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孩子的抑郁患病率是2%，但为什么你感觉不止这个数？

12月25日下午，卫健委召开了心理健康和精神卫生工作新闻发布会。针对网传精神心理数据，会上有发言者提出：

“网络上确实是流传着一些所谓的患病率、检出率等数据，比如我也看到说'青少年抑郁症患病率已经达到15%~20%'这样一些谣言。根据权威机构流行病学调查结果，其实我国的青少年抑郁症患病率只有大概2%左右。” [1]

普通人觉得抑郁正在变得越来越流行，2%的数据与这个感受相悖，会不会存在低估的可能？为什么发言人提到的两个数据相差这么大，它们的来源又是哪里？

我们查阅了相关的文献资料，试图回答上述问题。两个数据都有出处，也都有瑕疵，不能简单地将之定义为“谣言”或是“真相”。

比起分个对错，我们更希望讲清数据背后的细节，让大家更全面地了解我国青少年心理问题的现状。

在发言人说出“2%”这个数据后，很多朋友难以置信，认为统计方法可能会有偏差。例如可能存在选择偏倚，只从医院选择研究样本，忽略了人们可能因为病耻感而不愿去医院确诊从而造成患病率计算偏低，即“不确诊就是没有”、“不承认等于没发生”。

怀疑是否成立，还得从原始文献那里找到答案。虽然发言人没有提到引用数据的来源，但确实有文献提到我国6岁~16岁人群的重度抑郁障碍患病率为2.0%，并且这篇文章的工作做得很扎实。

这篇论文2022年发表于JCPP（Journal of Child Psychology and Psychiatry）上[2]，发表期刊为中科院TOP期刊，自发表至今已有304次引用。

根据《中国新闻周刊》等媒体的报道，该论文是我国第一个有关中国少年儿童精神疾病患病率的流调报告，由北京安定医院郑毅等学者牵头[3]。

在使用先验患病率估算了所需样本量后，研究者使用多阶段聚类分层随机抽样的方法，选取了京辽苏湘川五省的73992名儿童青少年参与研究。

多阶段聚类分层随机抽样可能有点难懂，其实这几个词各自拆开都是一种抽样统计方法，合并后可以将其理解为一种足够严谨的抽样方式。

研究分为两个阶段，阶段一使用CBCL（儿童行为量表）对参与者进行筛查，阶段二由50名精神科医生对筛查后的参与者做访谈面诊，对数据作加权匹配后，最终得出了包括重度抑郁障碍在内的我国儿童青少年心理障碍的整体患病率。

研究过程[

从研究方法和样本质量上来看，该研究的证据强度非常高，也正是在此研究中，提到了我国6岁~16岁人群重度抑郁障碍的患病率为2.0%，如果加上持续性抑郁障碍等同类疾病，则同一人群抑郁障碍的患病率为3.0%，这一结果是相当可信的。

那么，15%~20%的数据就是谣言吗？

并非如此。无论是文献也好、各类社会报告也好，15%~20%反而是更加普遍的数据，有相当多的出处。

例如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牵头编写的《中国国民心理健康发展报告（2021～2022）》中就提到我国14.8%的青少年可能有一定程度的抑郁表现。这个数据是通过对我国10～16岁人群的30746份有效问卷进行分析得来的[4]。

2020年通过调查得出的抑郁风险则比2022年的高[5]

2016年，苏州大学医学部公共卫生学院的学者在《中国儿童保健》上发表的文章通过元分析总结了14篇文献的结果，得出中国儿童青少年抑郁症状流行率的合并值为15.4%[6]。

2019年，同一单位的学者使用元分析总结了1988年至2018年间的62篇相关报告，总计232586人次的数据被纳入分析，得出中国儿童青少年抑郁症状的流行率为22.2% [7]。

为什么会有这种差异，两类数据的数量级差异那么大，究竟哪边才是准确的？

都准确，也都不准确：准确的是数据，不准确的则是对数据的转述。

两类数据之所以有出入，最主要的原因是调查方式的不同：“15%~20%”的较高数据绝大多数使用的是量表筛查的方式，而“2%”的较低数据则使用的是量表筛查+面诊的方式。

量表筛查，即要求参与者完成CESD（流调中心抑郁量表）、CDI（儿童抑郁量表）、SDS（抑郁自评量表）等得到学界广泛验证、信效度良好的量表，将高于某一分值的人确定为抑郁症高风险人群。

这些量表的条目是对抑郁症状的典型描述，通过作答者的回答可以了解其抑郁倾向并赋分，通过得分与人群普遍水平的对比，就可以得知作答者抑郁倾向的相对严重程度。

量表类似于体温计、血压仪、血糖仪等用具，这些工具固然不能替代医生做出诊断，但足以起到低成本初筛的作用，大大减少医疗系统的压力。

但量表也有其缺陷，因为是自陈报告，患者在报告主观感受时存在低估或高估的可能，且抑郁障碍等心理障碍的确诊需要考虑持续时间和对社会功能的影响，量表在这方面无法替代专业人士的判断。

