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尔维斯 |《哈姆雷特》与马基雅维利

哈姆雷特为何迟迟不肯除掉自己的杀父仇人克劳狄斯王，这困扰着该剧的读者，也困扰着哈姆雷特本人。对于这个众所周知的难题，我打算从一个相对新颖的角度来处理，即通过追问哈姆雷特是否采用了政治上负责的方式，完成杀死克劳狄斯的任务。我认为，他没有采用这种方式，我的兴趣在于设法弄清，哈姆雷特为何没能负责地行使对君王罪行的正义惩罚。哈姆雷特为何忽略了自己身为王子，担负着保障国家福祉的职责呢？为了寻求这个问题的解答，我们得稍微了解莎士比亚对诛杀暴君的看法，以及莎士比亚如何看待基督教。因为，哈姆雷特的失败，似乎可归因于他对基督教信仰的独特看法。

一开始，我们不妨提请自己注意马基雅维利的教诲，这位批评基督教的思想家认为，对于刺杀残暴统治者，基督教同样负有道德责任。根据我对莎士比亚剧本的理解，剧作家与马基雅维利都赞同：由于缺乏献身政治自由的热情，基督徒最终无力对抗暴君。在一定程度上，莎士比亚似乎赞同马基雅维利设想的解决方案。先前，莎士比亚在描写驱逐一名古罗马异教的坏君王时，他描述了一场负责任的反抗暴政，一旦我们发现，这场反抗迥异于这位优柔寡断的丹麦王子，如何调和基督教道德与诛杀暴君的必要性问题便立马出现了。

莎士比亚关于弑君的那些戏剧，促使我们反思马基雅维利在一个著名评论中提出的问题，这个评论是关于暴君在基督教时期的成就。在《论李维》（ Discourse on Livy ）中，马基雅维利对比了阳刚的罗马异教与阴柔的当代宗教（《论李维》， Ⅱ. 2）。在他看来，基督教提倡顺从、谦卑、沉思彼世回报的生活，贬低此世的勇敢行动、政治和追求荣誉的生活。因此，基督教使人倾向于忍受痛苦，而非采取有力的行动。马基雅维利认为，基督教通过两种方式使人隐忍顺从：首先，通过将种种幸福的希望引向来世，基督教的虔诚削弱了我们献身此时此地的热情；其次，通过高扬忍耐人生命运的高贵性，基督教义劝阻人们顽抗命运。马基雅维利警告，尽管命运女神支配将近半数的人类事务，但我们不该认为，她还拥有更大的力量。然而，通过将现状等同于上帝的意旨，实际上，基督教将一切都归于命运。这种观点的政治后果是，当代欧洲发现自己易受邪恶统治者们的危害，只有这些统治者接受了对抗命运的挑战。较之阻止恶人掌权，基督教关于地狱的威胁和天堂的许诺，更成功地削弱了对暴君的反抗。马基雅维利开出的药方，是复兴古老的罗马教育，重点放在培养男子气概和对荣誉的追求上。基督徒应学会效仿世俗的罗马人，他们只祝福将军、共和国首领和这类军事英雄，譬如 卡米卢斯 （ Camillus ）或诛杀恺撒的 布鲁图斯 （ Marcus Brutus ），以及那些因心胸宽广、身强体壮而闻名的人。

文学评论家们倾向于认为，莎士比亚是马基雅维利的对手，从两位作家的教诲来看，这种看法或许正确。但是，我们不应认为，由于莎士比亚的剧本给出了慷慨和正义的典范，以矫正马基雅维利的愤世嫉俗，他就不会赞同马基雅维利的部分诊断和方案。在英国历史剧、《麦克白》和《哈姆雷特》中，莎士比亚描述了基督教王国对那些篡位者、暴君或败坏的统治者的默认，这表明，他打算关注马基雅维利所宣称的那种正在折磨基督教世界的疾病。《哈姆雷特》刻画了一名弑君-篡位者，尽管在他祈祷时，他的基督良知可能令他不安，但这并没有阻止他犯罪，也没有改变他继续享用不义收获的决心。这部戏剧向我们展示了这样一位王子：由于沉溺在人人有罪的基督教义所引发的种种不满，他不能专心于自己的义务。莎士比亚创作《哈姆雷特》的时间，就在他完成一部长诗后不久，这首诗取材于罗马共和国诞生时的故事，反映的是一名高贵女子遭暴君之子玷污。我认为，从莎士比亚这首诗中的罗马人身上，我们能为哈姆雷特王子的问题找到一条出路。

在将《哈姆雷特》搬上舞台之前，莎士比亚以罗马为背景，描写了两个反抗臭名昭著的暴君的情节。第一个是他的早期叙述诗《卢克蕾丝受辱记》（ The Rape of Lucrece ）。稍后，可能恰好在写作《哈姆雷特》之前，莎士比亚将布鲁图斯谋反恺撒的故事改编成剧本。卢克蕾丝长诗包含着更富有启发的对照，我会依如下理由来阐述。卢克蕾丝的处境与哈姆雷特相似，与哈姆雷特一样，她发现了一起针对自己及其家族的罪行，从而激起了复仇心。像哈姆雷特那样，卢克蕾丝面对的统治者，巩固了篡夺而来的统治地位。在她备受折磨的某个时刻，同哈姆雷特一样，卢克蕾丝诅咒命运，并将自杀视为解脱痛苦的手段。此外，像哈姆雷特那样，卢克蕾丝必须面对道德挑战，以政治上负责任的方式惩治暴君的罪行，这与不顾及公共后果的复仇截然相反。这部较早的长诗，还提供了一个有启发性的对应人物，他是卢克蕾丝铲除暴君的助手。在装疯这点上，共和国奠基者布鲁图斯与哈姆雷特如出一辙，不过，这位罗马人采取有目的行动的有效性，反衬了哈姆雷特的无能和不负责。

