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赋雯 | 历史罪证的“记忆场”：军歌与日本的战争记忆

历史罪证的“记忆场”：军歌与日本的战争记忆

陶赋雯

军歌是一种以音乐、语言等符号形式参与叙事与抒情的军事媒介文化。在真实的军事斗争中能够强化军人的身份记忆，起到激发斗志、鼓舞士气的作用，同时丰富战争的政治文化旨趣，沉淀为一种对理想人格与“军神崇拜”的核心神话。作为一种历史传统，军歌在世界各国军事乃至社会文化史中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近代以来，每个国家的军队都拥有国别属性的军歌，例如美国军歌多以围绕独立战争、二战盟军胜利为主要内容，《陆军勇往直前》《起锚》《美国空军》等进行曲展现出美国军人昂扬向上、好战进取的战斗情怀；俄罗斯军歌多以再现苏联卫国战争的悲惨壮丽，曲调宏伟的《荣耀吧，俄罗斯》《神圣的战争》《莫斯科保卫者之歌》呈展出结构方整、大气磅礴的震撼力量；德国军歌《维京装甲师之歌》《装甲兵之歌》《克莱斯特装甲部队之歌》常伴有军号军鼓，跺脚齐唱，充分发挥政治表演力，在传播中作为法西斯荼毒武器之一，将特定的暴力极权等抽象意识形态进行整齐划一的声音编码，达到渗透性传播的目的。

在日本音乐史上，军歌也是唱歌的一部分，由最初依赖于改编西洋进行曲的旋律，逐渐改变为由日本人自己作曲，日本军歌作为一种独特的流派发展起来，在《国史大辞典》中“军歌”是指以战争和军事生活为主要内容，表现军队里士兵昂扬士气的歌曲。内容多涉及战争与军事人物，赞扬军人的武勇精神，强调忠君爱国，也有反映战争情况的现实报告文学风格。“卢沟桥事变后的7月至10月间，日本音乐市场发行了772张唱片，其中与战争相关的军歌占482种，童谣有64种。”军歌音乐风格多样，包括进行曲、战斗曲、悲壮曲等。这些曲调通常具有激昂、庄重和悲壮的特点，以激发士气和鼓舞士兵。相关研究领域，有关于日本军歌的历史脉络、创作缘由与传播发展的专著，例如尼崎彬著《近代诗的诞生：军歌恋歌》；堀内敬三著《标准版日本军歌》等；也有关注日本军歌的旋律、节奏和歌词，探讨其与传统日本音乐的关系以及对其他国家军歌的影响，例如涉及日本军歌与战时广播系统，如樱本富雄著《战争随电波传扬》《歌曲与战争：众唱军歌的时代》、竹山昭子著《战争与广播》《史料所载太平洋战争中的广播》、桥川文三编《无止尽的战线 日本百年8》等；还有研究者关注日本军歌作为意识形态和政治宣传工具的使用，他们分析军歌中的歌词和主题，探讨其与军国主义、民族主义的关系，例如盐泽实信著《昭和战时的歌谣故事：唱着歌曲奔赴战场》、林秀彦著《山海裹尸：日本人与军歌》、辻田真佐宪著《日本军歌：国民型音乐的历史》、小村公次著《全面剖析日本军歌——战争时代的音乐》等。再如关注日本军歌在战争前后的反响和记忆重构，研究军歌在日本社会中的接受程度、争议和重新解读，如菊池清麿著《昭和军歌・军国歌谣的历史：歌曲与战争的记忆》。国内学者对日本军歌的研究则多以历史归档整理、概述罗列为主，做出文献积淀等基础工作，需要进一步在思想文化领域，对日本军歌在战争中兴起、特别是在战后再次“复兴”掀起的怀旧潮，做出深层次的思考与研判。

