就已灭绝。
这是一种彻底灭绝，意味是世上再难见到长江白鲟的踪迹，而非尚有挽救机会的功能性灭绝（自然界无可持续繁育的种群）。
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危起伟还提到，农业部的“长江、西藏渔业资源与环境调查”项目已执行力三年多，但
长江430多种鱼类中，有140余种鱼类始终没有采集到标本
，“这说明长江里的这些鱼类已经很稀少甚至灭绝了，长江生态状况已经非常严峻”。①
图：《科学》杂志1934年第4期刊登的长江白鲟标本照片
地球经历过多次物种大灭绝——前五次分别发生在奥陶纪、泥盆纪、二叠纪、三叠纪与白垩纪
（即广为人知的恐龙灭绝的时代）
，当时人类尚未诞生，大灭绝发生的原因是气候变化、火山活动、海平面升降、天体撞击等不可抗自然力。
长江白鲟的灭绝，则提醒我们，由人类主导的第六次物种大灭绝，正在发生。
“第六次物种大灭绝”之说，是古生物学家理查德·利基（Richard Leakey）在上世纪90年代提出来的。如今，这种忧虑，正得到学术界越来越多的认同。
图：理查德·利基提出“第六次大灭绝”的著作封面
2015年的一项报告披露，自1900年依赖，至少已有447个物种灭绝，包括69种哺乳动物、80种鸟类、24种爬行动物、146种两栖类动物和158种鱼类。无脊椎动物等物种的灭亡情况，则难以统计。②
2017年，《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发表学术论文，亦称地球正经历“第六次大灭绝”。研究者分析了数万种脊椎动物和哺乳类动物的数据，发现
约50%的物种灭绝发生在近几十年内，
过去一个世纪物种的灭绝速度，是人类出现前自然状态的百倍左右。
研究者在论文中直言，“第六次大灭绝已经出现了，采取有效行动的时间已所剩不多，最多可能只有20~30年。”③
图：《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
2017年6月28日
发表的研究论文。
人类活动是“第六次物种大灭绝”的主要原因。
以中国野生动物的情况为例——据环保部2015年5月公布的《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脊椎动物卷》，中国境内的脊椎动物，共有4种列入灭绝、3种列入野外灭绝、10种列入区域灭绝，内中包括中国犀牛、高鼻羚羊、白鹳、镰翅鸡、滇螈等
（灭绝指的是一个物种的最后一只个体已经死亡，野外灭绝指的是一个物种的所有个体仅生活在人工养殖状态下，区域灭绝则是指一个物种在某个区域内的最后一只个体已经死亡）
。此外还有大量动物处于极度濒危、濒危和易危状态，包括178种哺乳动物、146种鸟类、137种爬行动物、176种两栖动物和295种内陆鱼。
图：中国脊椎动物的濒危状况（来自环保部报告《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脊椎动物卷》）
《名录》还指出，人类活动是影响中国野生动物生存的主要原因。在威胁哺乳动物的所有因素中，
排在前三位的是人类过度利用（32%）、生境丧失（25%）、人类干扰（20%）
，自然灾害、火灾、物种入侵等因素所占比例，均在4%以下。④
据危起伟的总结，长江白鲟灭绝的主因，也是人类活动：
“无法繁殖是长江白鲟灭绝的主要原因。长江白鲟一般在长江上游产卵，中下游觅食育肥，但
1981年葛洲坝的建设切断了它们的洄游通道
，幼体长江白鲟尚可以通过大坝到中下游觅食，但成年长江白鲟不能再回到上游产卵。
第二因素是长江捕捞业的发达
，使得大鱼小鱼被一网打尽，或直接导致长江白鲟死亡，或导致长江白鲟食物越来越少。
第三是航运
，机船震动很大，船越来越多，航道交错，不仅机船的螺旋桨可能会直接伤害长江白鲟，由航运衍生的航道整治、炸礁、护岸等航运工程对长江白鲟生境影响也很大。此外，
围湖造田、水污染、城镇化和水产养殖
等导致的栖息地减少、碎片化都是威胁长江白鲟生存的重要因素。”⑤
中国境内虎豹等猛兽的种群和数量陷入濒危乃至消亡的境地，其主因也是人类活动。
上世纪50年代后期，农业部门曾广泛动员民众消灭包括华南虎在内的“害兽”。据统计，江西仅宜黄一县，在1950年代即打死华南虎55只，自50年代至70年代末，江西省土产、外贸与供销系统，共捕杀了264只华南虎⑥。1958年安徽歙县以“生产灭兽两不误”为口号，组织了152个打猎队，参与打猎者1783人，猎杀所谓的“害兽”8268投。安徽的霍山县，则创下过一个月之内打死豹子12只的记录。福建的德化等30个县，组建了2700余个打猎队，一年内猎杀野猪7813只，虎豹3400只，其他野兽1100多只。⑦直到1982年，按江西的相关规定，打死一只老虎仍可获得30元的奖金。
不独虎豹，大熊猫也曾一度陷入可以“合法捕猎”的危境。
1992年发布的《陆生野生动物资源保护管理费收费办法》规定，出于
“科学研究、驯养繁殖、展览或者其他特殊情况”
的需要，通过向相关部门申请，并缴纳一定的“管理费”，就可以合法“捕捉、猎捕、出售、收购、利用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或其产品”。缴纳的“管理费”则将被用于野生动物的保护工作。