卢克蕾丝遭受了莎士比亚归于每一个暴君的最丑恶罪行：对属于她自身的肉体的侮辱而造成的冒犯。当政暴君 苏佩布 （ Tarquinius Superbus ）之子 塔奎尼乌斯 （ Sextus Tarquinius ），以武力威胁，强暴了身为贵族的敌人的这位妻子，除了威胁要杀死卢克蕾丝，他还扬言，如果她反抗，他就会杀死一名奴隶，将他的尸体与卢克蕾丝的尸体一起放在床上，并作证，他发现卢克蕾丝与人通奸。这段叙述表明，卢克蕾丝之所以屈服，部分是出于对死亡的恐惧，但更多的是担心，谋害者果真践行他的威胁，那么，自己死后就会蒙羞。年轻的塔奎尼乌斯离开后，在卢克蕾丝起初魂不守舍的时刻里，她的想法，类似于哈姆雷特思考克劳狄斯杀害父亲时的想法。卢克蕾丝试图不恰当地谴责虚无缥缈的非人为罪因，她诅咒时光之神、机遇之神和黑夜之神，让塔奎尼乌斯趁机玷污了她的床榻。很快，卢克蕾丝变得厌恶超自然的东西；每当哈姆雷特认为，强大的恶压倒了不堪一击的善，他就会露出这种厌恶之情。

然而，卢克蕾丝即刻认识到，这样的抱怨于事无补，并洞悉了自己的困境，所以能采取目的明确的行动。卢克蕾丝的顿悟，源于一件艺术品，一幅挂在她的寝宫墙上的画，表现的是特洛伊的焚毁。当她沉思这幅描绘一座伟大城邦之毁灭的画时，卢克蕾丝得出两个重要结论：首先，她的个人毁灭类似于特洛伊的毁灭，因为，她所受的侵犯，代表她的城邦在暴政下遭受的普遍不公——如果一个人的身体可任由暴君蹂躏，他就无法保障自己的权利。其次，卢克蕾丝现在意识到，既然冒犯她的罪行后面，暗藏着暴政这一政治罪行，那么，要为自己所受的侵犯复仇，就必须采取政治行动，而非个人行动。君王-父亲的专制权力，任由自己的儿子放纵情欲，这种权力就是特洛伊的独裁统治者老普里阿摩斯的权力，他默许自己的儿子 帕里斯 （ Paris ）劫掠海伦。卢克蕾丝宣称，倘若普里阿摩斯制止儿子对他人之妻的犯罪欲念，特洛伊就可能幸免于难（1490行），我们看到，她没有将特洛伊城沦陷的主要责任归咎于通奸者帕里斯，而是归咎于没有对治下的民众负责的专制君主。同样，除非卢克蕾丝能将罗马首犯，包庇儿子犯罪的暴君绳之以法，否则，她不可能恰当地复仇，也不可能有利于自己的城邦。

与哈姆雷特一样，卢克蕾丝也想过自杀，不过，她最后采取的自杀方式表明，她已从原来的绝望，提升为果断而有利于政治的行为。在思考自杀的过程中，卢克蕾丝想出了一个计策，她可以利用自杀，换取民众的自由。卢克蕾丝安排丈夫和父亲在场见证自己的死，并得到他们为自己复仇的誓言后，才毅然结束自己的生命。与她的朋友一起来的亲戚，卢克蕾丝也要他们立誓为自己报仇雪恨。这样一来，卢克蕾丝将个人犯罪行为，变为一起公共事件，并由此保证，丈夫的复仇会以政治革命的方式展开。尽管虔敬的卢克蕾丝信仰诸神，但她不会指望，在遥遥无期的未来或来世，神会严厉惩罚塔奎尼乌斯。卢克蕾丝要的是凭借人力的此时此地的正义，她还依靠自己的才略取得了正义。

卢克蕾丝将自己从个人转变为公共人物，从臣民转变为公民。可以说，她是新罗马共和国的首位公民。独裁者将遭放逐，罗马人将保证，永不再允许个人当政。卢克蕾丝提供的，不止是建立自由统治的机遇。她明智地使自己的复仇带上公共精神，如果她的亲戚和他们的朋友要避免耻辱，就必须以实际行动解救这个城邦；卢克蕾丝将自己的荣誉看得比生命还贵重，在维护政治自由上，这个榜样给罗马人上了第一堂课。莎士比亚笔下罗马的荣誉，与效忠共和国联系在一起。卢克蕾丝丈夫的同伴布鲁图斯，与卢克蕾丝一道，为奠定新政体出谋划策。布鲁图斯赢得了共同缔造者的名声，是在一场公开演讲中，他以这个强暴证明，暴政不堪忍受，他还呼吁民众一起为卢克蕾丝报仇，放逐塔奎尼乌斯，并建立自由制度以取代君王。在此，通过暗指布鲁图斯的著名装疯，莎士比亚表明自己同意马基雅维利的看法：谋反者为诛杀暴君做好长期准备，等待的正是卢克蕾丝提供的这种理由（《论李维》， II .2）。

