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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施展萍 编辑 / 方奕晗
审查通常被理解为一种对禁忌的庇护。
但在研究电影审查的中国学者李二仕和钟大丰的视野里，事情似乎不仅仅如此。
“做《电影审查》一书的出发点，看上去是在讲一种禁忌，其实是在研究现代社会如何对艺术商品进行有效管理。”李二仕告诉《博客天下》。他与梅峰、钟大丰合作的《电影审查——你一直想知道却没处问的事儿》一书，2016年10月出版面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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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左到右分别为：钟大丰、梅峰、李二仕
钟大丰更愿意用“博弈”一词形容电影审查的过程。博弈的各方包括社会、观众、创作者与管理者。在多种力量的博弈过程中，不断推动人们对内容的认识，建立新的内容标准。
尤其是在电影工业最为发达的美国。
1925年春，芝加哥《每日新闻》一名三十出头的记者接到一封来自好莱坞的电报：”你想不想接受派拉蒙制片厂周薪300元的工作？包吃包住。300元是微不足道的。这里有几百万块钱的赚头等着你；除了白痴，没有人和你竞争。”
正为生活发愁的年轻人绝处逢生，立即赶赴好莱坞，用两周时间写了部只有歹徒、没有好人、歹徒没有好下场的剧本大纲，收入稿费1万美元。
这部电影叫《底层社会》，写剧本的人名叫本·赫契特——后来好莱坞赫赫有名的快手，写过《乱世佳人》、《疤面煞星》和《埃及艳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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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乱世佳人》剧照
给他发电报的是他的朋友赫尔曼·曼基维兹，电影《公民凯恩》的编剧之一。
1925年，穷困的赫契特来到好莱坞，这位热心的朋友立即向他传授了成功的“秘诀”：“在小说里，男主人公可以和10个姑娘上床，最后以明媒正娶一个处女结束。在电影里，这是不被许可的。主人公无论男女都必须是童贞之身。歹徒可以为所欲为，明抢暗偷，发横财，鞭打仆人。但你必须在结尾时一枪结果他。”
赫契特后来在回忆录里写道：“在所有的电影里，任何人犯了法，不论是人间的还是上帝的法，都必须死去，或入狱，或出家当和尚，或在流浪进茫茫沙漠之前把偷来的钱财归还原主。”
上世纪20年代的好莱坞，已是制片厂林立的电影中心，派拉蒙就是八大制片厂之一。赫契特所说的情况正是当时电影审查之下的产物——电影是“道德的宇宙”。在分级制度产生前，美国的所有影片都要经过业内检察官们的彻底消毒，确保道德无误，才能进入影院。
钟大丰解释，尽管美国电影审查制度的运作方式与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和地区都不相同，但作为一种行业自律机制，它建立在电影工业相当程度的发展上，能够有效地与电影工业、媒体产业建立深刻关系。“在对美国电影审查机制的认识基础上，再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审查运作相互比照，可以更好地认识电影内容控制的规律。”他告诉《博客天下》。
▌电影从道德神坛走下来，重新与现实世界产生连接
在他们的书中，有关美国的篇幅占了1/3，因为美国电影审查的过程中，“博弈体现得最充分”。
在美国，电影最初是拍给工人阶级看的。默片浅显易懂，影院装修粗糙，票价低廉的影院被称为“镍币影院”，是无力消费奢侈品的工人阶级与贫困移民钟爱的娱乐场所。
为了吸引工人阶级，电影制作者秉持“娱乐至上”原则，充斥在银幕上的是虚幻、刺激、暴力、惊悚与色情。这让进步论者与宗教人士恐慌。“下层人民缺乏辨别力，会对影片内容信以为真并效仿”，他们认为，“电影应该像食品一样，交由政府把控”。