自1868年明治维新后，日本“八纮一宇”的帝国梦开始大肆扩张，国民情绪极为狂热，军国主义氛围浓厚。随着战时色彩的加深，为了提高战斗精神、鼓励爱国热情，军歌所具有的统合性、传播性和流行性日益受到重视。从后续整理的日本军歌时代分布上来看，“草创时期19首、甲午战争24首、日俄战争前13首、日俄战争期20首、大正时代0首，昭和时代76首。”可以说，作为战争执行手段的宣传与操纵符号，军歌成为了推进日本战争国策、记录战争记忆的“同期声”。通过军歌，表达了对国家、军队和战争的赞美和鼓舞，强调忠诚、勇气和牺牲精神。歌词中常常出现对敌人的仇恨和对胜利的渴望，以及对军队和指挥官的崇敬和信任。

1937年，日本对外战争开始推行《国家总动员法》，强调“举国一致，尽忠报国”，对各行各业的人、财、物实施“国民征用令”，例如战时大量创作与公募军歌、乡谣等，具体通过报纸、广播、张贴广告等媒介向日本国民募集可以光耀历史、振兴士气的歌曲（详见表1）。随着战时色彩加深，为了提高战斗精神、鼓励爱国热情，日本军队中迅速涌现出一批紧贴时事、描述战况、歌颂战绩的军歌。“每当有大的战斗、战功产生，就立刻写歌。”通过集体合唱和演奏，激发民众和士兵的爱国情感和战斗意志，强调团结和集体意识，这种集体性的表达有助于加强士兵的战斗意志和士气。

1937年8月，日本近卫文麿内阁通过的《国民精神总动员实施纲要》，其中第七项即为“利用广播进行宣传”、第八项“寻求文艺、音乐、演艺、电影等相关人员的合作”确定了战时对新闻舆论的引导和管控。日本放送协会则根据《战时广播业务处理大纲》，采用战时广播系统，其中第三条涉及“鼓舞士气”的军歌，被全天候多时段播放。

军歌所具有的统合性、传播性和流行性日益受到重视，作为一种被演唱、灌录、广播传播的“声景”（Sound Scape）和政治表演，军歌在战争中被广泛使用，通过集体合唱和演奏，强调团结和集体意识。这种集体性的表达有助于加强士兵的战斗意志和士气，被动员到国家战争中。例如日本在伪满洲国推行侵略殖民“宣抚”政策时，不断操演关于“大东亚共荣”“日满协和”“五族协和”“王道乐土”的军歌神话，将其成为一种隐形的文化侵略与洗脑工具。发表于1928年，由山口慎一作词，岛本定吉作曲，通过满铁社歌募集选定的《南满洲鉄道株式会社社歌》，将侵略行为“圣化”宣传，唱出：“光彩自东来/乘光出使东亚土/我等之使命。”而发表于1929年，由土井晚翠作词，中川东男作曲，记录南满洲铁道独立守备队的《独立守备队歌》则妄谈“我守备队为东洋永远和平之理想尽力/永享赞誉之名。”发表于1937年由佐伯孝夫作词、辻顺至作曲的军歌《感动的南京入城》将血腥屠城南京的史实改成了“东洋和平建设”的曲调传唱：“父母啊/我的孩子啊/同胞们的愿望今日终于实现/东洋和平的朝霞升起/建设万世和平之乡。”1938年由佐伯孝夫作词、饭田信夫作曲的军歌《南京暴击之歌》（又称《南京陷落大胜利》）大力歌颂日军攻陷南京的重大“意义”，着力强调“依靠战机的指南针/指针指向了敌人的首都/不屠杀完南京城/我们将不返航。”在疯狂的大东亚共荣圈与军国主义洗脑肆虐下，日本高举“亚洲主义”大旗，把发动对外侵略战争说是为了自存，是符合亚洲整体利益的正确行为与保卫“圣战”，以此对国民进行战争宣传。军歌成为了日本对内诓骗国民理解支持的稳定器，对外掀起狂热追求侵略扩张的助推器。

