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法休息的中国人

维舟 · 公众号 · · 2021-05-01 1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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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在谈及“如何看待五一调休凑长假”时，经济学者宋清辉宣称：中国人假期太多了，全年近1/3时间在休假，应该减少一半。

他在微博上是有着1013万粉丝的大V，这番话一时令许多人愕然。有人嘲讽他是“生活在月球上的经济学家”，还有人说“富有限制了一些专家的想像力”。

被骂得太凶，他也只能高挂免战牌，说“一家之言，高抬贵手”。然而，他并没有因此改变观点立场，前天在说到“如何委婉拒绝五一加班”时，他再次发微博说：“不应该拒绝，应该欣然接受。当前，国家尚未强大，还需要一大部分年轻人在假期期间坚守岗位，努力拼搏奋斗。”

在这些发言中所体现出来的价值观是工业时代的： 生产才带来产出，休闲和消费则不是 。仿佛每个人存在的意义就是永动机般地劳作（可谓“我工作故我在”），他们是“有灵魂的发动机”，要为整体的富强不懈努力，至于 个体的需求，则被尽可能地压缩到最低程度 。吃苦是当下的，享受则留待将来——反正等你死了，有的是时间休息。

确实，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正是这种精神成就了中国近四十年来的经济奇迹，但麻烦之处在于，造成当下种种困境的，却也是这同一个原因：当所有人都拼命劳作时，整体边际效益就递减了，全民焦虑的“内卷”由此爆发。

自2015年以后，中国各行各业产能过剩的迹象已越来越明显， 现在的问题早已不是生产、供应不足，恰恰是消费被长久压抑之后造成的内需不足。 原本设立小长假的动因之一，也是为了刺激消费——说白一点，为了让你们有羊毛薅。现在这种倡议缩减假期、拼命工作的逻辑，却像是在人们已经吃不下的时候，还在不断上菜。

很多决策者有这样的思维倾向，不是偶然的。相比起那些更早步入现代化门槛的发达国家，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更为急骤、“赶超”的意识尤为强烈。在近代“救亡”的压力之下，又势必造成一种不计代价追求富强和权力的集体意志。就像一个穷人家的孩子，在长久以来的匮乏感驱使之下，对金钱可能更容易产生一种永不满足的渴求，即便这早就超出了他的实际需要。

由此也可以看出， 这表面上似乎是一个“经济学”问题，实际上却是一个政治问题，关乎实现国族富强的政治意志，至少，经济在此是服务于政治的 。

一百年前，斯宾格勒在《西方的没落》中就已洞悉了这种狂飙突进式的冲动：“扩张的倾向是命中的劫数，是某种有着魔力的和强大的动力，它紧抓着、强迫着、耗尽着世界都市阶段的晚期人类，不管你愿不愿意，觉不觉得，都是如此。”

他说，对这些人来说，“方向即是渴望”，但他也以先知般的口吻预言，当这种冲动抵达极限之后，“ 无穷的孤独感就仿佛是浮士德式心灵的家 ”。

因为，问题在于：如果不顾一切的增长、朝向未来的进发就是全部目的，那么人就难逃被异化的命运。人们总有一天会醒悟： 如果生产、积累、扩张就是目的，那么人是什么？

答案或许是：人是实现目标的工具。这种思维渗透在我们这个社会的各个角落里，由此得出的一个推论便是： 只有具备生产能力的人，才有资格生存 。

正因此，日前银保监会副主席肖远企说，“保险公司最担心的风险是长寿风险，你的寿命越长保险公司亏得就越多。”在此，他并没有按经济学的逻辑把寿险的亏损归结为精算师需要调整的事，倒隐含着这样一层意味： 一个人活得太久，只能造成社会经济损失 。

这是一种中国特色的“国计学”：决策者着眼的是国家层面的宏大目标，人在其中只不过是生产工具，为了优化实现目标的计划，对人口进行管控不仅有必要，也是必须的。

不仅如此， 每个人都得用劳动来证明自己是“有用”的 。于是，中国人从小就被鞭策着成为“有用人才”，但踏入职场后他们可能就会发现，自己的黄金工作年限只有那么十几年，到35岁以上就开始被嫌弃了。丧失劳动能力的人就被社会边缘化了，因为他们只能消耗物资，却不能带来有效经济产出。更进一步，这就导向 社达的逻辑：只有对社会有用的人才有权活下去、活得好 。

当它运行良好时，这样一种价值观能爆发出巨大的能动性，但人毕竟不是机器，在层层加码、人人内卷之后，物极必反，它就转向了原本追求目标的反面：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觉得，与其这样累死，还不如躺平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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