他们试图阻止影片上映。阻止不成的，还有别的方法。1897年，电影《法蒂玛》里有女人摇摆身体、面对观众跳舞的镜头，放映时，影院不得不在原画面上叠加白条以掩盖身体。
20世纪30年代，华尔街金融资本注入，美国电影向工业化过渡。
资本的加入在这场博弈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资本考量风险。电影人要想获得资本青睐，得先保证电影能顺利发行，票房收入有保障。电影产业内部对审查的需求由此诞生。美国电影人意识到，不能像过去那样，一味与反电影势力对抗，必须采取行业自律，自我保护。
以铁腕著称的共和党人威尔.H.海斯此时被推举出来，成为行业组织“美国电影制片人与发行人协会”主席。1930年出台的《海斯法典》，列举了11种禁止性规范和26种需要小心处理的主题，美国电影审查趋于稳定。
硬性审查的负面效应是，电影成为一种“套路”，有固定的情节模式和拍摄手法。喜剧片常以阶级错位作为故事模板，强盗片则像曼基维兹说的那样，影片结尾处，“恶人”必须死。
情况持续到上世纪60年代，分级制度作为各方博弈的成果，取代了审查制度，电影从道德的神坛上走下来，重新与现实世界产生连接。
但在其他国家，分级来得要晚一些。审查仍是内容控制最重要的方式。
在电影审查中，最易引起争议的是色情与暴力等文化因素。钟大丰告诉《博客天下》，政治与电影审查并无直接关联，因为“有些东西是民法层面决定的，而不是靠审查法去禁止”。
世界各国多是如此。弗朗哥统治时期，明令禁止使用少数民族语言，电影中只能出现西班牙语。引进涉及婚外恋的影片《红尘》时，西班牙的电影人利用配音隐去女主角凯莉的已婚身份，称她丈夫为“哥哥”。如此，她与情人的恋情就顺理成章了。但影片上映时，仍保留了凯莉与丈夫同床共寝的镜头，十分怪异。
更吊诡的是那些被禁的影片。《蒂凡尼的早餐》引进西班牙时，遭遇禁映，理由是它“完全失德地表现了色情情景”。《泰山擒凶记》禁映的理由听上去更不可思议，审片机构认为，电影中的泰山过于英俊，可能会误导男士的性取向。
在印度这个宗教色彩浓郁的国家，性与暴力的禁忌更加明显。很长一段时间内，印度电影不表现现实生活，题材多是古老的宗教故事与奇幻神话。不过，这种禁忌在一定程度上塑造了印度当下的电影美学。
这种独特的电影美学还体现在印度电影对情色内容的展现上。它的第一个接吻镜头出现在1995年，过去，亲热场面常以欢乐的歌舞替代。或者，在情色场面即将出现的一刻，画风一转，满屏瀑布、鲜花、雷电或热带风暴。这些几乎成为印度电影的标志。
也有政府在一些特殊时期将审查的重心由“性”和“暴力”转向对政治制度的批评及对社会问题的揭露上。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韩国涉及现实的电影集体失声。有些删减理由听来莫名其妙。电影《罗主》的一张海报曾被要求涂抹掉其中一张面孔，因为那名演员不屑的表情与前总统相似。
▌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是，年轻人就爱看这些
“审查制度与分级制度的最大区别在于，前者基于对传播的陈旧认识，认为公众看到什么就会接受什么，禁止负面的具体内容；后者则重在养成正面的标准意识。”钟大丰解释道。他举了个例子。12岁时，他认为自己已有13岁的智商，偷偷观看只允许13岁以上人士观看的东西，这其实是通过对禁止内容的“反抗行为”来完成自我意识的表达，与传播者处于博弈状态而非简单接纳。
“不让看却看得到”并不意味着分级没意义。相反，偷看“禁片”的孩子依然受到分级标准的影响，能够感受不同级别影片的差异。他们长大后，这一集体标准会对社会整体内容的构建起到重要作用。
欲望被长期被抑制后，往往会加倍释放。在美国，分级制度刚刚形成那些年，出现了多部卖座的X级影片（16周岁以下的观众禁止观看）。
