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郑子宁
前段时间热映的电影《绣春刀二》极力追求复原历史上真实的明朝生活场景，无论是服装、武器、家具、建筑，影片都力图重现明朝样式。但是对不少人来说，这些努力在角色开口说话时都化为泡影——影片中这些生活在明末北京的角色，都说一口流利的京片子。
京片子的北京属性毋庸置疑，身为北京人几乎是说京片子的必要条件。然而，这种带着大量儿化音，说话软和，连音、省音严重的方言，在网络上却经常被人认为是清朝入主中原后，北京方言受到满语影响的产物，和明朝的北京话有着极大的区别。这些明朝的北京人根本就不应该使用京片子。
以古代为背景的影视作品，语言不反映当时真实的语言情况，本无可厚非。试想一下，假如《成吉思汗》用书面蒙古语，《狄仁杰》系列用唐朝中古汉语，《汉武大帝》用汉朝上古汉语，匈奴角色用匈奴语，《芈月传》宣太后用战国楚方言，《角斗士》用古拉丁语，《木乃伊》用古埃及语。不要说观众肯定听得一头雾水，对演员和剧组也是极大的考验和不必要的麻烦，可行性极低。
2004年影片《耶稣受难记》是极少数真正试图复原当时语言的历史片，片中语言采用拉丁语、阿拉米语和希伯来语。
然而，就《绣春刀二》而言，这些明朝末年的北京人说着一口京片子，或许离历史真实并不算远。
晚明北京话是什么样的
明清交替之际，北京的人口构成、城市环境、权力结构都发生了极大的变化。毫无疑问，这样一场变化是很有可能导致北京话也发生重大改变的。历史上这样的例子屡见不鲜，发生于公元1066年的诺曼入侵就是古英语和中古英语的分水岭。随着来自法国的诺曼入侵者逐渐融入英格兰，英语在语音、词汇、语法方面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以至现代英语人未经训练几乎不可能读懂诺曼入侵前的古英语。
那么，明清易帜对北京话也有类似的影响吗？
要想回答这个问题，首先需要了解明朝末年的北京话大概是什么样子的。
如果我们想要了解今天的北京话，最合理的做法自然是请一位北京人说话并予以记录。然而我们不可能请到一位还能说话的明末北京人，也不可能像通过听溥仪、老舍录音了解清末北京话那样了解明末北京话。
出于以上原因，今人已经不可能完整复原出明朝北京话的方方面面。例如，当时北京人说话的语调、口气就已不得而知。尽管如此，明朝北京话的北京话大致特征仍然可以通过前人留下的资料得知。
在没有现存明末北京人音像资料的条件下，明末北京人留下的文字资料就尤为宝贵。其中，一份写于明朝万历年间的材料对了解明朝北京话至关重要。
这份材料名叫《司马温公等韵图经》（简称《等韵图经》），著于万历三十四年，作者是北京人徐孝。
《等韵图经》是徐孝所撰《合并字学篇韵便览》中的韵表。总共有二十五张韵图，详细记录了当时（1606年）北京方言的音系情况。对明末北京话的情况，徐孝有着极高的发言权。那么，徐孝留下的北京话记录是什么样的呢？
一张《等韵图经》中韵图的样子
根据《等韵图经》的记录，当时的北京话音系层面与现代北京话已经非常接近，主要区别仅仅在于当时的北京话尚能分尖团（精zing京ging），能分iai韵（蟹鞋客）和ie韵（写谢邪），e、o的对立尚且完整（即能分“学”/“穴”、“核”/“合”），卷舌音后yu韵（珠书）和u韵（初梳）尚未完全合并。
《绣春刀二》故事发生的天启崇祯年间，比《等韵图经》成书时间更晚，当时的北京话如无特殊情况，自然只会比《等韵图经》里的北京话更接近现代北京话。既然北京话音系从明末到现在并无太大改变，那么，满清入关对北京话造成极大影响这一说法，我们就应该存疑了。
儿化是否为北京话所独有
虽说明末北京话音系层面和现代北京话区别不大，但是京片子的重要特征是儿化发达。众所周知，满语、蒙古语等阿尔泰语言都存在较为丰富的-r尾，如满族八大姓中的伊尔根觉罗满语为Irgen gioro。尽管满清入关并没有在音系上对北京话造成重大影响，北京话的儿化是否可归结于满语影响呢？
儿化是一个主要出现在口语中的现象，中国古人对语言的研究记录向来有重书面轻口头的传统，对儿化现象的记录少之又少。要想厘清儿化产生发展的线索，并不是那么容易。
儿早期只是实词，即“儿子”的意思，随着时间推移，由于词义影响，儿逐渐可以和其他词组合，起到小称和爱称的作用。如在北京话中，“羊儿“是小羊；城门这样的大门，像东直门、德胜门就不儿化，自家的小门就儿化；小巧的“金鱼“儿化的多，但是庞然大物”鲸鱼“就不那么倾向儿化了。
小称并不是北京话的专利，各种语言都会用到小称，如西班牙语就常用-it-代表小称，“女士“是señora，“小姐”是señorita。英语中“雪茄“是cigar，”香烟“则是”cigarette”。一些情况下，小称能够完全取代原本的词汇。如法语“耳”是“oreille”，来自拉丁语“耳”（auris）的小称形式“auricula”，北京话中“桃”已经基本不能单用，一定要儿化才行。有时候，小称也能获得一些特殊的含义，如北京话“白面儿“其实指毒品海洛因。
