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按：
这篇是小友阿井所撰。
阿井系原美国《侨报》北京办事处记者，华中农业大学新闻学院毕业生，其在前年全国两会上的提问，成就了媒体圈内外一则意味深长的轶事。
这篇是她追忆刚刚去世的美国《侨报》总裁谢一宁，感谢她授权我发在客栈与各位分享。
谢一宁一个重要身份标签是人大新闻学院毕业生，和胡舒立杨大明都是同学。大陆新闻学院，素有南复旦北人大之称。谢应算是那个年代最为正牌的媒体人无疑。
谢的另一个身份是做外宣，出身中新社，尔后创办《侨报》。中新社是大外宣以及海外统战的重要平台。当年陆铿得以北上专访胡耀邦，最早就是中新社牵的线。
类似侨报这种平台，做得再好，也很难避免里外都被人瞧不起的尴尬观感。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前述那位主持记招会的官员，直接就挑明了说：我邀请提问的是西方主流媒体，你们侨报，哈哈……
我得到的信息不充分，所以不想评论谢一宁被枪杀事件本身的是非，也不便臧否谢一宁本人。转小井这篇，只是为提供另外一个视角。
华章炼成谁与叙，龛炉香一炷——
阿井悼侨报总裁谢一宁
“杨絮柳烟凤山雾，冥纸飘，断肠处。旧栖新垅相对苦，哀思茫茫，凄泪几许？且看清明雨。华章炼成谁与叙？香茗煮就捧无主。衣锦归来空换取：南屋空余，北堂肃穆，龛炉香一炷。”
这是《侨报》总裁谢一宁生前写的一首悼亡词，为了纪念他的父亲。如今，这词竟成了我和前同事转来悼念他。
当地时间11月16日上午9时28分许，美国知名华文媒体《侨报》大厦发生枪击案，美国《侨报》董事长、美国格律文化传媒集团总裁谢一宁不幸身亡，享年58岁。
作为《侨报》北京办事处的前记者，我在《侨报》呆了近4年，普通员工跟总裁交集不多。谢总每年至少来北京看大家一次，那时才有机会见他。谢总去世，各种消息满天飞，有些让人难过、有些让人无奈、有些让人欲言又止。但我想，评价一个人，绝对不应只有一面，所以就详细写下，所了解的，跟他相关的点滴。
谢总被杀现场，洛杉矶前同事这样说：案发当天，广告部经理传达指令，要求2019年业绩加码一成，当时大家就炸锅，会上吵成一团，业务部的这名疑凶，反应比较激烈。第二天去找谢总，可能提出了什么要求，但遭到拒绝。疑凶开枪后，跑到行政经理办公室，把枪拍在桌子上，说“我把老板杀了”。
据传，疑凶还在楼上遇到广告部同事，他很冷静地说，我去找老板谈了，他说这里不是慈善机构，我就把他崩了！当时同事还以为他在开玩笑。
等行政经理老蒋报警，又通知其他主管。疑凶一直都在旁边，还跟业务部主管通了电话。警察赶到后，疑凶举手就擒，被反铐起来，老蒋和一个业务员也被铐住，但到警局录过口供后，这两人就被送回来了。
这两天，另一位海外媒体人士在网上补充谢总被害原因，说“枪手第一次和谢理论，被骂出。第二次，再次被骂出。第三次，他带车上取出手枪，对谢连开6枪。”
前同事还说，谢总喜欢一个人呆着，他办公室在大楼一个角落，跟外面隔着两道门，平时就他一个。原先旁边还有会计室和行政经理办公室，几年前被赶出去了。现在就算里面放炮，外面也听不见。
案发后几天，谢总的遗体都还在警局里，据说疑凶是朝脸开枪，遗体状极惨，脸都没法看了。我问过多位前同事，大家都说这位疑凶平时为人温和，现场究竟发生了什么，恐怕只有凶手知道了，最后信息要等警方公告，我们都在等。
谢总遇害消息，是中评社媒体同行最早向我求证，我还以为他们开玩笑，对推门进来的朋友抱怨，现在传假消息都没有底线了。转而向洛杉矶前同事求证荒谬，可居然是真！
那一天，恍惚的一天，上午去看国博改革四十年展览，莫名其妙的兴奋，一直叨叨絮絮，晚上看台湾金马奖直播，也无精打采，更睡不着，到了凌晨，还是睡不了。原北师大乔木教授在微信群问，你原老板被枪杀了，怎么看？我想到的第一句话，居然是今天好漫长......
还记得第一次见谢总，他看起来清瘦挺拔，50岁左右，没有平常媒体大佬多应酬后囤积下来的大腹便便。也无中年油腻，反而有股凌厉，说话铿锵，带南方口音，常常在酒席间催促大家看书，爱谈论诗歌，他的古文底蕴好，我们都跟不上，也和不了。
我跟谢总，因为一个事件，比北办其它记者，产生的联系可能多些。2016年全国两会，在一场人大新闻发布会上，我提了一个问。这个问题是《侨报》北办记者部负责人定好的，但我同时问了另外一个问题。最后，被主持人用“侨报不是西方主流媒体”来拒绝回答。
因为是央视直播，事件发生后，携带不同立场，一些主流外媒追踪报道了事件，社交媒体也在疯传提问视频，引发了许多揣测。事件闹大，为了减轻报社压力，我就跟总部执行总编私下说，不想连累公司，可以开除我，或者体面点，让我主动辞职。不知道这位总编是否向谢总转了我的话，但最终，我是被留下来了。
那时候，《侨报》承受了不小的压力。那年谢总来北京，请大家吃饭，就跟北京负责人透露，某国字头单位打电话来找他，说要给上面打报告，要求好好管理海外媒体，他在电话里就跟对方吵起来了......不过，到了酒桌上，对我的提问风波，他只是笑兮兮地说，“你夹带了私货哦。”就再没其它，话完这句，还单独敬了我一杯酒。
随后整整一年多，《侨报》北京办事处受到了我这次提问的波及，北办负责人和同事等都承受了不小的压力，我们在北京的一些采访并不顺利，就像隔年的全国两会，我们也没能参加。
当然，《侨报》遭遇不是个案，从另一个层面看，是遇上了这两年中国新闻界口风严控的最初阶段……以现在的标准衡量，这些问题的尺度可能都过了。
提问事件发生之后，我也煎熬。之前我们做过深度调查，报社要求北京分部做华文独家，到现在，好多选题都不能做，没办法，我偶尔就东拼西凑地写电影，找安全选题，后来多做智库，就是给整理专家谈话，大家都不喜欢，我是硬头皮做，顺带做一些国际关系方面的选题。
多说一点吧，那段时间，个人特别萎靡消极，以及经济窘迫——我的稿件一度很少，薪酬低，有次穷到连三个月的房租都要拖，房东还发脾气了......所以我无数次想辞职，觉得记者生涯到头了。熬到2018年，也就是今年两会，《侨报》北京处终于拿到了两会入场的记者证，我想，我们《侨报》北办终于解禁了，惩罚过去了，竟然有种解脱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