自古发动战争事出有因，正义为武，但近代日本将发动战争、侵略他国的行径变成了一种侵犯其本国利益的“虚假复仇体”。发表于1932年，由佐藤惣之助作词，陆军户山学校军乐队作曲的《护托蒙满的生命线》中提到“犯我皇国利益者/痛击！”同样，以下数首日本军歌记录了日军在中国上海、青岛的侵犯及其所谓的“出战之由”。发表于1937年的《上海陷落万万岁》中歌词里“浊流怒吼大支那/对其彻底行膺惩/于兹乃将东亚护。”以“浊流”“大支那”来极尽羞辱中国，甚至对侵略中国以无中生有的“犯我皇国利益者”“膺惩”惶惶论之。发表于1938年，松岛庆三作词，濑户口藤吉作曲的《青岛占据歌》中“几亿的权益啊/为敌所烧无所留。”发表于1939年，堀内敬三作词作曲的《北支派遣军歌》中出现了“非道将民虐/高叫抗日群贼徒。”“破坏之后复建设/永远新秩序/有道华北派遣军。”以上这些歌曲都呈现出将发动的侵华战争演化为对“亚洲新秩序”维护的军歌传唱，“拒不承认自杀式任务完全是白白葬送生命，仅仅起到了延缓战争结束的作用。几千人的死被赋予了一种子虚乌有的意义：年轻人为了和平与繁荣而死，他们的牺牲是爱国主义的光辉典范。”颠倒是非黑白，只为对外侵略战争强词争辩，激发日军战斗意志。

日本《广播时事述评》曾评论：“在战况爆发、各种广播演说前后，使国民士气高涨的原因是什么呢？是《军舰进行曲》《敌人几万众》《敷岛舰进行曲》《爱国进行曲》等。因此，战争时期的无线电功能已经完全成为国家机关的核心，音乐就如同军需中的子弹一样至关重要。”1941年12月8日，日本帝国海军对美国海军太平洋舰队基地珍珠港发动空袭，并通过广播宣布太平洋战争“开战”，同时播放军歌。日本军旅作家火野苇平在小说《早晨》中提及：帝国陆海军于本月八日凌晨在西太平洋，与美英军队进入战斗状态，收音机开始演奏《元寇》。《元寇》是一首名为“有数以万计的敌人”的军歌，“弘安四年的夏天国难临头/元寇忽必烈倾巢出动/我镰仓的男子汉毫不惧色/决心讨伐元寇向天下伸张正义。”主要来源于元朝忽必烈曾于公元1274年、1281年两度派军东征日本，却遭遇“神风”等恶劣天气导致损兵折将，但“蒙元入侵”成为了日本历史上所遭遇的最大外来危机。因此军歌《元寇》被作为能够唤醒日本公众集体记忆，凝聚和弘扬日本民族精神的素材被广泛宣扬，煽动了现实危机感，以所谓“国难”和“仇讨说”来激发“大和魂”，提振日本国民的士气与战争欲，挫败“敌人”妄图“征服”日本的野心。

横井忠直在《征清军歌》中提到：“若歌唱悲壮激烈之军歌，可激起军人勇气，利于战斗。然今于日清战争之际，对阵支那之弱兵，岂足用此军歌乎？虽诚哉然，日本国民若唱军歌，定若火上浇油，激励其益加忠勇，一举击败四百余州之兵，北京天津易取。是为发扬此军歌之效用，期待读者利用之。”日本普通民众被军歌里“尊王攘夷”的征讨舆论所蛊惑，不但没有对发动对外战争行径表示怀疑，反而是大受感动、积极学唱军歌。“从生理上讲，唱歌能使人亢奋，或使人平静，或使人热血沸腾，或使人理性通达。日本军国主义充分认识到音乐的教化功能和社会动员功能，并在侵略战争中加以运用。”部分日本歌唱艺人还组成“从军慰问团”派遣到战地，传唱歌颂日本军人战无不胜、英勇无畏的军歌，向日本国民灌输“忠义”及“为天皇而战”作为最高荣誉的国家欲望。这些军歌不仅是为了迎合时局跟风，更是向日本各地传递发扬国威、激发战斗意志的信息。

