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阿Q正传》英译本所摄，1925年7月4日摄于北京
“消尽了先前悲哀的神色”
——写在《祝福》问世一百周年之际
阎晶明
鲁迅是这样一位作家，对他生平研究的深广度及详尽度，完全可以等同于对其作品的研究。这简直就是绝无仅有的现象。于是研究和评说鲁迅作品，就不可能脱离一个重要的前提，即鲁迅写作这一作品时所处的时代背景、生活环境，他正在此时的心境，他当时的身体状况，他正在交往的人、正在处理的事，以及其他种种有可能在阐释其作品时有用的细节。有的细枝末节可能有强行阐释的嫌疑，而有些特别的背景，的确是考察作品成因时必须要关联的。对《祝福》而言，这个特殊的背景无过于迁居砖塔胡同这一特别的写作环境了。1923年，对鲁迅而言是最为难过甚至难堪的一年。生活的秩序完全变得混乱，最关键的，心境也跌落到最低谷。鲁迅与周作人的兄弟失和，发生在这一年。直接的后果，是鲁迅不能在自己四年前买定的八道湾11号安居，只能以极快的速度迁出，他选择了到砖塔胡同61号暂住，其间又四处寻找新的安居之所，并于年底即12月2日靠借来的钱买下了西三条21号。不说心情，仅仅就生活琐事的应对而言，对鲁迅这样一位读书人、知识分子、公务员，繁难、繁杂之多是可以想见的。没有一张安静的书桌，又怎能有心境来写作呢？说到心境，那可能是彻骨之寒的时刻了。1923年7月14日，鲁迅日记有记：“是夜始改在自室吃饭，自具一肴，此可记也。”19日又记有：“上午启孟自持信来，后邀欲问之，不至。下午雨。”兄弟失和已经到了无可挽回的地步。事情发生得突然，严重程度更是吓人。鲁迅后来有笔名为“宴之敖者”，其意就是：“宴从宀（家），从日，从女；敖从出，从放；我是被家里的日本女人逐出的。……”（许广平《欣慰的纪念·略谈鲁迅先生的笔名》）差不多也就是彻底决裂后的两周时间，鲁迅于8月2日就迅速迁往砖塔胡同61号居住。这间屋子是经由乡友、学生许钦文许羡苏兄妹帮忙联系落实的。这个院子里当时住着同是绍兴乡友的俞氏三姐妹。北屋的三间却处于闲置状态。鲁迅的母亲时而来这里做客，对此是有所知的。这样就有了十几天时间即搬入此间的结果。一直到次年5月迁入重新买定的西三条21号，鲁迅在砖塔胡同居住了九个月时间。本来是一家人在八道湾聚首，有母亲，有朱安，还有二弟周作人一家。不说其乐融融吧，也是可以时有安逸之想的。然而刚刚过了三年多时间，又必须面临如此破碎的局面。鲁迅是带着朱安一起居住到砖塔胡同的，母亲只是在周末或节日时来探望，生活上仍然以八道湾为主。这是一种怎样的生活？鲁迅迁入砖塔胡同前，曾经有过重新安排朱安去向的打算。据邻居小朋友俞芳后来回忆，“她（指朱安）告诉我，大先生要搬离八道湾前，曾向她说：自己决定搬到砖塔胡同暂住，并问大师母的打算，留在八道湾，还是回绍兴朱家？又说如果回绍兴，他将按月寄钱供应她的生活。大师母接着对我说：‘我想了一想回答他，八道湾我不能住，因为你搬出去，娘娘（太师母）迟早也要跟你去的，我独个人跟着叔婶侄儿侄女过，算什么呢？再说婶婶是日本人，话都听不懂，日子不好过呵。绍兴朱家我也不想去。你搬到砖塔胡同，横竖总要人替你烧饭、缝补、洗衣、扫地的，这些事我可以做，我想和你一搬出去。……就这样，大先生带我来了。’”而俞芳对此的判断是，因此不但可见朱安是“很有主见的人”，而且，“当时大师母的唯一希望是拽着大先生，和她一起做封建婚姻的牺牲者。”