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塔尼亚胡重塑中东的野心为何难以实现
特朗普赢得美国总统大选的消息被内塔尼亚胡政府
视为
的重大利好。
2023年10月7日，哈马斯对以色列发动致命袭击后，内塔尼亚胡的支持率一度跌至谷底。
但随着以色列对哈马斯、真主党和伊朗实施精准打击，并取得战场胜利，内塔尼亚胡的支持率逐渐回升。
这种背景下
，
内塔尼亚胡及其政府认为，他们迎来了一个重塑中东格局的罕见机遇。
在右翼极端派的强力推动下，他拒绝停火呼声，誓言要追求“全面胜利”，无论这需要花费多长时间。
这一战略不仅包括继续进行加沙战争，并在加沙北部确保以色列的长期安全存在，还涉及对黎巴嫩施加新秩序、中和伊朗在伊拉克、叙利亚和也门的代理人势力，最终彻底消除伊朗的核威胁。
此外，内塔尼亚胡的一些执政联盟成员甚至希望藉此永久终结“两国方案”。
与此同时，他确信沙特阿拉伯及其他海湾国家最终会同意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
而在特朗普重返白宫后，内塔尼亚胡更加坚信，美国将为其计划提供全面支持。
这一计划颇具吸引力，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显得合乎逻辑：毕竟，在耶路撒冷看来，特朗普在中东政策上采取了更倾向以色列的单边立场，对国际规则和多边机构的作用不太重视，同时也没有延续以往美国政府在巴以冲突中相对克制的态度。此外，特朗普已经表明，他计划恢复对伊朗的“极限施压”政策，并优先推动《亚伯拉罕协议》的扩展。然而，这些假设——无论是关于军事手段的成效，还是特朗普政府的支持力度——都被严重高估了。
单靠战场上的战术性胜利，并不能实现以色列持久的安全保障。在没有政治或外交安排的情况下，以色列可能会陷入多场高强度战争，同时不得不承担加沙和黎巴嫩大量非战斗人员的生活保障问题。即便成功击败哈马斯和真主党，以色列当前的右翼政府执政期间，也几乎不可能赢得阿拉伯世界的广泛支持。与此同时，特朗普的不确定性极高，过度依赖他的支持可能让以色列在国际舞台上更加孤立。内塔尼亚胡追求“永久胜利”的过程中，或许最终会发现，他不仅未能改善以色列的局势，反而让国家变得更加脆弱。
特朗普的回归恰逢区域局势逐渐向以色列倾斜之际。
在遭受哈马斯袭击之后，以色列国防军（IDF）在一年多的激烈作战中，几乎摧毁了哈马斯的指挥系统，大幅削弱了其能力。
战争爆发前，哈马斯曾拥有24个作战营，但如今这些力量已被全部瓦解，其庞大的隧道网络也大部分被摧毁。
随着哈马斯领导人叶海亚·辛瓦尔在10月被击杀
，该组织再次发动类似袭击的可能性几乎为零。
以色列对真主党也取得了类似的成功。真主党曾是伊朗“抵抗联盟”最重要的代理人，被认为是以色列最大的威胁之一。然而，以色列不仅成功暗杀了真主党总书记哈桑·纳斯鲁拉及其高层，还通过地面入侵削弱了其庞大的导弹与火箭库存。同时，以色列空军频繁出击叙利亚，甚至远程轰炸了也门的胡塞武装基础设施。以色列特种部队也在黎巴嫩和叙利亚成功抓获了高价值目标。此外，以色列对伊朗国内的精确打击显著削弱了其军工能力，摧毁了包括核武研究实验室、弹道导弹生产设施、防空系统以及多处导弹发射装置在内的关键设施。
美以关系的矛盾