作为战争的军需品，日本军人把歌曲变成特殊的“战争武器”，极力推广教唱军歌，让士兵对军歌产生意志依赖，因为承载着“战争精神”的军歌可以让“失去精神的士兵们有精神起来”。在战争进行中，特别是到了胶着阶段，开始用低沉的军歌传唱来进一步强调军人的最高道德品质——愿意以帝国的名义自我牺牲，来鼓动士兵的爱国心，这同时也是日本军国主义的宣传重点。著名日本军歌《山海裹尸》经常作为日军大本营发布信息的前奏曲，成为日本二战时最具代表性的军歌。“要是我去海上/尸随浪花浮海面/要是我去山上/身自凋零没野草/吾为君亡/死而无憾。”被播出并广泛传唱，在日本《山海裹尸》的地位被定调为“仅次于国歌《君之代》，要求在各种集会的场合进行演唱。”而这种“带尸嗜血”、多处涉“死”的军歌（详见表2）与近代以来日本军国主义驯化国民意识相对应，强化了日本国民的个体牺牲，陷其于无知的信息孤岛中，而未能意识到被这种意识形态操纵和愚弄的本质，关上了日本社会了解世界政治与民意的窗口，这样被遮蔽战争真相的“声景”成为集体悲剧的缩影。

美籍日本人类学家大贯惠美子也曾以樱花来譬喻日本军国主义询唤的美学：“赋予符号的美学象征了一个民族最珍贵的价值——他们的土地、历史、理想和纯洁、牺牲的道德规范。”在上战场前，日本军人唱着军歌，被相互鼓励“祈战死”；在神风特攻队执行自杀式攻击任务时，又彼此安慰唱到：“让我们到靖国神社再相会吧！”正如日本哲学家高桥哲哉所言：“通过颂扬战役士兵崇高的牺牲，把这种牺牲作为敬意和感谢的对象予以美化，会产生某种重要的效果，那就是会产生一种掩盖、抹消亚洲太平洋战争的惨状与在战场上阵亡将士的惨死和不快的效果。”这些军歌旋律压抑悲凉，歌词戾气乖张，表达出不惮死亡甚至是崇尚死亡，为了国家利益而不惜恣意发动侵略，直至“战至最后一兵一卒”也牺牲无憾，鼓励日本军人——甚至平民“一心死国”的敬忠。在倡导为国效力的同时，这些军歌也唤起了日本人恶意膨胀的野性与兽性，客观上发挥了制造与煽动极端爱国主义与排他性民族主义，为军国主义侵略行为呐喊助威的功效，将日本欲在世界称霸的野心传递出去。

对于战争的历史罪证，有目击（Eye-Witness）者，也有耳击（Ear-Witness）者，军歌无疑是后者。作为一种“超听力”（Clairaudience），日本军歌是为军国主义服务的大众文化，传唱的内容主要有歌颂天皇、歌颂日军将领、歌颂战争、侵华殖民以及各个兵种的军歌等诸类。在传唱宣传的同时，部分军歌直述在亚洲肆意杀戮的罪行，“当时白玉山上的表忠塔，被西条八十、松平信博谱进‘时局军歌’，在日本人中传唱。此歌谣立即被当时的中国人列为日本侵侮中国的铁证之一，登载于报章。”其中不乏对战争场面细节的描写，在歌词中留下了日本军人的“侵略记忆”，成为历史罪证的“记忆场”。