从这些成功诛杀罗马暴君的例子中，我们可以得出负责任地诛杀坏君王的三个教训。首先，有效地反抗暴君，需要我们仰赖人的计划，而非寄望于神意的某种显现。卢克蕾丝和布鲁图斯都心知肚明，诸神不会介入：既不会阻止，也不会惩罚暴君的累累罪行。至少，诸神不会在此世及时惩罚。这种反思促使我们将如下原则视为缺乏血气，莎士比亚借冈特的 约翰 （ John of Gaunt ）在回应一个请求时道出了这个原则：一个君王要求他报复一起谋杀，他说自己必须等待“上天”的裁断（《理查二世》[ Richard II ]，1.2.6）。从卢克蕾丝的例子中，我们可以得出的第二个教训是，反抗残酷统治的动力，源于某种与同胞的共政治命运感。反抗行为不能视为个人性的、属于个人恩怨的特权，而应视为政治性的、代表公共利益的义务。如果为报复私人犯下的罪行，必须以公民共同体的重大损失为代价，那么，这样的复仇最好放弃。另一方面，倘若不存在依法公审的制度，那么，犯下那些侵犯根本权利之罪行的统治者，也要被处死，因为，这些权利是为了维系公民社会的存在。我们应该从卢克蕾丝的故事中得出的第三条原则是，反抗暴政的可靠保证，是某种强烈的个人荣誉感。卢克蕾丝认为，自己的荣誉就是在同胞们中赢得美名。她期望，自己英勇的自杀，会在后世的罗马人中流芳千古，他们将享受自己为他们赢得的自由。出于同样的考虑，卢克蕾丝表示，她自杀的原因是，倘若她在受辱后苟活于世，她担心会给罗马的已婚妇女树立坏先例，为不贞的行为开脱（1714-1715行）。作为一名公民的荣誉感，可用来对抗压迫下的卑躬屈膝。此处暗含的意思可能是，每个人都享有这种荣誉，只要公众认定这是荣誉。在为自己辩护时，卢克蕾丝也为她的罗马同胞做了辩护，布鲁图斯亦直言不讳地宣称，这种原则危在旦夕（1831-1833行）。

现在，莎士比亚给我们描绘了罗马对暴政的有效反抗，我们不妨从政治的高度，转向这部更错综复杂的作品，并思考哈姆雷特的种种问题。这位基督教王子面对的是，揭发统治者罪行、呼唤解救自己的民族，莎士比亚对这样一位王子的检审，有什么蕴涵呢？罗马弑君者们的处境、思想和行动，与哈姆雷特的处境、思想和行动有何不同呢？我们意识到，罗马人强而有力，这位丹麦人却软弱无力，哈姆雷特的什么性格可以解释这一差异呢？从这种对比中，我认为，我们可以推测，莎士比亚旨在给绝大多数是基督徒的观众传授这一智慧：要取得政治正义，就必须调整自己的宗教信仰。

较之卢克蕾丝和布鲁图斯，哈姆雷特的行为似乎考虑不周，在政治上缺乏力量。尽管哈姆雷特最终设法铲除了克劳狄斯，但他采用的方式，给丹麦带来了毁灭。哈姆雷特没有审问克劳狄斯，相反，他在一场主要因他而起的骚乱中，结果了他叔父的性命。此外，通过打断克劳狄斯的临终之言，哈姆雷特阻止他作任何临终忏悔——这是让公众了解克劳狄斯弑君篡位真相的唯一途径。由于自己的延宕，哈姆雷特导致母亲的死亡；由于自己的轻率决定，他要为如下事件负责：波洛涅斯之死、奥菲利娅随后的发疯和溺亡，以及（可能是无辜的）罗森格兰兹和吉尔登斯特恩之死。对其国家的政治命运而言，最可怕的是，哈姆雷特没能保全自己。王子的死，给丹麦一记重创，因为，作为指定的未来君王，哈姆雷特的职责，是让王国从克劳狄斯的暴政转变为高贵的政体。最后，对国家的福祉最大的损害是，哈姆雷特没有让自己的国家抵御外敌入侵。事实上，哈姆雷特在临终之言中，认可了福丁布拉斯的挪威对丹麦的非法占有。在马基雅维利（但绝非只有他）看来，祖国丧失独立自主，是最严重的政治罪行。丹麦人原本做好了迎战的准备，哈姆雷特却将他们拱手交给敌人，不仅如此，他还使丹麦人浴血奋战（他们完全料想得到）的期望落空，最终似乎证明，由于野心和疯狂的驱使，哈姆雷特犯下了叛国罪。

较之哈姆雷特，卢克蕾丝和布鲁图斯目的更明确地履行自己的义务，但这不是因为，他们运用了出众的勇敢天赋。尽管哈姆雷特曾自责“懦弱”（2.2.556-563），但剧本提供了令人信服的证据，证明哈姆雷特愿意冒险。全然不顾朋友们提醒他要小心，哈姆雷特执意要在城垛上见鬼魂。他一再故意激怒克劳狄斯，并侮辱国王的密探。哈姆雷特与海盗搏斗，并接受与仇敌一决生死的挑战。对于他先前宣称的不在乎保护自己的生命（1.4.65），我们用不着怀疑。在另一个时刻，哈姆雷特认为，过多的思考可以解释他的不行动。不过，似乎并非过多思考，而是错误的思考阻止他果断行动。在该剧的几个关键时刻，我们能看到，揭露哈姆雷特性格的思想，截然有别于莎士比亚笔下罗马人的思想。哈姆雷特的一部分思想，围绕命运观旋转，另一部分围绕人类堕落的教义旋转。哈姆雷特发现，这两个主题都令人沮丧，但他没有意识到，由于沉迷于这两种思想，导致他无力完成必须完成的任务。

哈姆雷特的确意识到，精神的某种混乱，使他丧失了采取有目的行动所必需的立足点。在这部戏剧开头，哈姆雷特就宣称，他的头脑是一个“错乱的球”（1.5.97），在这场最后，哈姆雷特还接受了鬼魂要他净化丹麦王位的任务，哈姆雷特表示，他感觉这是一项邪恶的任务、一个诅咒（188-189行）。从哈姆雷特在前三幕中所展现的各种沉思中，我们可以推断，他承认（但无法解释）的错乱，源于某个特定的、反复出现的想法。哈姆雷特困扰于这种想法：由于命运的安排，在普遍的暴政下，人类陷人绝望。在第二幕，哈姆雷特命令巡演的伶人朗诵一段台词，我们从中看到，这个悲痛的主题如何使他失去平衡。尽管这段诗夸夸其谈，但我们没有理由怀疑哈姆雷特在排练前的声明，他表示，在这部他所珍视的戏剧中，他最喜欢的就是这段台词。哈姆雷特随即朗诵的那十三行诗（伶人的提示台词），与这段台词衔接得天衣无缝。这一片段的主题即特洛伊的陷落，与卢克蕾丝沉思那幅画时的主题一致。在上文，我们已阐明卢克蕾丝从她的沉思中得出的教训，不过，特洛伊灾难吸引哈姆雷特的原因，有待厘清。这些过于华丽的选段看起来与莎士比亚的文风格格不入，哈姆雷特为何会欣赏呢？