伊比利亚半岛语言小称构成形式
汉语小称有诸多形式，上古时代亲属称呼、指小的词多用上声，可能即有一定的小称意味，不少粤语则采取变调方式表示小称。如广州话“女”读本调就是正常的意思，但是变成高升调则专门指”女儿“。有的方言则会使用“子”、“头”、“囝”作为小称词缀。相较于很多小称局限于少数方言，儿尾是汉语中应用最广泛的小称形式之一，并不仅仅只有北京话才使用。
必须说明的是，方言中“儿化“怎么读，和这种方言里面“儿”怎么读息息相关，很多方言“儿化“现象并不以类似北京话的-r形式出现，因此这些方言中的儿化常常为人所忽视。
很多吴语“儿”仍然保留了“儿“在中古汉语中的鼻音声母，上海话的“儿“就和”泥“同音。吴语中的儿化也以加-n为主。
上海话“虾”单用时有读hoe的，和多数吴语读ho不同，即可能是历史上-n儿化造成的变音，实际上是“虾儿“，浙江余杭一些方言尚把“虾”称为“虾儿ho n”。“小囡（儿）”、“小娘儿”之类的词在北部吴语中也广为使用。
这些北部吴语中的儿化可能会让人疑心是否与北方官话影响有关。可事实上，吴语区只有杭州因为靖康南渡等事件，儿化确实受到官话影响，不但儿化发达，而且读音是类似官话的-l，如筷子说“筷儿”，绳子说“索儿”，一种面食叫“片儿川”。除杭州之外，整个吴语区大体而言越是靠南，儿化现象越多越发达，显然和官话影响沾不上边。
这种短细条面食在很多地方称作鱼鱼儿
吴语区最南部的温州，儿化现象就尤其显著。
温州话“儿”读ng，温州话中能儿化的词非常丰富，“羊”说“羊儿”（yi ng）,“插销”说“销儿”（shiae ng）。甚至“儿”自己也能被儿化，“儿儿”合音发生变调，从阳平声变成入声，这种入声的“儿”相当于双重小称，如“羊儿”的“儿”如果读入声表示小羊羔。语音上说，温州话的儿化也已经在一定程度上融入韵母，就如北京话一样，如“笑话儿”（shiae gho ng）就往往读作“笑红”（shiae ghong）表示米饼的“馃儿”则已经完全读成kong了。
南方普遍将米制食品称作馃
吴语这种鼻音尾儿化可能代表了汉语儿化的一种早期形式。在中国诸多方言中，儿化现象的分布极其广泛，不同方言的儿化也会有不同的方式。
儿化最主要的阵地还是官话区。自宋元以来，官话中“儿”的读音从鼻音的nyi逐步演变为ri，再变成普通话的er，在一些官话方言中，er又失去卷舌，进一步演变为e之类的音。不同的官话方言，由于“儿”的读音处于不同的演变阶段，也就有了不同的儿化现象。
比起根本不儿化的官话如西宁话，北京话的儿化自然令人印象深刻。不过北京话的儿化在整个官话中甚至算不得有多突出，论儿化词分布的广度和频率，成都话的儿化就和北京话难分伯仲，甚至可能更胜一筹。一些胶东和辽东的方言，如烟台话和长海话，有“掉儿井儿去了”、“宰儿头猪”之类北京话中儿化不具备的语法功能。更有不少方言，儿化音融合的程度比北京话要深得多。
北京话儿化后韵母有所合并，如an ai a儿化后都是ar，但是在成都话中，这种合并体现得更加厉害，“老板儿”和“老本儿”同音，说明“儿化”发展的程度更甚于北京话。更为极端的例子是昆明话，昆明话“儿”读e，昆明话儿化后原有的韵母几乎都被e代替，只有三个儿化韵母e ie ue。相比北京话，昆明话在儿化车道上显然走得更快更远。
就连广州话也不是全然找不到儿化痕迹，“朵”读doe也可能是“朵儿”合音所致，儿化现象实在太容易自然产生，很难相信这么多方言、这么多种类的儿化都是因为在清朝受到满人影响所致。
最早的儿化
这些还尚且不是儿化跟满语影响无关最有力的证据。
中国最早明确反映出儿化音存在的记录是成书于康熙十三年（1674）的《拙庵韵悟》，作者是来自河北易县的赵绍箕。
赵绍箕该书中将“乌儿”、“蛙儿”、“依儿”、“丫儿”、“迂儿”等列为单独的韵母，并在另一张类似的表中给这些儿化韵母都注上“俗”的脚注表示其为俗音，体现他所要反映的方言已经有了明确的儿化音。
1674年虽然已是清朝，但是一个人的语音是在幼年时期养成的，赵绍箕此书表明，明末清初时儿化韵已然存在。若说满人入关仅仅一代人不到的工夫，就能让满语影响到汉语产生儿化韵，难度颇大。
假设仍要认为1674年的资料仍然可能受满语影响，晚明的某些民谣押韵也显示当时儿化韵早就存在了。
生活于1550-1627年的河北高邑人赵南星曾经在《芳茹园乐府》中收录民歌《折桂令后带急三枪》，中间有如下歌词：“咱们咱们胡海混。就地儿圆着圈，咱们流杯，咱们吃个流杯会，咱们撒会村。笑特特喜坏了咱们，咱们咱们打个滚。”
巧合的是，赵南星和《绣春刀》故事背景息息相关。
这首民歌韵脚为“混、圈、杯、会、村、们、滚”，如果不儿化，那是绝无押韵可能的。
综上所述，《绣春刀二》里诸位晚明人物操着一口京片子，就算不见得能完全反映历史真实，在所有古代背景的影视作品中，复原度已经是相当之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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