然而，这些军事成就的背后，是以色列与美国之间不断加剧的摩擦。在拜登政府期间，美国持续在军事、经济和外交上支持以色列，包括拜登在战时首次访问以色列。然而，两国在多项议题上存在分歧。以色列政府在停火谈判上的消极态度，以及在加沙人道主义援助分配上的犹豫不决，多次引发了华盛顿的不满。若民主党继续执政，假如是哈里斯当选，美以关系可能会面临更多摩擦，甚至可能导致美国对以色列支持的进一步缩减。
相比之下，内塔尼亚胡及其盟友认为特朗普的胜选将为以色列带来毫无保留的支持。这种乐观预期让以色列右翼阵营中的扩张主义者更加大胆，他们希望通过对敌人的彻底摧毁，迫使国际社会承认抵抗以色列的徒劳，并接受以色列的条件实现和平。与此同时，以色列政府几乎没有制定任何有关加沙战后治理的详细计划，反而排斥巴勒斯坦权力机构的回归，并默认以色列国防军将在加沙长期驻扎。内塔尼亚胡的一些内阁成员甚至鼓励阻碍加沙的重建，推动重建犹太人定居点，同时进一步加强对西岸的控制。
此外，以色列正在试图利用对真主党的成功打击，推动对黎巴嫩的全面改造。以色列希望赶在特朗普正式上任前，推动这一过程尽快达成，以免因特朗普的“反复无常”使局势复杂化。为此，以色列正推动对联合国安理会第1701号决议的强化，以确保一旦协议被违反，以色列国防军能在黎巴嫩自由行动。同时，以色列希望黎巴嫩军队能够最终掌控南黎巴嫩地区。
内塔尼亚胡及其政府认为，当前是重塑中东格局的一个罕见机会
这一大胆计划的核心在于争取更多的盟友加入以色列的阵营。红海地区胡塞武装的行为已促使美国与英国联合对也门的胡塞据点发动导弹打击。而以色列政府对4月伊朗大规模导弹袭击期间获得的广泛国际支持记忆犹新。当时，不仅法国、英国和美国为以色列提供了保护伞，更令人意外的是，约旦、沙特阿拉伯和阿联酋也参与了对以色列的援助。
以色列希望在这些先例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大合作范围。基于这一思路，美国和阿联酋在以色列关于加沙未来国际治理计划的构想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尽管阿联酋已明确表示，除非获得巴勒斯坦方面的正式邀请，否则不会参与）。而在伊朗问题上，以色列同样希望避免单独行动。尽管美国主导的军事行动——直接摧毁伊朗核计划并更迭其伊斯兰政权——尚未被以色列主流决策者采纳，但这一方案在极右翼阵营中依然颇具吸引力。
在内塔尼亚胡的计划中，这些冲突最终将促使其他地区大国与以色列达成永久和解。他设想，沙特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将带头推动阿拉伯和伊斯兰国家领导人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在这一设想下，特朗普将成为以色列的关键筹码——这位曾在第一任期内与沙特及海湾邻国建立密切联系的美国总统，有望推动这一局面。以色列执政联盟中的强硬派，如财政部长贝扎莱尔·斯莫特里奇和国家安全部长伊塔马尔·本·格维尔，则押注特朗普的放任态度将使巴勒斯坦人在失去传统支持者的情况下别无选择，只能接受他们的条件。这种“条件”可能包括赋予巴勒斯坦人有限的公民权利但无政治权利，同时维持以色列定居点的现状不变。
战争引发更多战争
要理解为何内塔尼亚胡右翼联盟的野心在此刻显得如此强势，首先需要理解特朗普在以色列的形象。在许多以色列人看来，这位曾被内塔尼亚胡称为“白宫中以色列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朋友”的总统，将无条件支持以色列。特朗普对外交政策团队的提名进一步强化了这一印象，例如提名参议员马可·卢比奥担任国务卿、前州长迈克·哈卡比担任驻以色列大使，以及提名众议员埃利斯·斯特凡尼克担任联合国大使。