或许，哈姆雷特选择这个特定题材的原因在于，这个选段所传达的思想和情感，契合他的思想和他常常感受到的那些情感。显然普里阿摩斯王临死前的痛苦所引发的悲伤，契合哈姆雷特为父王之死而感到的悲痛，并且，伶人对“恶魔般的”凶手皮洛斯的义愤填膺，吻合哈姆雷特对杀父凶手的愤怒。不过，除开这些情形的直接联系，这段台词还呼应了哈姆雷特的典型指控：人格化的“命运”怀有恶意。我认为，哈姆雷特一直喜欢这种特别的谩骂，因为，这满足了他对普遍不义的义愤感，在他看来，人类永世遭受不义。在伶人的控诉中，哈姆雷特听出，伶人认同自己在该剧开篇、中间和临近结尾处表达的哲学信念：没有看顾的神灵，消除由盲目的偶然事件所引发的种种错误。

我们的观点在这一观察中得到了证实，即伶人在叙述特洛伊毁灭时最著名的插话：加人了对命运女神的大段控诉（481-504行）。连伶牙俐齿的波洛涅斯也抱怨这段台词太长，哈姆雷特却怒不可遏地呵斥波洛涅斯的插话，并坚持保留整段冗长的激昂演说。显而易见，哈姆雷特同情悲痛欲绝的 埃涅阿斯 （ Aeneas ），埃涅阿斯中断对 狄多 （ Dido ）的叙述，咒骂命运女神为“妓女”，并建议，其他诸神应没收命运之轮，将它滚落天堂，“直到地狱的深渊”。伶人所表达的，就是心灰意冷的哈姆雷特几次三番表示的抗议。譬如，我们记得，哈姆雷特曾将命运女神称为妓女（2.2.232），并谴责她在人类灾难或恶行中所扮演的角色。哈姆雷特认为，命运是一位反复无常的中介，她的日常工作堕落、行为善变。哈姆雷特向霍拉旭吐露了自己的失望之情：他注意到，除了完美的人，其他人常被某个“天生的”缺点毁灭（1.4.32）。七段独白中最出名的那段，表现的正是“残酷命运”的压迫，这将促使哈姆雷特追问，忍受种种伤害还是以自杀避开这些伤害更为高贵。因此，我们不用为发现这点而惊奇：哈姆雷特要求巡演剧团表演的第二场剧突出了一个对句，表现的是哈姆雷特在为起因困惑不解时亲身体会到的绝望：“有谁能解答这样一个哑谜，/是境由爱造，还是爱逐境移。”（3.2.194-195）母亲的突然移情别恋使哈姆雷特厌恶，他以此证明女人水性杨花。乔特鲁德的软弱，证实了哈姆雷特的怀疑，“我们的爱情……随境而迁”（193）。哈姆雷特所指控的善变，在他看来，还表现在克劳狄斯最近的声望中，尽管子民们先前对克劳狄斯不屑一顾，如今却争先恐后地购买他的小像（2.2.355-358）。从哈姆雷特对人类善变表示失望的这几个例子中，我们可以推断，现在，他想再次聆听这段表现普里阿摩斯悲伤的叙述，因为，他自己最近的遭遇吻合这段台词的要旨：我们的世界受制于可耻的、不分青红皂白的机运。从 她 对特洛伊之陷的沉思中，卢克蕾丝得出的是某种政治责任感。从他对相同故事的思索中，哈姆雷特证实，命运的肆虐导致我们的生活变幻无常，因此，他有理由感到灰心丧气。

哈姆雷特深信，命运压倒一切美好事物，这个信念隐含在如下思想令人痛苦的推论中：这些可能存在的神高高在上，对人类事务漠不关心。毋庸置疑，诸神会废除这样一个变幻无常的命运女神在这座著名的城邦陷落后，她让普里阿摩斯和所有无辜的生命任人屠杀。伶人表示并承认，悲惨的景象也会使诸神潸然泪下，除非“诸神对人间的事物无动于衷”（2.2.504）。不过，由于诸神显然没有介人，以避免这场浩劫，结论肯定就是，上天的确对人类漠不关心。诸神对人间的事物无动于衷。在受苦的凡人看来，将异教诸神置换为基督教上帝，毫无差别。例如，上帝既没有介人护佑好君王，也没有阻止邪恶篡位者得逞。这种将上天认定为冷漠的看法，将否认上帝对人类事务施行的善意。这种认定上天袖手旁观的看法，并不一定令人气馁，这在莎士比亚笔下的罗马人的例子中，一目了然。然而，对哈姆雷特来讲，上帝不看顾人类的想法，似乎令他心灰意冷。尽管布鲁图斯也不指望依靠上天的看顾匡扶正义，但他也没有夸大命运的力量。与哈姆雷特一样，布鲁图斯假装失去理智。但是，布鲁图斯采取这种伪装，只是为了伺求良机，他晓得，对于做好行动准备的勇敢而审慎的人来说，命运也可能是恩人。布鲁图斯明白如何掩饰，不让人怀疑，他旨在解放自己受压迫的民众。在马基雅维利看来，布鲁图斯装疯卖傻，不仅为了保存自己的生命和财产，还为了取得策动暴乱的自由。在莎士比亚的长诗中，布鲁图斯采用的武器，就是卢克蕾丝自杀用的那把小刀（行1807，1843）。因为，布鲁图斯代表的是抓住机运，反抗命运的灵魂，马基雅维利建议那些不满统治者的人，效仿布鲁图斯的机敏。我们注意到，哈姆雷特装疯的结果与之相反。哈姆雷特装疯，但没有作出布鲁图斯那种于人无害的样子。他的伪装之所以失败，乃因为在整个过程中，他流露出的都是自己的真情实感，以及危险的且难以理解的突变。因此，哈姆雷特惊动了克劳狄斯，使得波洛涅斯暗中监视他，并导致国王派罗森格兰兹和吉尔登斯特恩关注这个危险的反抗者。在整个装疯过程中，哈姆雷特的仇恨都表现得一清二楚，由此引起仇敌的警觉，使克劳狄斯开始寻求对策，并且，他在杀害偷听的波洛涅斯时，直接暴露了自己。读者对这个问题另有看法，他们甚至认为，哈姆雷特虎头蛇尾的行动，应归为真正的神经错乱，而非精心策划的伪装。看起来最有可能的是，莎士比亚想让我们认为哈姆雷特神智健全，但道德上可耻——可耻是因为，暴露其伪装的敌意，源于他不合理的、虚弱的深仇大恨。过于愤世嫉俗、多愁善感，使他失去主动权、暴露自己的伪装，并使所有人都警惕他带来的威胁。换言之，哈姆雷特的“古怪性情”（ antic disposition ）和假装的忧郁，只是明显夸大了他对这个自己认为不堪忍受的世界的真正鄙视。然而，这个世界之所以令他不悦，乃是因为哈姆雷特对于纯净的要求太离谱。