据《捕捉、猎捕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资源保护管理费收费标准》，大熊猫和朱鹮的管理费最高，是10万元；其次是野马，6万元；金丝猴、野骆驼、亚洲象5万元，虎4.8万元；其他动物从几百到数千不等，如梅花鹿3000元、黑熊1500元、穿山甲100元，最便宜的岩鹭、原鸡等，只要50元（见下图）。⑧
图：捕捉、猎捕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资源保护管理费收费标准（部分）
这种“收费标准”的存在，导致上述珍稀动物难以得到有效保护——“科学研究、驯养繁殖、展览或者其他特殊情况”这一规定，实际上非常不明确，落实到具体操作中，自然是漏洞百出。2016年，国家林业局发布文件，废止了《关于贯彻执行〈陆生野生动物资源保护管理费收费办法〉有关问题的通知》。
出于经济目的的大规模售卖，也是野生动物种群数量急骤减少的重要原因。
比如，上世纪50年代开始，猕猴曾长期作为出口物资（美、日、德等国家进口猕猴用于药物安全性和毒理试验），用来换取外汇（70年代末80年代初，一只猕猴约能换回外汇1000美元），对猕猴种群造成了严重破坏。蛇类出售也曾是换取外汇的重要手段。1990年林业部的一份通告披露，每年仅卖到香港的活蛇就有一百多万条，此外还包括数百吨蛇肉及相当数量的蛇皮、蛇毒等产品，该通告称，如此大规模的出售，导致“蛇类资源已经明显减少”。
关于1980年代中国野生动物“出口乱象”，学者朱靖曾在论文中如此描述：
“以鹰类为例。鹰类多数种类是国际上公认的保护对象，而又是西方市场上十分畅销的商品。我国有的公司就印制了极为讲究的有各种鹰类图的广告单，向国外宣传兜售鹰类的雕翎。甚至想成吨出口鹰爪。在国内各地大肆收购。如
旅大地区1979～1980年出口雕翎达6.7万对
，也就可想而知要扑杀多少猛禽。
1981年仅老铁山一个地方，一季扑杀猛禽等达15949只
，这种情况在不少地方有发生。很多国家参加了野生动植物濒危物种国际贸易公约。因此他们进口这些种类的物品必须要出口国的许可证才能进口。我国
仅1981年4月8日~12月31日的不完全统计，就各类猛禽出口发出的许可证，计活体1455只，标本3690只，雕翎31650套，鹰嘴的爪1842对。
为了迎合外商的要求，不顾本国资源，还同意剁鹰爪凑吨数出售。当然事与愿违，事实上是不可能的。但由此破坏生态平衡，在当地明显引起鼠害。以至当地的科技报都发表文章。呼吁制止如此扑杀鹰类。扑杀秃鹰造成本国本地的损失，可能并非是所得到的几个外汇所能补偿的。又如猴类，既为药物医学的重要实验动物，也是其他科研常用的实验对象。有地方还用于佳肴，故大肆扑捉。虽一再呼吁禁止滥扑。但是甚至有的科研单位的同志却说：‘这省没有，那省有，国内没有就进口，怕什么！’采取这种令人难以置信的愚味态度，资源又怎样能不遭破坏。有的单位利用所谓是饲养繁殖的动物为名设法出口，但有
新建的饲养场种猴为110只，而自报一次要出口200只；
有的自报种猴100只，而80～82年三年自繁共90只，总共也只有190只，却报全场有猴220只。总之，为了出口随意捏造。鹤鹳等鸟类国际上公认的保护对象，有的单位就借饲养繁殖为名出口国外。以至输入国都怀疑是否人工饲养繁殖的。反复来函要求查证核实。以免连累输入国在自然保护方面的声誉。
更有甚者，有的教学、科研、科学院科协，博物馆等有关单位也参与所谓这类的贸易活动。”⑨
随意放生、随意引入外来物种、水污染与过度捕捞，也均是中国野生动物陷入危境的重要原因。比如，博斯腾湖自额尔齐斯河引入河鲈后，直接导致该湖原有的新疆大头鱼灭绝。上世纪50年代，滇池中的
滇螈
还很常见，后来滇池被重金属、有机物质污染，又受到围湖造田、外来物种入侵的影响，1979年后
滇螈就
再也没有被发现过。按农业部渔政局统计，因为过度捕捞和环境污染，长江中最常见的“四大家鱼”的种苗产量，也已由最高年份的300亿尾，锐降到了4亿尾——要知道，这还是
2006年的
统计。
中国的野生动物，还面临着一种“特色威胁”——来自传统医学的错误认知，让人们喜好在药物、饮食中大量使用野生动物的某些特定身体部位。一级保护动物虎、豹、赛加羚羊、梅花鹿，二级保护动物林麝、马麝、黑熊、穿山甲、银环蛇等，均被传统医学定位为“野生药材”（见于第一批《国家重点保护野生药材名录》）。
OEC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发布的关于中国的环境评估称：
“中药是世界上应用最广的传统药物。至少27种动物由于药用而面临灭绝危险”，“如中药中的犀牛角、虎骨、麝香，还有汤中的鲨鱼翅，都使得这些物种处于濒危状态”。⑩
中国犀牛与高鼻羚羊的灭绝，就与这种
来自传统医学的错误认知
有直接关系。
“中国犀牛”合指生活在中国境内的印度犀、苏门答腊犀、爪哇犀。在清末，被视为珍贵中药材的犀牛角，曾是高档的官场赠礼和皇家贡品，仅1900~1910年间，进贡给皇家的犀牛角就多达300余只。由此催生的疯狂猎杀，使犀牛在中国迅速走向了灭绝——1922年，中国最后一头爪哇犀被杀，此后再没有人在中国见到过犀牛。现在国家已禁止在中成药中加入犀牛成分，以至旧药价格飙升。2012年时，一颗1981年生产、含有犀牛角的“安宫牛黄丸”，已被炒作至6万元（其实犀牛角的有无完全不影响药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