（《记忆中的鲁迅》第159页，开明出版社）身居砖塔胡同，鲁迅的悲伤和迷茫可以想见。鲁迅的三弟周建人说：“住在砖塔胡同的时候，也是鲁迅生活最困难的时期。”（俞芳、蒋淦《记忆中的鲁迅·序》）把这一时期鲁迅的处境说成是凄苦，并不为过。然而就是在这样的境遇中，鲁迅除了看房、借钱、买房，生病、看病之外，还“带病给北京大学，北京高师（后来的师大），北京女高师（后来的女师大）以及世界语学校讲课，奔波于东西城之间；他带病写文章，常常彻夜不眠；……”(周建人语，同上文)说到写作，砖塔胡同期间的鲁迅，仅小说就完成了四篇，先后是《祝福》《在酒楼上》《幸福的家庭》《肥皂》。而《祝福》，无疑是其中最具经典性的小说。《祝福》是以旧历新年这一中国人最大节日为背景而成的小说。说到过年，无论以鲁迅个人的性情，加上有了家室后的生活状态，他都可以说是最怕过年的人。他在1924年2月所过的新年，又可以说是他一生中最为难过甚至难堪的新年。他必须以别的什么事务填充时间，以哪怕自己未必相信的所为，来抵抗心底巨大的虚无的空洞。《祝福》完成于2月7日，这一天正是大年初三，还是节日的高潮时期，而鲁迅，可以说就是通过夜以继日的写作，来寻求这普天同庆的气氛中内心悲苦的排遣。作为一个孤独的人，一个悲苦的现世者，鲁迅对节日这件事是异常敏感的。越是节日高潮时期，他的写作越投入，正是这敏感点的证明。就在春节这样的节日氛围里，鲁迅不但在大年初三完成了《祝福》，而且在九天之后的16日，也就是初十刚过，又写成另一篇小说《在酒楼上》。你道这“酒楼上”的情景是奢华与陶醉么？恰恰相反，是彻底的孤独和迷茫占据人物的内心，而小说的情境，又给人传递着彻骨的阴郁和寒冷。小说里的吕纬甫有没有鲁迅自我的“画像”不敢说，但吕纬甫的迷茫应该是鲁迅自己此时也正有的。“以后？——我不知道。你看我们那时豫想的事可有一件如意？我现在什么也不知道，连明天怎样也不知道，连后一分……”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吕纬甫的愤懑与迷惘，总让人联想到鲁迅落笔时的心境。加上18日写的《幸福的家庭》，不出元宵节，鲁迅在砖塔胡同这个特殊的春节里就已完成了三篇小说。只有《肥皂》是落笔于“三月二二日”。鲁迅对节日的敏感体现在《祝福》的每一个片段里。这种敏感又以格格不入为主要特征。小说以爆竹声始，又以爆竹声止。所有的故事都包裹在这爆竹的“繁响”之中了。开头第一句是：“旧历的年底毕竟最像年底，村镇上不必说，就在天空中也显出将到新年的气象来。”“送灶的爆竹”“震耳的大音”“幽微的火药香”，节日气氛的营造既熟悉又奇崛。小说的最后一段也都是在写爆竹，“爆竹声联绵不断”“我在这繁响的拥抱中，也懒散而且舒适”。然而在这样的节日喧闹中，两个孤独的形象始终闪现在其间，形成巨大的反向力量。是的，是两个而不是一个。祥林嫂是想融入而不得。凡她想伸手参与到节日劳动中的动作，都被鲁四老爷冷漠地喝止了。这样的冷漠让祥林嫂彻底丧失了活下去的勇气，手足无措带来的是完全不能和人们一起过年，一起享受“无限的幸福”的痛苦。而另一个人则是“我”，小说的叙事者，也是祥林嫂命运的观察者。但其实，他和祥林嫂有一个共同点，就是无法融入如此这般的节日气氛中。在爆竹声声中出现的“我”，总处于坐卧不宁的心绪烦乱中，与鲁镇上忙于过年的人们形成分离状态。