在哈姆雷特频繁的刻薄玩笑下，隐藏着克劳狄斯所猜想的东西，“在他的灵魂里，有什么心事郁结”（3.1.164-165）。盘踞在哈姆雷特灵魂中最明显的东西，是他的基督教信仰。我们肯定，哈姆雷特的忧郁停留在基督教教义上，或者更确切地说，停留在基督教义的某种变形上（可谓某种曲解）。由于主张纯正教义的权威，哈姆雷特养成了某种哲学上的绝望，通过怀疑一切形式的现世行动的价值，这种绝望打消了政治热情。在该剧的开篇和中间部分，莎士比亚大费周章地分析了这种灵魂：他赞成基督教信仰否定此世的观点，但忽视那些要求关爱有罪邻人的基督教义。

除了惋惜人类在命运面前的不堪一击，哈姆雷对道德脆弱的苦思冥想，还使他将丹麦视为施展抱负的绝望之地。哈姆雷特还为此悲叹：国民臭名昭著的酗酒和“轻浮”、甚至那些好人的美德也开始败坏，以及在他看来无所不在的虚伪（“我不晓得何为看似”，在谴责母亲和其他装腔作势的人时，哈姆雷特如是反驳他的母亲）。哈姆雷特谴责使理智屈服于欲望的人类习性，尤其不满贪婪、情欲和女人的不忠。在基督徒传统上视为邪恶的三个来源中——俗世、肉体和魔鬼，哈姆雷特详述了肉体。他喜欢用肉体代指耻辱。哈姆雷特既在通俗意义上使用该词，也将它用作具有艺术意味的哲学术语。他既不将罪恶等同于权力和荣誉的俗世诱惑，也不等同于撒旦的极端反叛，而是将罪恶认定为身体的污秽不堪、蠢蠢欲动和可鄙的软弱。哈姆雷特对肉体的愤怒，主要表现在乔特鲁德身上。由于从母亲的匆匆改嫁中见证了她的不节制，哈姆雷特用人类在情欲面前不堪一击的想法痛责自己，并将这种判断投射到整个世界。哈姆雷特思想的普遍化倾向，使他每当谈及人类的主要局限时，便对肉体喋喋不休。在哈姆雷特第一个长久沉思中——莎士比亚在第一幕通过这段独白，引入了他的主人公，我们见识了哈姆雷特对肉体的厌恶之情。这段台词的意象值得推敲，因为，在鬼魂出现前，这段台词能使我们洞察哈姆雷特的心思，在剧本情节展开前所形成的对哈姆雷特性格的诸种看法中，这个洞察最接近他的性格。

在整个抨击中，哈姆雷特表示憎恶一切有关肉体的东西，他引入了一个主题，他在众多台词中不断阐述该主题。编者们莫衷一是，修饰肉体的第一个形容词是“坚固的”（ solid ），“不洁的”（ sullied ），还是“污秽的”（ sallied ），但不管是哪种修订，人们都倾向于认为，无论如何，这是哈姆雷特反对的过于冷酷、污秽或不洁的肉体。肉体妨碍灵魂渴望的自由。正由于乔特鲁德屈服于肉体的激情，才使她没有把持一个寡妇对曾深爱的配偶应有的忠诚。哈姆雷特抱怨道，情欲的邪恶力量，杀死了“理智的推理能力”。然而，即便肉体没有导致我们不节制，哈姆雷特眼中的肉体也让我们羞愧。肉体的堕落使人类屈服于机运、暴力、背叛和死亡。哈姆雷特高贵的父亲像凡人那样终有一死。在哈姆雷特看来，肉体的存在无疑是如下事实的主因：整个世界看上去像一个“荒芜不治的花园”，由“粗鄙而卑劣的”事物统治。我们注意到，龌龊的肉体完全占主导地位。哈姆雷特认为，可憎的杂草丛生中没有鲜花。乔特鲁德急匆匆爬上克劳狄斯的污秽床榻证实，卑下的事压倒了高贵的意图。激情抑制不了欲望的冲动。每当他出现在舞台上，哈姆雷特便鞭挞人类的肉体。他对身体各部位的提及，大都含有贬义（譬如“接吻的腐尸”、“[命运女神的]腰”、“大腿”、“少女的双腿”、“抹了蜜的嘴”、“膝关节”，“该死的手指”；他用“扒手和小偷”指代自己的双手，用“我的刀刃”指代他的生殖器官）。在处置被他杀死的那个人的尸体时，在“把这尸体拖到”的那段中，哈姆雷特令人作呕地描述了肉体，充斥着他的轻蔑之情（3.4.213）。如此令人作呕的描述说明，他老想着母亲与克劳狄斯媾和的情形。在哈姆雷特看来，促成自己女儿婚事的父亲，就是皮条客（譬如波洛涅斯）。他还喜欢想象死者所遭受的百般凌辱。高贵的历史人物的尸体，养肥了令人毛骨悚然的蛆虫：

