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丁丁：库恩和波普之间是有争论的。波普不同意库恩的科学革命的观点。波普主张沿着传统走，提出传统内有意义的问题(比如，耗散结构在我们的经济学传统里是没有意义的)，然后用新的工具和方法去创新。从库恩和波普的争论中受益的是我们听众。我从库恩的书中体会到他实际上也是个“渐进派”，只不过更强调“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他所谓的“研究纲领的转变”也就是范式(paradigm)的转变是怎样发生的呢?他在书中介绍得很详细，他认为，在每一个大师(例如爱因斯坦)前进的足迹后面，都留下了很多空白，例如一些没有经过仔细研究的新概念等等，因为大师们在前进的时候不考虑具体的细节，什么鲜花呀，绿草呀一块都踩了。像科斯提出交易费用时就是靠直觉硬往里闯，自然不会很严格。因此，在大师后面就需要一批专门做介绍、做修补工作的专家。再后来，人们就要在大师开拓出来的一大片新领域里面进行耕作，再长出果实来。这时候，人们一方面不断运用大师开创出来的方法解释了许多问题，另一方面，又积累了大量不可解释的问题，而且不可解释的问题会越来越多。“君子之泽，三世而斩。”后面如果再也没有大师出现，人们的思路就会枯竭。最后不可解释的问题积累越来越多，这时“科学革命”就会由“量变”飞跃到“质变”，旧的范式不再适用了，以致到了非变革不可的地步，在这个“量变到质变”的意义上，从科学进步过程的表面看，就如同经历了一场激烈的革命一样。
范式的变化往往是“触类旁通”产生的，是人们在许多阴错阳差的偶然事件中得到的。例如牛顿受到苹果落地的启示，爱迪生的许多发明靠偶然的灵感。一旦新的范式被提出来了，就可能完全改变一个学术传统的研究方向。因此，在改变了传统的方向的意义上，我们可以说这是一次“革命”；而在“量变积累”的意义上，我们可以认为这仍然是“渐进”。如果不是因为积累了许多传统范式解释不了的问题，在科学方法上我们是无法实行“革命”的。范式传统在完成了激烈变化之后，还是要沿着波普的思路走，还是要在传统之内实行渐进的创新。
刚才你提到的三对范畴中第二对范畴其实是对世界的假设，是在方法论范畴之下的东西。关于价值和理性问题，是我们对世界的基本预设。这是经济学家与其他学科的社会科学家发生冲突的最根本、最吃紧的一个环节。比如，政治学家往往受政治哲学、道德哲学的影响，有一个乌托邦式的看法。乌托邦是很重要的，我们不能说它没价值。政治学家就是想按照自己的看法改造世界，但乌托邦是应然而不是实然。所以他们经常与经济学家发生很大冲突。当发生冲突时，他们就认为经济学家的“理性假设”不合理。他们认为，人不是纯粹的“经济人”，而是“道德人”或“社会人”。这样双方就不容易对话。经济学家严格遵守着本学科的规范，坚持“经济人”(homo—eeonomicas)假设，在这个基本假设的基础上，按不同分科有不同的次级假设。比如制度经济学家有“不确定性”假设，新古典经济学家有“充分信息”假设等等。在我们运用实证和规范方法时，总会涉及到与政治哲学家、道德哲学家和社会学家的关系。比如，樊纲和郑也夫关于“轿车发展”问题的争论。也夫强调的那个“成本”其实已经不是主观价值论的“成本”了，那是“社会成本”的概念。那么，经济学家就会问，你是怎么知道这个“社会成本”的?就这个争论而言我觉得双方都有道理。我没什么更多的要说。但从经济学家的角度，我认为也夫文章中的“成本”概念至少不是经济学传统所承认的个体成本的概念。因为，还没有一个机构可以把个体成本进行比较和加总。如果真能实现，那我们就可以搞“计算机社会主义”了。这样，社会学家在“信息完备性”这一基本预设上与我们经济学家发生了严重冲突。另一方面，双方关于“个人理性”的基本假设的理解也不一样。如果存在着“可计算”的社会成本，那要“个人理性”干什么?只要“集体理性”就可以了。现实状况是，集体选择无法实现“理性”，我们只能有“个人价值”和“公共选择”(individual values and social choices)，这就是阿罗所说的：你可以有公共选择，但你没有公共价值。价值一定是私有的，一定是个人的，一定是主观的。
我们谈实证方法，总要回到孔德。虽然我也不喜欢孔德，但是“实证主义”是从他那里来的。只有强调实证，我们才可以自称是经济“科学”，而不是经济“人学”。如果你说你是个规范经济学家，那好，你就不是经济科学家。因为你一“规范”(normal)，你就是在讨论“应然”，你是讨论“应当”如何如何，你从这个世界“应当”是多么美好来设计和推出一套“体系”。这就无法保证“科学性”了。比如，你认为按照你的计算方法所得的“社会成本”应当最小，所以就提出很多政策建议，不发展这个，发展那个。但你这个“应当”是没有实证根据的，你无法建立你的“社会成本”概念及其计算方法的“主体间性”，这完全是你的主观判断或一个机构的判断。所以，谈到经济学方法论，萨缪尔森在大学入门经济学教科书中，首先要讨论的是实证与规范之间的区分。他强调，我们经济学家不是在做规范性研究，我们是要做实证性研究。但在我们现实经济的研究中，很多人是从自己的利益出发的，至少受到个人处境的影响，所以难以保证研究的实证性。
实证包括注重表面上的客观，这很重要，你不能说这是假面具，这不是“虚伪”。有位后现代化的法国存在主义哲学家列维那斯(Levinas)这样总结了科学从古希腊到现代的“知识”问题：你不能带着任何利益、任何功利去求知(disinterested contemplation)，这样得到的才是“知识”(knowledge)，否则就不是真确的知识而是“兴趣”(interests)。这与“爱智”概念是一致的。所以，我们一提实证，就必须戴上这个面具。这不是虚伪。关于“面具”的社会功能，在社会学中有关“表演”的理论有所论证。人生是个大剧场，如果我们不能把“前台”与“后台”分开的话，我们就会肆无忌惮地显现我们灵魂的一切“邪恶”方面，我们相互就会以邪恶相向，从而我们的行为就根本无所谓“道德”了，我们的“社会”就会彻底瓦解。一个最重要的社会学家曾研究过纳粹的集中营里面的这类现象，那里的纳粹分子鼓励犯人们任意侵犯他人的隐私权，结果监狱里大部分犯人的人性都开始沦丧。
在经济学研究中，经济学家们是“人”，具有人性。但是我们仍然必须假设自己是经济“科学家”，避免使用规范性的方法，我们必须坚持经济科学的实证立场。在这个意义上我们都是孔德的徒弟，除非我们走出经济学领域，不再自称是经济学家，这当然也是很重要的一种“经济学家”的实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