第一段的最后一句是：“我便一个人剩在书房里。”第二段的最后一句是：“无论如何，我明天决计要走了。”小说的最后一段，在祥林嫂已然消失于人间之后，绵延不绝的爆竹声中浮现的，仍然是“我”心绪不定、决计要走的形象。小说里有一句“鲁镇永远是过新年”，而“我”呢，似乎永远与这样的气氛完全不相融。这种不相融，相隔膜，自然与“我”的秉性有关，但我们不得不说，与鲁迅在1924年新春之际因兄弟失和而居无定所带来的寂寞与悲苦肯定有关。鲁迅的人生历程中，度过的旧历新年大概有三种情形。一是儿时在故乡所过的新年，那是一种盼望着节日快到并尽情享受快乐的时光。我们从他后来的记述中可以略知一二。散文《阿长与〈山海经〉》一文里说：“一年中最高兴的时节，自然要数除夕了。”这可能不是唯一也极少见的对除夕的赞美。而小说《故乡》里说：“我于是日日盼望新年，新年到，闰土也就到了。”这个“我”的观点，我们也姑且可以认为就是少年鲁迅的心情。鲁迅日记从1912年5月进入北京开始。我们不妨也可以通过日记知道，已然成年，步入社会，独自在外工作生活的他是如何过年的。不难看出，此时的鲁迅对过年已经完全看淡，几乎要将其视作平常一日来对待，完全看不出少年时的欣喜。1913年2月6日，大年初一，“旧历元旦也。午后即散部往琉璃厂，诸店悉闭，仅有玩具摊不少，买数事而归。”1914年1月25日，除夕，“今是旧历十二月三十日也。夜耕男来谈。”26日，“旧历元旦也。署中不办公事。卧至午后二时乃起。”1915年2月13日，除夕，“午后至新帘子胡同访小舅父，坐约半时出。”14日大年初一，“旧历乙卯元旦。星期休息。” 1916年2月2日，“旧除夕也，伍仲文贻肴一器、馒首廿。” 二十个馒头，就应是当年所得的年货了。第二天，“旧历丙辰元旦，休假。午后昙。无事。”可以说，“无事”，基本上就是居京后几年里春节时分的常态。到了1917年1月22日，事情有变化，“旧历除夕也，夜独坐录碑，殊无换岁之感。”过年的趣味不但了无，而且简直有所抵触了。抄古碑这样的事，往大里说是鲁迅终生事业所在，往小里说，也就是打发寂寞时光的手段。除夕夜普天同庆的“春晚”，鲁迅却一如既往地抄古碑，其冷、其静、其孤单，可见一斑。1918年2月10日，除夕那天，“午后往留黎厂买《曹续生铭》、《马廿四娘买地券》拓本各一枚，二元。又至富晋书庄买《殷文存》一册，七元。”还是做些与古碑相近的事。第二天初一，“春节休假。午后同二弟览厂甸一遍。”同周作人逛了一圈厂甸庙会，应该算是少有的春节节目了吧。1919年1月31日，又一个除夕日，“背部痛，涂碘酒。”2月1日，则“春节休假。无事。夜服规那丸三粒”。养病即是过年。1919年5月，《狂人日记》横空出世，鲁迅正式开启了现代的、创作的文学道路。过年的情形也有所变化。最典型的莫过于1921年。2月8日，正是旧历新年。这一天的鲁迅日记写道：“春节休假。上午寄新青年社说稿一篇。”这里的“说稿”，即是小说《故乡》。作品注明完成于1月，而在大年初一这一天将成稿寄出，意味深长。一是说明即使在节日期间甚至除夕夜，鲁迅都在修改小说；二是在大年初一的特殊时刻，他或许有点难耐地以邮寄文稿的方式留一点节日的印痕。这可以说是一个很“文学”的节日了吧。1922年的鲁迅日记是缺失的，到1923年，似乎又恢复了无所事事的常态。1923年2月15日，“旧除夕也，夜爆竹大作，失眠。”北京的爆竹声让鲁迅难以安眠。