在美国之外，以色列官员也对国际环境充满信心。他们认为，在推动对伊朗施压的计划中，除特朗普的“绿灯”外，他们不会面临太大的国际阻力。今年8月，法国、德国和英国曾公开警告伊朗及其盟友，如果伊朗进一步升级局势，他们将追究其责任。而来自以色列地区合作伙伴的支持也令人鼓舞，这些国家同样面临伊朗资助的侵略威胁。以色列注意到，《亚伯拉罕协议》尽管在过去一年的战争中经历考验，但依然稳固。同时，美沙之间持续进行的谈判也被以色列视为积极信号，认为沙特最终可能被说服加入协议。
除了外部环境，内塔尼亚胡还面临来自其执政联盟内部的压力。如果失去右翼盟友的支持，他将难以维持政权。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声音是斯莫特里奇和本·格维尔，这两位曾被认为过于激进而无法进入主流政治的人物，如今已成为内塔尼亚胡的重要支持者。他们坚持以色列应不惜一切代价彻底消灭所有敌人。在美国大选结束仅一周后，斯莫特里奇便宣称，“2025年将在上帝的帮助下成为犹太和撒玛利亚（即约旦河西岸）实现以色列主权的一年。”这种不妥协的立场与内塔尼亚胡的政治生存本能相辅相成，却也成为安全机构成员希望国防军尽快结束攻势的一大障碍。
这种主张在以色列国内获得了一定程度的支持。越来越多的以色列人认为，10月7日之前的传统安全策略（如“修剪草坪”——即通过定期的军事行动遏制极端组织）已经不足以应对当前的威胁。许多人认为，既然社会已经全面动员起来，那么持续不断的战争或许是建立安全的最佳途径。最近几个月，国防军在战场上的战术胜利进一步推动了这一观点，公众对更大规模军事行动的支持也随之上升。过去几个月对哈马斯和真主党的显著打击——尽管拜登政府曾认为加沙和黎巴嫩的地面入侵注定失败——为那些主张彻底摧毁这些组织、不惜任何代价推迟和平进程的人提供了有力依据。
内部阻力有限
由于以色列议会（克内塞特）中反对派的软弱无力，内塔尼亚胡几乎没有遇到太大阻力便得以继续推进战争计划。以色列的司法和安全监督机构因政府的强硬政策和政治压力，逐渐丧失了独立性和对政府行为的有效制约，只能被动应对来自政府的干预和挑战。对于内塔尼亚胡而言，持续的军事行动既可以修复以色列受损的威慑力，也可以转移公众对他在10月7日及其后的危机应对表现不佳的关注。即使是被关押在加沙的以色列俘虏家属的抗议活动，也未能对他形成实质性威胁。几个月来，这些家庭在拜登的大力支持下，一直呼吁达成换俘协议，并获得了相当大的公众支持。然而，内塔尼亚胡依然能够依靠右翼盟友的支持，以及反对接受哈马斯条件的声音，来克服这些阻力。随着特朗普即将上台，人们普遍认为，美国对以色列结束军事行动的压力将比现在更小，而非更大。
误读“MAGA”
内塔尼亚胡及其盟友低估了诸多问题，这些问题将削弱他们宏伟计划的实现。首先，伊朗及其代理人不会轻易消失。当前，哈马斯、真主党和胡塞武装已经展现出韧性，并开始重组力量。他们仍然拥有大量剩余的火力，每天向以色列发射数百枚火箭弹、弹道导弹和无人机，造成以色列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尽管这些武器未能击溃以色列的防空系统，却制造了巨大的混乱，使以色列人频繁跑向避难所，生活流被严重干扰。认为这些派别会迅速屈服无疑是幻想，而预期伊朗人、黎巴嫩人、巴勒斯坦人和也门人会立刻推翻他们的控制者，更像是天真的愿望而非基于事实的分析。