《雌狐》、《我好奇的黄色》、《逍遥骑士》……这些过去会死在审查之下的电影，都取得了不错的票房。“这些不符合标准，但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是，年轻人就爱看这些，制片厂商的那些电影没人看。”梅峰说，最典型例子的是电影《午夜牛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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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午夜牛郎》剧照
《午夜牛郎》的主人公是德州乡下青年乔·巴克。巴克从乡下来到纽约，想凭借身体从女人身上赚钱，不料反被妓女欺骗。伤心之际，他在酒吧遇见意大利裔男青年拉索·里佐——专门干色情勾当的骗子。二人成为好友，一同为生存挣扎。后来，里佐身患肺炎，病情恶化，巴克变卖家产，与里佐搭乘大巴，想帮助他完成到迈阿密海滩晒太阳的心愿。未及目的地，里佐在巴克怀中去世。
这是美国历史上第一部被评为X级的影片，内容涉及同性恋。有趣的是，1969年，这部电影总票房达1100万美元，并获得当年奥斯卡奖多项提名。
接连几部X级影片的成功为“X级”带来一种因禁忌而产生的神秘吸引力。甚至有制作方希望自己的影片能获得X级评级——在他们眼中，R级（16周岁以下的观众必须在父母或成年监护人的陪同下观看）实在太过平庸了。
这正是观众在电影产业中发挥的作用。他们不是完全被动、面目模糊的群体。尤其在商业体系之下，作为博弈的一方，观众通过购票完成对内容的控制。票房影响投资方，投资方在投资某部电影时，往往会考虑该创作者的上部影片是否卖座。观众跟随时代变化，创作者也需要不断调整，适应观众的变化。
最初，电影就是这样与审查制度产生了冲突。与性有关的内容永远无法得到明示，“这不符合对成年人生活的表现。在婚姻关系里，男女之间的这种交流是特别能体现感情的，观众觉得肯定要有身体上的表达与呈现。”李二仕说。
分级制度下，情色内容终于可以公开表达，X级影片迅速卖座。但这种情况没有持续太久，X级影片最终被大量硬色情电影推向小众市场。究其原因，钟大丰认为，这是观众对影片提出了新要求，他们仍然希望用一种艺术的、情感化的方式来接受那些隐晦地涉及某些主题的影片。
▌表达社会命题的冲动是任何时代无法抑制的
在梳理世界各国电影审查情况的过程中，三位作者印象最深的是在严苛的审查体制下，电影创作者的神来之笔。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美国电影审查机构对待强盗片的态度，有点类似于当年国民政府对武侠片的态度。带有暴力的内容看上去是颠覆性的，但它们很快找到各自的出口——强盗片有社会鞭策的作用，武侠片含有规则正义。
“用一种工业体系可以接受的方式进行反抗和表达，转个弯儿，该说的还是说了。观众都知道你要说什么，但从台词和视觉上并未违反那个时代的规定。”钟大丰觉得这些巧妙的应对方式“太有意思了”，既暗示出时代所需，又具有安全性。
电影《一夜风流》是个典型例子，影片中处处可见《海斯法典》的影响痕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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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夜风流》剧照
《海斯法典》规定，禁止使用猥亵的、下流的片名。《一夜风流》的英文原名是It Happened One Night。“it”的指向是模糊的，审查官无理由否定这样的片名。
《海斯法典》还规定，在性的问题上必须维护家庭和婚姻关系的圣洁。《一夜风流》讲的是飞行员的未婚妻艾丽在一次外出时不得不与男主人公沃恩共处一室，并在日后生发爱情的故事。
这显然违背了《海斯法典》的要求。导演弗兰克·卡普拉作了聪明的处理，他让二人的共处一室变为被逼无奈的选择。相遇那天，艾丽财物被盗，车行遇阻，天降大雨，无处可去。接到沃恩的邀请时，她徘徊很久才作出决定。等到二人终于进入一间卧室，沃恩主动搭起一道“耶利多戈墙”，将卧室分成两半。
圣经上说，没有号角吹响，“耶利多戈墙”是不会倒的。这含蓄地表达了双方都不会越界。影片最后，沃恩与艾丽在一起了，他们重回昔日旅馆，找旅馆老板要来绳子与毛毯，号角响起，毛毯落地，“耶利多戈墙”轰然倒下，二人修成正果。
影片既不落入《海斯法典》的限制，又因隐晦地表达了更多的趣味。