到了1924年2月，正是鲁迅迁入砖塔胡同的艰难时期。这一年的除夕夜他又将如何度过？“四日晴。……买酒及饼饵共四元。……旧历除夕也，饮酒特多。”一个人的孤独饮酒夜，只能是这样！成年后的鲁迅就是过着这样的生活。节日的“无限的幸福”似乎与他从来无关，少年时对过年的期盼早已不再。要么无所事事，要么灯下孤坐，抄抄写写。这些抄，这些写，在后来人单独截取后，都成为鲁迅成就的一部分，但就鲁迅其时的状态而言，它们大多同时也是打发时光的无奈之举。要说鲁迅成年后就没有任何一次参与到节日喜庆氛围的时候，那也不对。1920年2月19日，又是一个除夕。那时，鲁迅刚刚买定了八道湾的房子，一家人团聚在一起过年，不可谓不欢乐。“十九日晴。休假。旧历除夕也，晚祭祖先。夜添菜饮酒，放花爆。”这是鲁迅在北京甚至成年后过得最像样的一个春节了。故乡绍兴的节日风俗，完全体验了一遍。不过，也真的只就闪现了这么一次。迁居、过年，这两大因素造成了鲁迅完全不同的内心感受。在孤独的日夜，终有《祝福》出现。这是一次为春节而写又完全“反”春节的写作行动。这个世界上，在节日里无所归依的，决不仅仅是祥林嫂一个人，至少还要加上一个“我”。在鲁迅的文字里，对爆竹这个中国传统节日里的“重点项目”是非常敏感的。不过我们可以看出，鲁迅对爆竹常有自己的看法。杂文《咬文嚼字》讨论了北京胡同的改名问题，如狗尾巴胡同改为高义伯胡同之类。鲁迅说：“字面虽然改了，涵义还依旧。这很使我失望；否则，我将鼓吹改奴隶二字为‘弩理’，或是‘努礼’，使大家可以永远放心打盹儿，不必再愁什么了。但好在似乎也并没有什么人愁着，爆竹毕毕剥剥地都祀过财神了。”爆竹实在也是人心的另一种繁响。杂文《送灶日漫笔》则进一步强化了这一观点，“坐听着远远近近的爆竹声，知道灶君先生们都在陆续上天，向玉皇大帝讲他的东家的坏话去了，但是他大概终于没有讲，否则，中国人一定比现在要更倒楣。”这些还都是日常生活里的随感流露，而在杂文《家庭为中国之基本》里，鲁迅几乎就对爆竹这种习俗提出了直接的“理论批判”：“我们的古今人，对于现状，实在也愿意有变化，承认其变化的。变鬼无法，成仙更佳，然而对于老家，却总是死也不肯放。我想，火药只做爆竹，指南针只看坟山，恐怕那原因就在此。”后期所写杂文《电的利弊》对此也有同样表达：“外国用火药制造子弹御敌，中国却用它做爆竹敬神；外国用罗盘针航海，中国却用它看风水；外国用鸦片医病，中国却拿来当饭吃。同是一种东西，而中外用法之不同有如此，盖不但电气而已。”由此，也就可以想见，鲁迅每逢节日之时听到周遭遍响爆竹声，内心是有多么五味杂陈了。无论如何，以爆竹开始，又以爆竹结束的《祝福》，包裹着祥林嫂的命运，“我”的无奈，鲁四老爷的冷漠，鲁镇人对“无限的幸福”的向往和追逐呈现在读者面前了。
电影《祝福》海报（1956）
《祝福》最精妙的是结构，结构本身又有各种要素的混合交错，构成一个复杂多维体。全篇实有字数九千二百多，其中三千字其实并不直接叙述主人公祥林嫂的故事，即使出现了，也是街头一遇，并没有进入其人生故事本身。如果我们把“然而先前所见所闻的她的半生事迹的断片，至此也联成一片了”之前的近三千字，和最后一段的两百多字组合起来，说这是作家本人所写的某一记述回乡见闻的散文，你以为如何呢？大体可以，而且不差。可是那些没有写祥林嫂的片段分明又处处与之相关联，那些记述她生平遭遇的段落也时有枝杈伸出，这才是《祝福》结构的妙处。