明治维新以来，日本“八纮一宇”的帝国梦开始大肆扩张，国民情绪极为狂热，军国主义氛围浓厚，为号召和动员民众参与战争，通过启动各种大和民族自我寓指的语言、绘画、音乐等神话与象征符号，使民众具有获知感，并产生有意识参与、操纵军事符号美学的动力。例如通过颁布《教育敕谕》《军人敕谕》《战阵训》，教育民众生命轻如鸿毛，但责任却重如山岳，军人应以尽忠节为本分。再如用优美的外国自然风光绘画，蛊惑年轻士兵前往所侵略的中国及东南亚等国家和地区，将战争“美化”为游戏，一种在陌生他国优美的自然环境中进行的暴力游戏，激发新兵的征战激情。还有通过军歌，形塑对战争美的想象。例如由久保井信夫作词、新城正一作曲的《爱马进军歌》，歌词轻快向上：“战马吆/我的坐骑/凯歌高奏入城时/你脊背插着太阳旗/战士们心境的灿烂/远胜过晴朗的天气/你的功劳将永远不能忘记。”突现了日本军人对军马的喜爱以及战功的分享，“这声音就是胜利的乐器”在骑兵间博得相当的人气。“日本军歌善于使用文学性强的词语与慷慨赴死的短句进行搭配，用以煽动年轻人心中美感所引起的宗教般的情绪，利用年轻人的这种情绪为法西斯主义的罪恶目的服务。”在这种军国主义政治意志的重压下，军歌和其他政治工具（比如政治口号、绘画、电影、文学作品）被逐渐美学化，而美学化具有的含糊性让人看不到背后政治策略的真实动机，产生了历史的“误识”。日本军人通过军歌建立了身份认同，欣然接受军歌内置的“意识形态”，激发为天皇和国家捐躯的理念，同时还为战争招魂，军歌成为了日军形象的“美化剂”。

日本军歌大多数以悲壮惨烈著称，但《江田岛健儿之歌》却是例外。作为军歌，其旋律较为欢快自然，充满了青春的理想气息，表现的是刚毕业于日本江田岛海军兵学校的年轻海军军官，踌躇满志投身于帝国海军建设，体现勇于担当、忠于集体的军队特征，以及时不我待、抵抗西方的“自强精神”。这首歌在太平洋战争相关文艺作品中经常被传唱：“小小的船儿在海面上游荡/钢铁般的手腕奋力挥动着船桨/持枪佩剑的武士们笔直站立/静静地站在那里/多么庄严/我们胸中有着远大的志向/坚韧不拔的顽强精神早已深入我心。”然而，军歌被极端民族主义者叠加的浪漫所利用，蕴涵着美的感召，掩盖了战争罪恶，“之前的各悬赏案和各事变发动的原因要进行阐明，均是皇军的正义的人道主义，要对此进行赞美歌唱的普及。”这种历史的“理想主义”一旦突破道德底线，作为侵略他国的借口，即便美化了基调，这样的日本军歌也只是军国主义的传播利刃。

在战争期间，日本社会普遍存在着对战争的支持和对军队的崇敬，军歌作为一种文化表达和艺术形式，被广泛接受和传唱。从新闻媒介到战地军歌，整日讴歌日本皇军的“进攻”，让远在本土的日本国民沉浸在前方虚幻的辉煌战果之中。军歌《南京沦陷歌》中叙述了日军侵华战争的杀戮过程，“难以攻陷的堡垒/敌人依仗的南京城/皇军英勇前行/所到之处/一挥铠甲袖子轻易击败/使南京陷落”；将声音叙事融入战争场景中，带回历史情境，“圣战已经数月/在江南的原野上/呼唤死去的战友的灵魂/和我们一起欢呼胜利吧”；最后狂傲吹嘘“啊南京已经陷落/抗日的首都已经被我们击碎/正义之光指向的方向/区区全中国又算得什么，这些虚伪的战功也从另一方面有力证明了日寇侵占南京所犯下的罪行。曾经参与侵华战争的日本老兵赤坚柏仓（1920-2007）在《悔罪实录》中留下这段记录：“昭和13年，我唱着军歌来到了中国山西安邑，在这里度过了6年恶魔生涯。那首军歌我至今还清楚记得：越过高山，尸横遍野；越过海洋，尸浮海面；为天皇而死，视死如归！那时，我不觉得歌词残酷露骨。”其中的通过军歌传唱，日本不仅勠力否定侵略战争的非正义性，没有丝毫反省与自我谴责之意，反而继续歌颂军国主义下“骁勇善战”的武士道精神，鼓吹虚伪的“武勋”，更将其认定为是一种“正义”与“荣耀”的行为，以消除日军参与者的愧疚，激发其爱国热情，并予以无尚的荣誉感和使命感，这份被钉在历史耻辱柱上的“荣耀”同样是其发动对外战争最有力的历史罪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