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主张将我们全党的学习方法和学习制度改造一下。”
1941年5月19日，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作了题为《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
该报告中，毛泽东提出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是理论和实际统一。但是，“我们当中的许多人”不仅违背了这条原则，还自己造出了一条相反的原则；理论和实际分离。他们不能从实践中提炼出问题，更不能创造性地解决问题，反而言必称希腊，“
生吞活剥地谈外国
”“
起了留声机的作
用
”，或者“
片面地引用马克思、恩格斯、列
宁、斯大林的个别词句，而不会运用他们的立场、观点和
方法”，“
就
在许多学生中造成了一种反常的心理”“
他们一心向往的，就是从
先生那里学来的据说是万古不变的教条。”
毛泽东强调，学习要采用实事求是的态度。“实
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
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我们要从
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的实际情况出发，从其
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变的
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而要这样做，就须不凭
主观想象，不凭一时的热情，不凭死的书本，而凭客观存
在的事实，详细地占有材料，在马克思列宁主义一般原理
的指导下，从这些材料中引出正确的结论。
前文中提到的“
裴斯泰洛齐
教学法”，或者李比希化学实验室，都是采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教学法，
从实践中提炼出问题，在实践中创造性地解决问题
。
但是我们
现在采用的教育体系，却是与上述原则背道而驰，同样需要彻底的改造。该教育体系具有如下特点：
第一、有既定的教学内容和明确的教学大纲。
教育部假定人在不同阶段需要掌握什么内容，制定好千人一面的规划，被称作教学大纲。教师要做的，就是通过知识的灌输和大量的记忆，完成既定的教学计划。由于教学大纲必须保持稳定不变，必须与快速变化的现实保持区隔，这就埋下了理论与实践脱离的种子。
第二 、 为了检测有没有完成教学目标，每个阶段都要考试
：期中、期末以及升学考试。考试分数决定了学生的排名，以及在学校中获得的待遇，更决定了学校在家长心目中以及教育系统中的地位。因此一切变成唯分数论。学习变成了解题技巧的传授和反复刷题训练，而不是理论联系实际，提升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第三 、 为了方便管理，提升效率，学校常常对学生进行准军事化管理。
学生必须完成统一的学习任务，遵循统一的行为规范，执行统一的作息计划。学习抹杀了个人思维方式与兴趣的差异，忽视了内在动力的作用。对于大多数学生来说，学习变成了一项艰苦且必须完成的任务。这种方式只能保证基本达标，极难培养出充满激情的卓越创造者。
第四 、 所有问题都有统一的标准答案，学生犯的错误越少，也就越优秀。
这种训练方式使得人越发循规蹈矩，
遵守教条
，不敢越雷池一步。为了提升中考高考成绩，在初三高三整整一年都在反复训练人的做题能力，将解题变成了人的条件反射，如同巴普洛夫那只听到铃声就会流唾液的狗。
而创造恰恰需要大胆实践，需要勇于犯错的冒险精神
。我们在用最严格的训练手段来扼杀人的创造力。
这一套标准执行下来，教室就是一间知识工厂，教学大纲如同设计图纸，教学计划如同工厂的流水线，教师如同流水线上的装配工人，考试如同质量检验，而学生就是标准化流程生产出来的产品。工厂中出色的工人，就是那些能够勤奋、高效、准确地完成生产任务的人。
我们的教育体系的目标就是为了培养产业工人。即使他获得博士学位，从事技术研发，但本质上，他的工作性质跟流水线的产业工人是一致的，认知模式也是大同小异，都是在复杂的现代化产业分工中的螺丝钉，解决他所面对的细分领域的具体问题。因此这种教育体系又可以叫做