蛆虫是全世界的饕餮之王。我们把其他牲畜喂肥，

好供自己享用，再将自己喂肥，供蛆虫享用。 （4.3.21-23）

这种对肉体的憎恶之情，依然是哈姆雷特贯穿全剧的典型感情。第五幕展现的哈姆雷特，仍对种种屈辱大发长论，那些伟人也难免这些耻辱，仅仅因为他们也拥有血肉之躯。在墓地一场中，哈姆雷特讲述了恺撒死后，他的尸体经历一个逐渐下降的过程：在乞丐的腑脏里巡游一番，或化为能够塞住啤酒桶口的烂泥（5.1.191-203）。哈姆雷特乐于看到，枯骨埋没女人的妆容（180-183）。在对同窗好友的宏论中，哈姆雷特认定，死后腐烂的肉体就是一个无从避免的局限，这种局限将削减一切高贵的才能——理智、风度和理性的理解。按照这种精神，人是“万物的灵长”，但由于肉身的存在，人类的“精华”也仅归为“尘土”（2.2.304）。

哈姆雷特没有将自己心爱的人排除在这张憎恨的大网之外。在将污秽的言语泼向奥菲利娅时，哈姆雷特对肉体的憎恶冲决而出。在修道院那一场，从哈姆雷特在巡演的伶人表演时发出的嘲讽中，我们听到了这些刺耳的谩骂。尽管有失高贵，但鉴于他将道德上的邪恶简化为肉体的欲念，哈姆雷特对奥菲利娅的苛待，也可以理解。我们可以认为，哈姆雷特一度对奥菲利娅动了真情，但这被他对女性的残酷仇视所取代，乔特鲁德无耻地情别移恋，激起了他的这种反应。哈姆雷特不会让自己辱没于母亲表现出的不忠。因此，在波洛涅斯读那封情书时，哈姆雷特又开始冷嘲热讽，“给那天仙化人的，我灵魂的偶像，艳丽无比的奥菲利娅”（2.2.109）。接着，哈姆雷特含沙射影地侮辱奥菲利娅，向她报复。

有些评论家认为，奥菲利娅遭到哈姆雷特拒绝，是罪有应得，因为，他们表示，在修道院一场中，哈姆雷特发现克劳狄斯和波洛涅斯暗中监视这对情人，由此推测，奥菲利娅涉嫌谋害哈姆雷特。但在这场之前，哈姆雷特欺骗了奥菲利娅，情况似乎更可能是，现在，哈姆雷特残忍地对待他曾心爱的女人，因为他认为自己有权报复所有女人。毕竟，女人容易受到为人类传宗接代的指控。在哈姆雷特看来，生育是一种罪过：“你为什么生出一群罪人呢？”（3.1.121-122）因为，他在总体上谴责人类的性，哈姆雷特那番禁止以后所有婚姻的话（143），绝非装腔作势的离题话，因为，如果人类不繁衍生息，人类的种族中就不会保留可憎的肉体之限。

结合哈姆雷特对命运、肉体、无常和虚伪的憎恶，我们来审视他对自杀念头的痴迷。在七段独白的第一段和中间那段中，哈姆雷特将自杀视为一种令人心驰神往的逃避方式，以摆脱我们作为凡夫俗子需要忍受的一切不幸。这点清楚地体现在哈姆雷特给选择死亡列出的若干理由中。显然，在提出“生存还是死亡”这个问题时，他为所有时期的所有人假设了一种自杀理由。哈姆雷特罗列的种种不满，明显不符合他眼下的处境。他没有屈服于某个压迫者，也没有遭受“傲慢者的冷遇”。哈姆雷特造成而非承受了“失恋的痛苦”。他本人不必忍受“公堂的延宕”，或官吏的横暴，也没感觉到“坚忍的品质”换来小人的“鄙视”——除非在想象中，否则，这位高贵的王子可能从未肩负过重任（“谁愿意负着这样的重担，在烦劳的生命压迫下呻吟流汗”）。我们断定，在这里，哈姆雷特考虑的并非他的实际痛苦，而是在为自杀寻找一个尽可能推而广之的理由。他撒下的是一个荒诞不经的大网，其实，这等于宣称，只要存在任何重大的不幸，生活就不值得过。但另一方面，我们看到，在哈姆雷特看来，将一个要求绝对纯洁的灵魂囿于肉体，这本身就是一种不可接受的侮辱。自杀是他对肉体的报复。诚如哈姆雷特所言，自杀可以解脱“肉体之躯无从避免的自然打击”（62-63）。

哈姆雷特对自杀的关注，不同于莎士比亚笔下的罗马人对自杀的态度。那些以异教城邦为背景的剧本，以及《卢克蕾丝受辱记》对自杀的描述，是友谊或爱国精神极端但情有可原的表现。当他们确信没有其他方法维护荣誉时，莎士比亚笔下的罗马人才自杀。或者，就卢克蕾丝而言，其目的是为了同时维护名声和公共利益。相反，哈姆雷特做着虚幻而懦弱的逃避之梦，臆想回避一般的人类遗产。在对人类命运的鄙视中，他渴望摆脱不堪重负的生命，在他眼里，生命只是一根链锁，一种“俗世的羁绊”。在人或公民社会的本性中，似乎没有任何有足够分量的东西能说服哈姆雷特，他应当接受亚当的遗产。哈姆雷特勉强默认禁止自杀的基督律法，他并不认为这种律法有何正义。尽管卢克蕾丝认识到这一神圣禁令，但为了祖国的利益，她选择了更高尚的义务，以自杀作为铲除罗马暴政的手段。她遵循手段服从目的正义感，并小心翼翼地见机行事。卢克蕾丝一旦认清自己的义务，她就比哈姆雷特更自由，因为她既不眷恋也不鄙弃生命。因此，她能自由地将自己的鲜血奉献给公共事业。