同样重要的是，没有美国的显著帮助，以色列的任何宏大区域计划都难以实现。而在当前以色列对美国依赖前所未有的背景下，内塔尼亚胡对特朗普坚定支持的假设显得过于天真。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特朗普当选后曾特别感谢“阿拉伯裔”和“穆斯林裔”美国选民对其胜利的贡献，这或许预示着一种政策调整——这一调整可能与特朗普对战争和海外军事承诺的普遍厌恶相结合，使其对以色列的优先事项更加持怀疑态度。
毕竟，特朗普在第一任期结束时曾多次公开批评内塔尼亚胡，并明确表示，他并不希望以色列的战争长期拖延。今年7月，两人在佛罗里达会晤时，特朗普就告诉内塔尼亚胡，务必在拜登离任之前结束战争。尽管特朗普的支持者中包括了许多支持在西岸建设定居点的人士，但他们或许很快就会意识到，特朗普并不觉得有义务全力支持他们的议程。回想特朗普2020年的短暂“和平与繁荣”计划（“和平换繁荣”），该计划甚至容许最终建立一个巴勒斯坦国家，因而遭到以色列定居点领导人的猛烈抨击，他们认为该计划“威胁了以色列的存在”。
特朗普的整体外交政策立场可能同样对以色列构成问题。在9月接受记者采访时，他表示“我们必须与德黑兰达成协议”，一个月后又声称将“终结黎巴嫩的痛苦和破坏”。他明确反对美国向海外派遣军队和资金的态度，标志着对以色列的支持可能发生重大变化。五角大楼刚刚向以色列部署了一套先进的“萨德”反导弹系统，并派遣了100名美军操作人员。即便特朗普不会撤回拜登政府提供的资源，他的孤立主义倾向可能预示未来支持的减少，从而限制以色列国防军（IDF）的行动自由。
其他国际大国对以色列的强硬态度则更不耐烦。法国、德国和英国——在10月伊朗的第二次导弹袭击中未加入以色列的防御计划——已限制对以色列的武器出口，理由是担忧其是否遵守国际法。（10月，美国拜登政府也威胁称，如果加沙的人道主义援助交付没有改善，将限制对以色列的武器转移，但这一行动尚未实施。）而历史上对以色列不友好的平台，如联合国、国际法院（ICJ）和国际刑事法院（ICC），也已对以色列目前的行动表达了不满。例如，ICC在11月21日批准对内塔尼亚胡和前国防部长约阿夫·加兰特因涉嫌在加沙的战争罪而发布逮捕令。这种日益增长的国际压力可能对以色列国防军的行动自由构成负面影响，同时影响以色列人与世界其他国家的经济往来和旅行自由。
与此相关的是以色列国内的现状，这一状况可能没有内塔尼亚胡认为的那样对他有利。一年多的持续战争使以色列公众感到疲惫。超过100名以色列人仍然被关押在加沙，成千上万的人仍流离失所，无法返回家园。以色列国防军的预备役士兵已在军中服役数百天，与家人和工作脱离太久。他们对那些逃避这一责任的人的愤怒日益明显，特别是以色列议会中关键的内塔尼亚胡盟友——超正统犹太教派（哈雷迪人）代表。他们的社区中很大一部分人不服兵役，却仍享有政府支持，这在现役士兵中激起了强烈不满。
与此同时，内塔尼亚胡的高层幕僚被指控敲诈国防军官员，并伪造官方文件以掩盖政府的渎职行为。一位发言人因涉嫌伪造并泄露机密情报以支持内阁在换俘问题上的强硬立场，而被控危害国家安全。至于内塔尼亚胡本人，在耗尽所有上诉后，终于必须面对自己的腐败案审判。他预计将在年内出庭作证。
11月5日，内塔尼亚胡解雇了加兰特——这位前将军是拜登政府最信任的以色列联系人——并任命了一位缺乏军事资历的政治人物接替他。这显然是一种纯粹的政治操作，意在安抚内塔尼亚胡的哈雷迪盟友，这些盟友威胁，如果不快速立法为他们的人口群体免除服役义务，他们将退出联合政府。而加兰特（以及大多数以色列公众）对此立法持强烈反对。内塔尼亚胡将自我保全置于国家安全和社会凝聚力之上的做法，正使以色列的广大中产阶级、预备役士兵和现代经济支柱感到越来越沮丧。