这是一篇以从爆竹而起，又以爆竹声收束的小说。在爆竹繁响的氛围中，上演了“百无聊赖的祥林嫂”的命运故事。祥林嫂真正的人生惨剧都发生在鲁镇之外，尤其是改嫁之后，但小说里直接所写，都是祥林嫂在鲁镇的遭遇。事实上，这是一篇叙写祥林嫂人生悲剧引起的“舆论反响”的作品。那些以死抗婚、夫死子亡的故事，都是转述而知。正因为是转述，经过了当事人的情感过滤，也经过了街头听闻者的言辞评说，一个事件、一个人生变故，就变得味道大不相同了。在鲁镇，实在有两个不安定的灵魂。一个是祥林嫂，一个是“我”。祥林嫂是试图安于现状而又不得，“我”是与眼前的现实完全不合。他们都要竭力去改变这种不安定的、折磨人的、“百无聊赖”的现状。“我”是选择逃离。小说至少四处写到了“我”的“不安”：“心里很觉得不安逸”；“但是我总觉得不安”；“这不安愈加强烈了”；“我先是诧异，接着是很不安”。这些不安既与“我”在鲁四老爷家里客居的不悦有关，更与路遇祥林嫂带来的紧张直接关联。小说两处写到“无论如何，我明天决计要走了”。另有两处写到要离开，要“进城去”，都是这种不安情绪的渲染。祥林嫂是被舆论绞杀的，人言可畏，实在不只是上海滩的明星才有的悲叹，也是祥林嫂这样的人物一样会遭遇的。祥林嫂直接的死因，就是全鲁镇的人送给她的言辞。从貌似同情实则好奇的打探，到后来的厌弃，包括“你那时怎么后来竟依了呢？”的取笑，都让她有无地自容的难堪。事实上，尽管祥林嫂对柳妈的“救赎”描述言听计从，而她真正信任的人，或许只有“我”这个外来者。这种信任几乎是天然的，来自直觉。“我”虽然不能给她指路，但至少不会教唆她去捐门槛。“我”的逃离其实也是一种责任的体现，而且给予祥林嫂表达困惑的权利，并与她一起困惑。这或许在不自觉间实现了一种人格上的平等。《祝福》里有很多精妙的细节值得玩味。我这里仅就从多样笔法的角度，谈一点个人的赏析。小说笔法。在鲁迅小说里，从结构意义上讲，《祝福》或许是最具小说品质也最为完备和均衡的。散文笔法。小说开头和结尾对过年气氛的渲染，对爆竹声繁响以及镇上的人们为此而忙碌的情景描写，抽出来合成一篇，可称是极其精彩的叙事散文。诗性笔法。小说中对下雪造成的视觉景象的精微描写，不禁让人赞叹，鲁迅真是现代以来对雪的描写达到极致的文学家。比起《野草》里的《雪》，出现在小说里如《在酒楼上》《孤独者》所描写的雪，一样精细、微妙。在《祝福》里写到的雪似乎不那么引人注意，事实上，这些描写同样是散文诗式的语言，源自于通感式的敏锐的感悟能力。不妨欣赏如下：“天色愈阴暗了，下午竟下起雪来，雪花大的有梅花那么大，满天飞舞，夹着烟霭和忙碌的气色，将鲁镇乱成一团糟。我回到四叔的书房里时，瓦楞上已经雪白，房里也映得较光明，极分明的显出壁上挂着的朱拓的大“壽”字，……”“雪花落在积得厚厚的雪褥上面，听去似乎瑟瑟有声，使人更加感得沉寂。”“我静听着窗外似乎瑟瑟作响的雪花声，一面想，反而渐渐的舒畅起来。”“我在蒙胧中，又隐约听到远处的爆竹声联绵不断，似乎合成一天音响的浓云，夹着团团飞舞的雪花，拥抱了全市镇。”杂文笔法。《祝福》是小说，鲁迅小说本身又具有散文色彩，偶尔也有止不住的诗意描写。说有杂文笔法，而且在《祝福》里，又是意指什么呢？我认为不但有，而且比重不小，品位还很“纯正”。不妨再举例一二共同品鉴一下。“‘说不清’是一句极有用的话。