“工业化教育”
。
工业化教育把人当做学习工具，反复训练受教育者解决已知问题，令其更熟练，更少犯错，这种教育方式训练出一堆熟练掌握解题能力的“工具人”。他们非常擅长在“已知的已知”领域搏杀，最多能走到“已知的未知”领域，但是对于“未知的未知”领域的探索能力，不仅没有强化，反而因为缺乏锻炼而显著退化，从而导致人群总体的创新能力持续下降。
亨利·福特曾抱怨
道，“我雇的明明是两只手，怎么却来了一个人？”在工业时代，
企业希望每个人都是固定的，每个岗位都有规划好的工作内容，每个员工在上班后不用多说话、多思考，只要努力干活就行。
但是在快速变化发展
的今天，环境每天都在变化，新情况新问题每天都在大量涌现，管理层的新问题是“想要雇的明明是一个人，怎么却只来了两只手？”
美团创始人王兴说：“多数人为了逃避真正的思考，愿意做任何事情。”问题来了，为什么多数人会逃避“真正的思考”？因为尽管他们经历了十几年的正规教育，但是根本没有受到过真正理论联系实际、解决问题的训练！
工业化教育
让受教育者习惯于通过短期量化考核，来校准自身的行为。
这使得受教育者形成了紧盯数字KPI进行改善优化的思维定势。
这种思维带到研究工作中，使得研究者为了保证能在考核期内取得成果，倾向于在已知细分领域进行修修补补的工作，而不愿意对未知或交叉领域投入精力，尽管后者才有可能孕育重大研究成果。这就导致尽管发了一大堆paper，但是实际有价值的成果屈指可数。
这种思维带到商业领域，则使得管理者围绕短期业绩考核指标（特别是股票市值）安排一切事务，忽略公司长期发展，甚至做出杀鸡取卵饮鸩止渴的事情。
我们看到大量企业跟不上时代发展，破产倒闭，甚至企业掌舵人越是受到正统工商管理训练，衰落的可能性越大。
以至
于流传一个段子：
“一家本来好好的工厂或公司，因老板去读了MBA，然后就把企业读没了，
老板也返贫了。”那些觉得读MBA有用的人，也不是认为学到了什么有用的东西，而是获得了人脉和资源。比如某十八线小明星通过上商学院拿下业界大佬……
表面上看，教育蓬勃发展几十年，我们消灭了文盲，提升了整个社会的教育水平。但深层次观察，工业化教育正在摧毁人的内在精神活力，摧毁人创造性解决问题的能力（即创新力）。这种情况
在中国表现得尤为典型，在其他国家也同样存在，或者可以这么说，在所有长期实行工业化教育的国家都普遍存在这种情况。
威廉·德雷谢维奇
在美国常青藤学校担任一段时间教授之后，
愤然辞去教职，此后致力于在各种公开场合批判美国的精英教育体系。
2014年7月，威廉·德雷谢维奇在《新共和》上撰文"别送你的孩子上常青藤：美国的顶尖学府把你的孩子变成僵尸"，引起社会各界的轰动。后来他又出版《优秀的绵羊》一书，专门对美国高等教育存在的严重问题进行批判和反思。
在
德雷谢维奇
看来，美国常青藤名校里的优秀学生，就像绵羊一样，聪明、富有天分，
但同时又胆小怕事，对未来一片茫然，极度缺乏好奇心和目标感，他们不敢有“特立独行”的倾向，只能随大流刷个人简历，冲入最能挣钱的行业，干最能证明自己能力的事情，即使于自己而言，可能没有任何意义。
他们非常善于解决限定领域的问题，却很少思考这些问题从何而来；他们非常善于解决上级交给自己的任务（注：这已经算是比较好的情况，更多的是往往要听从具体的指令，才知道做什么），但是当他自己走上领导岗位，面对没有先例的复杂情况时，却茫然失措，不知该如何决策。
我们只是知道正确的做法，对于“错误”的认知却不够。我们依靠重复性训练记住了解决问题的正确步骤，但是对于为什么这样解题，以及问题到底如何产生没有深究。我们始终在前人已经搭建好的系统内修修补补，却对于系统从何而来，以及如何构造新系统茫然无知。
我们如同在内河航道中熟练航行的航船，没有能力和勇气，去茫茫无际的未知之海上去探险。我们并不了解世界的全貌，视野极为狭窄，只是不断地重复着眼前的一小步。我们虽然能优化操作，提高效率，把自己负责的一小步做到极致，却不能站在更大的格局思考，做出开拓性的创新。我们宁肯待在已知的红海里被挤死，也不愿或不能游向未知的蓝海。
人类面对未知充满好奇，对于解决实际问题充满了成就感，正是这样的好奇和成就感，激励人类不断探索未知，创造一个又一个奇迹。但如果一个人的受教育过程既没有感受到未知的魅力，也没有获得解决实际问题的成就感，而是一头扎进试卷里做了十几年，不关心为什么要学习，学这些有什么用，自己想学什么，最终必然导致他变得麻木，厌倦，以世俗的确定性的成功为目标，丧失了创造的动力和兴趣。