现实的冲击
尽管以色列在战场上取得了一些胜利，但它依然面临真正的危险。以色列能否成功结束当前的冲突，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内塔尼亚胡如何处理与下一任美国总统的关系。作为一个以交易性逻辑主导的领导人，特朗普更关注短期利益和成果，而不是长期的政治考量或连任压力。内塔尼亚胡可能会避免触发特朗普潜在不满的同时，努力使双方的目标协调一致，以确保美国的持续支持。然而，讽刺的是，内塔尼亚胡最棘手的障碍可能恰恰是那些将他推上台的右翼政党。
目前，以色列军队有可能陷入加沙和黎巴嫩的泥潭。尽管以色列在军事上占据优势，这两个战场却展现出类似越战的困局迹象。真主党威胁，如果以色列继续袭击贝鲁特，将再次攻击特拉维夫。伊朗则誓言对以色列的报复行动展开猛烈复仇。同时，以色列国防军面临兵员短缺的问题，并且目前难以克服攻防弹药的严重不足，除非获得进一步的外援。而加沙的俘虏问题依然悬而未决，没有人能确定这些人中有多少仍然活着；此外，因黎巴嫩冲突而流离失所的居民，仍然无法返回他们北部的村庄。
以色列国防军和辛贝特安全局已向内塔尼亚胡报告，他们在加沙和黎巴嫩已实现所有军事目标，支持通过让步来换回加沙的俘虏，并结束黎巴嫩的冲突。他们确信，以色列能够通过这些安排阻止哈马斯和真主党的未来侵略。这种评估与特朗普的思路不谋而合——特朗普希望尽快实现平静——同时也与拜登的目标一致，后者希望在其任期结束前促成加沙停火及黎巴嫩协议。
在某种程度上，内塔尼亚胡似乎也希望朝这一方向迈进。据报道，在美国大选结束后，他正努力促成与真主党的停火，将此作为送给特朗普的“礼物”：这样做的逻辑在于，可以让以色列集中精力对付来自伊朗的更大威胁，同时争取特朗普再次对德黑兰施压。然而，内塔尼亚胡若采取任何此类行动，都将遭到斯莫特里奇和本·格维尔的反对。他们不仅不断干扰换俘谈判，还威胁如果内塔尼亚胡同意任何停战协议，就将推翻他。他们试图在加沙和西岸地区实施长期控制的计划，显然与减少以色列国防军在这些地区的存在背道而驰，这可能让内塔尼亚胡领导的以色列与特朗普的目标发生冲突。
同样，特朗普也会发现，在当前以色列政府执政期间，与沙特阿拉伯取得任何实质进展几乎不可能。斯莫特里奇和本·格维尔绝不会同意为利雅得提出的最低要求买单——即为巴勒斯坦建国铺设某种道路。从他们的角度来看，尽管《亚伯拉罕协议》值得拥有，但与确保以色列对“先祖之地”的全面控制相比，完全不值一提。此外，沙特阿拉伯对激怒伊朗似乎也没有太大兴趣，阿拉伯国家近期对伊朗外长阿巴斯·阿拉格奇的热情接待，包括约旦、埃及、卡塔尔、阿曼以及沙特在内，便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
如果站在以色列的立场，内塔尼亚胡也许会抓住时机，迅速结束以色列的战争，否则这些战争可能很快开始弊大于利，
与特朗普的目标发生分歧后，以色列或将失去最重要的国际支持。
如果内塔尼亚胡能够顶住执政联盟中右翼伙伴的压力，他或许仍然可以结束冲突。但时间已经不多。如果内塔尼亚胡选择拖延战局，他将面临几乎无法完成的任务——既要满足特朗普的期待，又要安抚斯莫特里奇和本·格维尔。未来以色列要面对更多的动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