不更事的勇敢的少年，往往敢于给人解决疑问，选定医生，万一结果不佳，大抵反成了怨府，然而一用这说不清来作结束，便事事逍遥自在了。”“我因为常见些但愿不如所料，以为未必竟如所料的事，却每每恰如所料的起来，所以很恐怕这事也一律。”“我独坐在发出黄光的菜油灯下，想，这百无聊赖的祥林嫂，被人们弃在尘芥堆中的，看得厌倦了的陈旧的玩物，先前还将形骸露在尘芥里，从活得有趣的人们看来，恐怕要怪讶她何以还要存在，现在总算被无常打扫得干干净净了。魂灵的有无，我不知道；然而在现世，则无聊生者不生，即使厌见者不见，为人为己，也还都不错。”以上这些旁白、画外音，几近于“论述”，放到《灯下漫笔》之类的杂文里，似乎并无跳脱之感。《祝福》调用了很多不同的艺术手法。除了上述种种笔法外，鲁迅所运用的一些看上去不着痕迹的表现手法，为小说情境的制造，起到了特别的作用。对比就是很重要的一法。祥林嫂的装束、外表，经历了三次变化，第一次到鲁镇，第二次到鲁镇，衣着相同，气色略有变化，最后一次出现在街头与“我”相遇，则已是木刻似的呆滞。鲁四老爷的冷漠，四婶的淡漠，卫老婆子的好事，柳妈的“打皱的脸”、“干枯的小眼睛”下的多嘴，这些引起不同观感的面相，在对比中形成一把把指向祥林嫂的刀子，令她惊恐、窒息。重复是另一种多处使用的手法。前面已经讲过，《祝福》里仅为了表现“我”的不确定、不稳定状态，就四处用了“不安”，两处出现“决计要走”。轮到祥林嫂，一句以“我真傻，真的”开头的悲情叙述，路人们以重复这一叙述表达厌烦的行为，在小说里出现了三次以上。正是这种重复，让阿毛被狼吃这个意外事件，变成一个杀死一个人灵魂，揭示世人真面目的另一出悲剧的引子。《祝福》的精微描写无处不在。我曾经专文讨论过鲁迅小说对金钱的描写，那些描写显示出鲁迅对小说细节精确化的要求。其中就举到《祝福》的例子。祥林嫂来到鲁四老爷家做工，试工三天后就定下了使用以及工钱：“每月工钱五百文。” 然而，没有多久，祥林嫂就被婆家的人带走了。她在鲁四老爷家干了多长时间呢，小说在时间上倒没有细说，只说是“冬初”来的，“新年刚过”就不得不离开。工钱此时却给出了精确的用工时间。在得知祥林嫂复杂的婆家背景后，鲁四老爷只好答应辞退。“于是算清了工钱，一共一千七百五十文，她全存在主人家，一文也还没有用，便都交给她的婆婆。”这一描述里，既可以知道祥林嫂在鲁镇待了三个半月，又可以得知，无论她干了多久，工钱方面，自己一丝都没有得到，全进了婆婆的口袋。祥林嫂第二次回到鲁镇，早已物是人非。当她走投无路，暗自决定捐门槛后，钱又出现了。“早饭之后，她便到镇的西头的土地庙里去求捐门槛。庙祝起初执意不允许，直到她急得流泪，才勉强答应了。价目是大钱十二千。”根据《鲁迅全集》注释，“十二千”相当于十二贯。哪里去弄这么多钱呢，还是工钱。“快够一年，她才从四婶手里支取了历来积存的工钱，换算了十二元鹰洋，请假到镇的西头去。”由此可知，祥林嫂的悲剧中，她在鲁四老爷家先后干了两次，共计一年多时间，自己却一分钱未能得到——不是被婆婆悉数占据，就是全部用来捐了门槛。关于《祝福》，可说的太多，即使就艺术手法，展开来也是一本书的规模。我只得谈到这冰山一角止住了。
阎晶明《同怀:鲁迅与中国共产党人》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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