由于对学习和工作失去兴趣，我们越来越以获取金钱本身为导向，整个社会日益转向急功近利的高薪工作，比如金融、法律等。对于处于更加发达阶段的美国，这方面的弊病比中国更加突出，理工人才大量流失，整个社会脱实向虚已经成为美国的阿喀琉斯之踵。中国随着发展水平的提升，这种弊病也越来越明显。
掌握知识需要勤背记，掌握技巧要勤做题，这些都是一个人可以完成的，是不需要合作的，话说多了反而耽误时间。而且大家是被放在同一个尺度下比较，成绩排名成为优胜劣汰的唯一指标，优等生与别人讨论问题意味给自己树立潜在的竞争者。
所以在“工业化教育”的课堂里，学生之间虽然课下会打打闹闹，但是上课的时候是彼此疏离的，甚至是彼此戒备的竞争者。缺乏协作，导致人们在工作中也只能像铁路警察一般各管一段，无力应对新的问题和挑战。
但是在真正面对挑战性的实际问题时，需要的不是谁懂得更多，而是大家能够协作起来，集思广益，相互激发，共同面对挑战。但是我们很少经历过这方面的练习，因此也不具备相应的能力。
第五，缺乏与现实环境进行链接，适应复杂不确定环境的能力。
缺乏全局视野，缺乏面对未知，创造性解决问题的勇气和能力，也缺乏协作能力，导致人们沉浸在过往自己熟悉的领域内，不敢越雷池一步，受过再高教育的人，也只是成为极窄领域的专家，而不能进行跨学科的分析研究，即使面对生活常识，只要是自己不熟悉的领域，博士跟普通人也无异。当这个世界正在发生快速变化，不确定性空前增强时，我们如何应对？
在中国，短短几十年间，密集型劳动的人口红利已经渐渐消失，我们站在了信息时代的浪潮之巅。互联网、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仿佛让我们看到了机器与人工智能取代人类密集型劳动的那一天。那个时候，什么样的人能找到好工作，好的工作需要什么样的素养？我们靠什么超过机器，超过竞争者，赢在未来？
如果真的让人工智能取代大多数人的工作，让大多数人成为“无用阶层”，那不仅是教育的悲哀，更是整个人类的悲哀，也将成为人类的末日！
现代教育体系已经逐渐与现实脱节，在百年以来对人类的规训和教化中，它所撕裂的裂口已愈发显现，成为我们这个时代向前发展最大的障碍。
一个让人细思恐极的事实：各国都是在二战之后全面铺开严格的工业化教育，至今已有七十年。由于最初阶段的教师还是在手工艺教育中成长，他们的学生受到的训练也并不是那么严格，因此总会出现仍然保持旺盛创造力的“漏网之鱼"。
但是，随着越来越多的教师本身就是通过严格的做题训练考上大学，毕业之后再向学生传授做题技巧，工业化教育形成了闭环。再加上训练的手段越来越精细，越不可能再有“漏网之鱼”逃脱这张严密的大网。
教育本应是“用优秀的人培养更优秀的人”，但实际情况却成为“用高性能的做题机器制造更高性能的做题机器”。
因此，全世界都正在经历系统性的创造力下降和智商下滑。
1983年，来自美国的詹姆斯·弗林提出：世界人口智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显著上升，并在很长的一段时期内呈现稳固上升的趋势，人类的智商正在进化。
但
是根据2018年6月发表在《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的一份研究表明：从1962年到1991年，科学家研究了近75万名挪威男性的标准智商测试成绩之后，科学家发现，人类的智商正在逐渐退化。
特别是1975年以后出生的年轻人，智商（IQ）平均得分要比其父辈低。
平均每代人的智商成绩下降在7分左右。
2015年1月16日，LED发明者，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中村修二在东京的驻日外国记者协会举行记者会上，言辞激烈地批判日本乃至整个东亚的教育体系，他说这种教育体系正在毒害着所有亚洲国家，应试主义、学历主义及低效用的教育机器，对残害青少年的成长起到了不可磨灭的作用。
“在标准化课程表的禁锢下，原本浩瀚而美不胜收的人类思想领域被人为地切割成了一块块便于管理的部分，并被称为‘学科’。同样，原本行云流水、融会贯通的概念被分成了一个个单独的‘课程单元’。”
法国学者于丽埃特在她的《人渣革命》中，更加言辞激烈地指出：对于这种大规模生产人渣的世界工厂，应当彻底扫除到历史的尘埃当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