因此严格来说，量表测量的是抑郁症状， 评估的是抑郁风险，只有卫健系统的专业人士才能诊断抑郁症（抑郁障碍）。

这在法律上也有规定。根据我国精神卫生法[8]，只有与从事的精神障碍诊断、治疗相适应的精神科执业医师、护士才能开展精神障碍诊断、治疗活动。

仅使用量表无法诊断抑郁症，那么将研究者使用量表工具计算出的结果称为抑郁症患病率，确实不够准确。这也是发言人提到的“没有区分调查的究竟是情绪、状态、症状还是疾病”。

类似的表述确实不够准确，是一种误用[9]

但发言人如果真的是由JCPP论文得出“我国的青少年抑郁症患病率只有大概2%左右”的论断，这也是不够准确的，低估了青少年抑郁症的患病率。

问题不出在统计上，而出在细节解释上：因为这篇论文的研究对象是6~16岁儿童青少年，儿童抑郁症的患病率本身就比青少年低。在这篇论文的补充材料中，我们可以看到分年龄组的抑郁症患病率数据在14~15岁间有一个飞跃，达到了6%。

青少年的定义有很多，WHO将青少年（adolescent）的年龄定义在了10~19岁[10]，这包含了小学高年级生、初中生、高中生和大学新生。

高中生，尤其是高三生，可以预想的是抑郁症状一定会更严重，大学新生也会存在新环境的适应问题，出现抑郁倾向，而他们的年龄范围正是研究所未能覆盖到的17~19岁。

根据相关元分析研究，高中生的抑郁症状流行率显著高于初中生，高三学生显著高于高一、高二学生[11]

所以发言人可以说“我国的儿童抑郁症患病率只有大概2%左右”，但对于中学青少年，即使按最严格的标准，其抑郁症患病率也一定大于2%。

综上，对有关数据准确的表述是：

“15%~20%”是我国儿童青少年抑郁症状的流行率，或者说是抑郁高风险人群的比例。

我国儿童青少年重度抑郁障碍的患病率为2%，年龄较大群体的抑郁患病率相对偏高，15~16岁群体的抑郁症患病率为6%~7%。

抑郁症状不仅在我国青少年中普遍存在，全世界都是如此。

2022年对全球研究的元分析表明，青少年重度抑郁障碍年患病率为8%，终身患病率为19%，10~19岁群体中有34%的人存在抑郁症风险[12]。

具体到国家，有些国家比全球数据还要高得多。2019年美国12~17岁人群使用DSM-5访谈确诊的重度抑郁障碍年患病率为15.8%（2009年为8.1%）[13]。其中女性的患病率尤其高，达到了23.4%，与之相对的男性患病率为8.6%。

美国是发达国家里比较特殊的存在，全年龄段的心理障碍水平都比较高。相较之下，其他发达国家儿童青少年的抑郁障碍患病率更低一些。2018年西班牙小学4~6年级群体使用访谈评估确诊的重度抑郁障碍患病率为1.6%[17]。

2024年一篇对欧洲14个国家总计50605名参与者的元分析研究则表明，儿童青少年重度抑郁障碍的汇总患病率为1.7%，中学生为2.5%，小学生为0.6%。[18]

虽然抑郁症在近年来的曝光与讨论较多，但它只是心理障碍的一种，并且对于儿童来说，患病率最高的心理障碍并不是抑郁。

以诊断标准相对严格的JCPP论文为例，虽然里面提到我国6~16岁人群重度抑郁症的患病率仅为2%，但同一人群的整体心理障碍的患病率却达到了17.5%，其中占比最高的是注意力缺陷多动障碍（ADHD），患病率为6.4%，还有对立违抗障碍的患病率也达到了3.6%。

虽然发言人回答的问题只针对抑郁症，但这些数据也值得被人们注意到。

2015年一篇论文分析了来自北美、欧洲、亚洲、非洲等27个国家的41项研究，结论是18岁以下的儿童青少年精神障碍患病率为13.4%，其中抑郁障碍为2.6%[19]，我国数据与之相近。

发言人是从临床医生的严谨出发，担心夸大了重度抑郁症的流行程度，希望减少人们对儿童和青少年抑郁的误解。

不过，2%的重度抑郁患病率，并不代表“问题不大”。青少年的心理健康，在当下依然需要重视。

2%的儿童青少年抑郁患病率，以及青少年15%-20%的抑郁症状风险，两者结合起来，才能让我们对下一代所面临的心理挑战，有个更全面、更实际的了解。

实事求是地确认问题是否存在、严重程度如何，是解决问题的第一步。数据质量越高、越规范透明，我们对本国精神卫生状况的了解才会越清晰，才有可能制定最适合本国国情的心理干预方案。

作者：苏七年

编辑：游识猷、odet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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