相反，在对大臣波洛涅斯请求离开的回答中，哈姆雷特表现出悲痛之情，这种悲痛使他丧失了采取政治行动的勇气：“那是再好没有的事——但愿我也能够向我的生命告别，但愿我也能够向我的生命告别，但愿我也能够向我的生命告别。”（2.2.213-215）显然，“生存还是死亡”并非问题所在。怎样铲除丹麦暴君克劳狄斯，才是哈姆雷特应关注的问题。然而，为这种无关的事分心，却是他的天性使然。可以说，这位王子任由自己偏离原则上应关注的政治责任。认为人为努力毫无用处的哲学思考使他相信，努力无济于事，因为任何努力都不能改善为肉体束缚的世界。

这种形而上的绝望与哈姆雷特的神学信仰到底有什么关系呢？我们可以肯定，他对基督教义关于人类堕落状态的理解，采用了加尔文教主张的激进说法：总体的堕落来自原罪。想起这条教义，哈姆雷特向奥菲利姬断言，无论我们怎么用美德掩盖与生俱来的罪恶，但我们的“老毛病”（ old stock ）必将（3.1.116-117）卷土重来。形而上学者哈姆雷特认为，物质是堕落的动因，道德家哈姆雷特却谴责种种肉体诱惑。哈姆雷特不相信外在美，因为外在美充当皮条客的角色，使“贞洁”堕落为“淫荡”，并以色欲诱惑我们（3.1.109-111）。根据奥古斯丁和加尔文教对原罪的看法，亚当的违抗产生两种后果：原罪使他的后代遭受死亡，并破坏理智支配激情的法则，由此，人类倾向于以此作恶：色欲、暴躁、贪欲或愤怒。哈姆雷特谴责我们的老毛病有两条罪状：肉体使我们有死、脆弱、不节制，它还以荒谬的淫乐为诱饵来勾引人，这种淫乐能深深吸引我们的放纵意念。哈姆雷特父亲的命运证实了第一条指控，他母亲的轻浮证实了第二条。

路德教义也与我们探讨的问题有关。根据文中对哈姆雷特最近在威登堡（路德的学术据点）学习的种种暗示，以及“一群精明的蛆虫”（沃尔姆会议[ The Diet of Worms ]谴责路德教义）的一语双关，在刻画哈姆雷特这个人物时，莎士比亚似乎想到了路德。在评价加拉太人（ Galantians ）的时候，路德表示，在圣保罗（ St.Paul ）

的神学中，他找到了基督教义的精髓：

因此，基督教的真谛就是：首先，人们通过律法得知自己是罪人，罪人不可能行任何善事。因为律法称：“你们是罪恶之树[哈姆雷特的‘老毛病’？]。所以，你们所思、所言、所做的一切，都与上帝针锋相对。这样一来，你们的事功，不会得到上帝的恩典。但如果你们试图这样做，情况就会更糟；因为，既然你们是罪恶之树，除了产生恶果亦即罪孽，你们什么也产生不了”。

在这种极端贬低自然美德的价值中，路德自示为一名虔诚的保罗信徒。毋庸置疑，路德和哈姆雷特抓住了保罗的基督教真谛。尽管这种对人为努力的极端贬损，并非保罗的唯一意旨，不过，基督徒们最有可能谨记在心的，是他反对肉体的布道，他们像哈姆雷特一样，强调灵魂对肉体的反抗。

在采用最严酷的形式对抗肉体的罪恶中，这场战争导致了一种二元论思想，某些教派中的二元论思想甚至将自杀颂扬为解脱，并谴责婚姻，理由与哈姆雷特谴责生育一样。中世纪的卡特里派教徒（ Cathari ）教导，肉体是灵魂的牢笼。哈姆雷特的极端禁欲主义与之旨趣相投。鉴于他那与具体形象联系在一起的普遍污秽感，哈姆雷特可能会赞同卡特里派教徒的祈祷：“不要怜悯由堕落而生的肉体，怜悯那受拘囿的灵魂。”

哈姆雷特赞同的这种思想状态，可能会击垮所有被要求在此世行动的年轻人，此世似乎不值得他们付出努力。不过，在一个受基督教义熏陶的人看来，对抗邪恶会进一步引发如何调和这二者的问题，即恶的存在与信仰仁慈且万能的造物主。尽管哈姆雷特对人类之善的怀疑从未发展为无神论，但他的确意识到，纯洁但遥不可及的上帝与不纯洁且无可救药的此世，存在着某种彻底的脱节。哈姆雷特全盘否定造物中有上帝之善的痕迹，我们可以断定，他将基督教的怜悯与虚无主义结合在一起。②虚无主义者认为，实然的世界令人不堪忍受，应然的世界绝无可能。哈姆雷特的虚无信念，使他失去展开任何艰难行动的勇气，这些行动要么需要深思熟虑，要么需要坚韧不拔的政治进取心。哈姆雷特无法接受这些局限：一个人要达到政治目的，就必须接受这些局限，这些实现的政治目的，必然是有限的善。