“古典好莱坞时期审查非常严格，反而在严苛里巧妙地诞生了非常多精彩、经典的作品。”李二仕说，这些处理方法在回避禁止条款的同时，将人的复杂性、事情的复杂性以一种更加艺术的方式表现出来。
李二仕提到威廉·惠勒导演的《双姝恋》。《双姝恋》的电影蓝本是一本讲述女同性恋的小说，在古典好莱坞时期，这不被允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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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姝恋》剧照
电影中，两位女士的情感纠葛被一个孩子以谎言的形式说了出来。这本是一个谎言，但谎言中又包含着真实，“这就像存在主义命题，对人性和身份的理解特别有意思”。
艺术家一旦进入电影媒介，就有表达社会命题的冲动。“这种冲动是任何时代无法抑制的。”梅峰认为，面对审查，如果真的关心社会问题，或想表达某种时代意识，就应该顺着自己的想法去创作，“创作者不用给自己上刑”。
除了电影学院文学系副教授的身份，梅峰还是一名编剧。他的主要作品有《紫蝴蝶》、《颐和园》、《春风沉醉的夜晚》、《浮城谜事》。他的导演处女作《不成问题的问题》刚刚获得东京国际电影节最佳艺术贡献奖，那是一个看似与现实毫无关联但处处映照现实的故事。
▌表达的诉求与审查的矛盾激烈相撞时，电影变革发生了
从创作者的角度，梅峰认为，即便在审查制度下，电影创作仍有空间。回望世界电影史，在审查严苛时期，创作者仍在用智慧的方法和讨论的热情进行创作。“审查不是铁板一块。其实还是回到创作者本身的立场，你到底用什么样的姿态去和这个时代交流。”
梅峰看过一场对《卡萝尔》导演托德·海因斯的采访。海因斯说，“今天是消费时代，90年代我们所有反抗的、抵制的，今天全变成商业的、大家欢迎的。我今天找不到任何创作上的对抗性。”
梅峰觉得，过去电影在美学上的先锋性与时代是一致的，艺术家与审查制度及商业壁垒间的矛盾是天然的。恰恰在一些时代，当这种表达的诉求与审查的矛盾激烈相撞时，电影变革发生了。
变革常以导演群的面貌出现。“新浪潮、新好莱坞、德国新电影、大陆第五代等，都是在社会变革的契机下出现的，它给年轻人带来美学变化。”钟大丰说，但这些新导演为电影行业带来的冲击远不及老导演。
上世纪90年代，奥利弗·斯通、斯皮尔伯格已在业内积累了足够的经验与地位，此时，他们开始新的艺术探索，拍摄的《天生杀人狂》、《辛德勒名单》等影片很快被人们接受，产生推动电影变革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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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德勒名单》剧照
这是一个创作者与系统协调的过程。这个过程有时会成为动力，激发创作者不断寻找新东西；有时会让导演陷入其中，不自觉地顺着体系走。“伍迪·艾伦慢慢变成好莱坞情节剧的代表，戈达尔的深度、哲学性、冲击性都在退缩，斯皮尔伯格就陷进去了，他想出来，拍了《辛德勒名单》，但很快再陷进去。”
变革总是伴随着美学上的重大突破。中国也不例外，第五代导演主观性、象征性、寓意性强烈，第六代导演风格写实。“第六代以后就没‘代’了。”梅峰说，第六代导演在电影学院接受过正规的美学训练，毕业时正是中国变革最剧烈的时期，每个人都有很强的表达欲，都在尝试寻找一种最合适的方法将感受表达出来。
这是时代与电影的关系，现在，“突然面目全非了”。
《电影审查》一书并没有关于中国电影审查的部分。作者们表示，客观原因是资料限制，在国内，没有多少人知道具影片的审查过程，缺乏资料佐证，事情无法说清楚。不过书中提供了大量不同国家在不同时期的策略。
“我们从别人的经验里面，可以得到的东西已经够多了。”钟大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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