尼采 （ Nietzsche ）这位虚无主义的行家发现，哈姆雷特与自己意趣相投：

暂时打破对存在的所有常规限制，酒神醉境的迷狂持续下来，它具有某种冲淡的作用，个体的一切过往经历都淹没其中。这道遗忘的鸿沟，分隔了日常现实与酒神的醉境。不过，一旦这种日常现实再次进入意识，人们就会对它强烈反感，产生某种禁欲绝尘、毫无意志的状态。在这种意义上，醉境中的人可谓与哈姆雷特相似：两者都洞悉了万物的真正本质，他们已经看透，现在都厌弃行动。他们晓得，自己的任何行动，都丝毫改变不了万物的永恒状态，人们谴责他们应负责重整乾坤颠倒的世界，他们认为，这种责难荒唐透顶或可耻。看透扼杀了行动，因为，我们需要幻觉的掩盖来行动；这就是哈姆雷特的原则…… （《悲剧的诞生》[ Birth of Tragedy ]，第七章）

尽管尼采认为，哈姆雷特的虚无主义是对现实的某种真知，但莎士比亚的政治理解似乎不可能基于如下假设，即剧作家认同哈姆雷特的哲学绝望——莎士比亚的政治理解不仅体现在《哈姆雷特》中，也体现在喜剧和《卢克蕾丝受辱记》的睿智男女的杰出政治才能中。

在他安排在该剧中间的那一场景中，亦即哈姆雷特偶然发现克劳狄斯在他的房间里忏悔的关键时刻，莎士比亚邀请我们去认清哈姆雷特灵魂失序的实际后果。趁残暴的篡位者独处时铲除他，将完成鬼魂的命令，使丹麦免于进一步混乱；同时，由于当时的情况神不知鬼不觉，也就能确保哈姆雷特继承王位（克劳狄斯公开宣称支持自己的侄子做下一任君王[3.2.328]，我们得知[4.3.4]，哈姆雷特也赢得了民众的拥护）。对于一个倾向于以王子的优势从政治上审视自己处境的人，碰上手无寸铁，跪倒地上的克劳狄斯，可能是天赐良机。但是，尽管哈姆雷特身为王子和王位继承人，他却辜负了朝廷上下寄予的厚望，他不习惯于以政治家应有的眼光审视自己的机遇，这次也不例外。此时此刻，哈姆雷特认为，自己的角色不过是冤冤相报的工具，而非一个能满足于维护有限的政治之善的人。于是，他决定将铲除克劳狄斯，推延至他碰上克劳狄斯正在作恶时，恶行将使他的灵魂下地狱（5.4.88-95）。负责地铲除弑君者的良机，就这样一去不复返了。尽管哈姆雷特最终会铲除克劳狄斯，但哈姆雷特搭上了自己的性命，并致使自己的国家群龙无首，受到外国占领的威胁。莎士比亚在此引起了观众痛惜哈姆雷特虔诚的冷酷：哈姆雷特错过了这个匡扶正义的良机，他其实只需在丹麦除掉克劳狄斯，却坚持要他下地狱。在这里，哈姆雷特极端的道德绝对主义，需要一种超过正义要求的复仇，因为，他认为自己生活在一个恶贯满盈的世界中，不能保证永久毁灭坏人的行为，似乎都不值得做。

卢克蕾丝的复仇，仅仅为了铲除暴政，因为莎士比亚笔下的罗马人，不会将人类的存在，描述为善与恶的超自然代表之间的无休止斗争。不过，在受二元论信仰扰乱的灵魂中，报复成为启示的、无限制的，而非政治的、有限制的。因此，哈姆雷特认为，他必须超越父亲的鬼魂所指派的任务，将这个有限的命令，转变为上帝给予的绝对授权，上帝指定他为上天的“凶器和使者”（3.4.176）。我们必须弄清楚，伴随鬼魂指示的限制条件——“不要胡乱猜疑”（1.5.176）该不该理解为，这是在警告哈姆雷特这里所展示的臆断。显然，父亲的鬼魂不赞成儿子让克劳狄斯下地狱的计划，因为，当他重现在寝宫一场时，他斥责哈姆雷特，警醒他那“快要蹉跎下去的意志”（3.4.112）。鬼魂毫不在乎克劳狄斯不朽灵魂的遭遇，他只关心丹麦的王位不再蒙受耻辱。一个游魂竟比在世的王子更关心王国的福祉，这表明，哈姆雷特如何偏离了对自己社会地位和政治职责的恰切看法。

哈姆雷特无法采取深思熟虑的行动，因为，他已贬损人们通过慎重行为所追求的种种目的。不再相信爱情、政治正义或爱国精神的重要价值，除了有道德争议的个人报复的动机，哈姆雷特再无其他动力。对世界的憎恶，使他对王子本应关心的事漠不关心，现在，这种倾向使没完没了的复仇在效果上富有魅力。这样的复仇虚无缥缈。要不是一连串突发事件（构成最后两幕的行动）引发哈姆雷特与克劳狄斯的冲突，他永远也不会手刃杀父凶手。

不过，临近该剧结尾处，情况发生了明显变化，哈姆雷特由无望地受罗森格兰兹和吉尔登斯特恩押解，转变为似乎掌控丹麦的未来，这种变化如此明显，以致我们认为，我们应该推测，哈姆雷特的角色发生了某种相应的全面恢复。至少，从上帝意旨的那个重要结果中，我们看到，他的确改变了先前的愤世嫉俗。那么，哈姆雷特是否战胜原来的自我，成功履行了王子的义务呢？

该剧是否在主人公身上展现了某种英雄的成长，答案取决于我们对一些事件的看法，这些事件从哈姆雷特误杀波洛涅斯，延伸到描写他本人死亡的那个场景；尤其是，这个问题取决于，我们如何评价哈姆雷特在这类行动中斗志的恢复程度：哈姆雷特登上海盗船，以及他与雷欧提斯比剑。有些读者倾向于认为，两个证据表明，最后一幕中的哈姆雷特获得了新生：哈姆雷特的确杀死了克劳狄斯；灾难发生前，他传达出某种前所未有的镇定自若，在他表示信任上天照看时，可以看到这点。在认为哈姆雷特获得重生的代表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