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两会马化腾的提案中有一条关于“建设中国硅谷，打造粤港澳科技湾区”的建议，我们认为这是一个非常精彩的提案，可能是未来一项重大的国家级战略的雏形。关于这个题目我们做过不少研究，形成了三个层次的观点——
第一部分，我想就马化腾提案中的五个角度分别简要地做些评述。
第一点，有关三个地区合作常态化的问题。虽然现在有些地方政府也有在做社会治理和公共服务相关的项目，但是这种政府之间、民间和政府之间的协作，容易因为很多流程上的困难在实际执行项目的过程中举步维艰。政府之间也有不少信息孤岛。较好的替代方法是，政府可以对若干个比较大型的、属于第三方的商务服务公司放宽权限，让它们合法地去代替政府间的协助来完成这些项目，操作起来更方便，推进得更快更好。
第二点，关于如何发挥香港超级联络人作用的问题。深圳最初是国家作为改革开放特区通过政策扶持起来的。现在的深圳和香港一样，既是股市所在地，又都是金融中心，这两个金融中心还挨得这么近，这在世界的其他任何一个地方都是没有的，是中国特色。我觉得，如果能够把香港和深圳的“”金融双中心“的角色作为课题进行研究，想必这是一个很好的课题。
第三点，关于引进人才机制的问题。很多年前，国家在推行海归人员”千人计划“的时候我们就做过一些相关调研，结果发现高端人才在进入地方时考量的不仅仅只是钱的问题，更多的是关于小孩怎么上学、房子怎么办，当地的交通怎么处理等等很多很具体的生活问题。因此，如果地方政府能从这些角度出发，多做一些考量和改良，相信会吸引更多更优秀的、来自世界各地的人才精英。
第四点，关于如何为发展科技金融业提供资金的问题。金融在中国是一个高度管制的行业，所以金融机构应对社会创新的能力被局限了。美国的互联网金融是个可学习的案例。像当初金融危机的时候，机构没钱了，社会创业需要更多资金，但是个人在网络上投资又不合法，于是推动立法。我觉得可以参考美国的做法，由民间推动重新立法，在一些特区里也做一些推动立法的事情，特事特办。像对台贸易，厦门以前在针对台币和人民币的结算问题上就有一些先行先试。而且香港还有很多大型的央企，他们是有机会可以来影响决策的，所以国家可以建立一些特区机制，提出一些先行先试的政策和路径。
第五点，关于如何发挥强企的作用问题。其实解决这个问题的条件都已经具备了，例如腾讯、华为等区域内公司的领军作用。在这里就不展开说。很多的央企，无论是主观上出于对他们自己利益的考虑，还是客观上出于带动这个区域发展的考虑，都会对政策做一些影响的，对各个产业生态的协同效应也将产生作用。
第二部分，我想就“硅谷何以成为硅谷”所需的条件来论证一下粤港澳湾区的可行性。
第一，必须是个城市集群。根据这一点，我认为中关村很难发展为中国硅谷。我们认为现在的粤港澳已经具备了我们所说的“全球联合创新“的五大优势，待会我会再解释一些概念。
第二，具备鼓励创新的制度环境和文化环境。具体美国的情况就不说了。粤港澳地区已经有所谓的鼓励创新的文化环境和制度环境，以腾讯、华为公司为代表一众企业也已经在粤港澳地区为其他企业和的地区作出了很好很强势的示范了。
第三，具备高校集群的产业园区的特点。相对来讲，深圳的高校不够多。但这个问题不是大的问题，因为在互联网时代，很多所谓的软孵化、多重职业、协同办公、众包、远程服务其实已经大行其道，也就是说“知识的溢出”比较容易了，所以高校的地域数量问题不是什么大问题。
第四，地区集聚，分工协作。硅谷之所以会形成，很大原因是因为美国的其他地方形成了其他分工明确的“谷”，所以才有后来的硅谷，比如说纽约是金融中心，波士顿是生物产业的中心，德州有石油、仪器，洛杉矶地区有文娱产业、有好莱坞。分工在前，集聚在后，这一点比较重要，所以粤港澳地区在形成科技集聚的同时，也必须同步地在其他地区形成某种东西的集聚，这样才会成功，毕竟有分工才有重点。
因此，希望地方政府不要用所谓同一单一的思路来想问题。今天大家搞自贸区，所有人都搞自贸区，上海搞自贸区，某些省有十几个自贸区，如果大家都有自贸区，其实就是到处都没有自贸区。我们的建议是地方政府间可以推行我们称之为的“公共政策的市场化”，地方在市场化的路径下去找准自身发展优势和竞争力所在。
第五，移民众多。深圳就是最大的移民区，很多成果都有着移民的功劳。
第六，制造业优先，先“硬”后“软”。结合硅谷公司的经验，比如像英特尔这种公司就是靠硬件发家很硬的公司，比尔盖茨看到INTEL芯片4004很兴奋，“我要从哈佛辍学，我要去创业”。也就是说，先有硬才可能有软。中关村号称有很多软件，但是没有硬件支撑是不能走远的，所以深圳智能硬件制造的优势非常重要。
第七，空气质量好。大家现在都往南方跑，北方的雾霾确实让很多潜在移民望而却步。这是一个长期指标。
第八，去中心化的城市布局。这个是美国的特点，也符合粤港澳地区的情况。
第九，经济成本、商业成本、制度成本低。相比较来讲，粤港澳地区的制度成本会更低，也会更灵活。再加上刚才提到香港已经有大量的央企，比较容易形成创新政策的影响能力和对话的“机会”和“机制”。虽然有时候很难促成一种长效对话“机制”，但是只要有“机会”，变化总是在的，所以我把它称为这可能是“第二次经济改革“。
第三部分，我们提了一个“中国与全球联合创新”的概念和方法论。
今年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副秘书长、民进中央主席朱永新先生，和我们一起，给全国政协提一个提案，建议中国与全球联合创新。这是我的合伙人宽资本的关新先生首创的一个创新理念和高效的方法论。
客观地说，现在中国在一些基础技术的研究上还是浮躁。之前我们腾讯的专家一起去美国学习，那里的公司研究 AR / VR 的技术研究了 30 年，而中国能够花 30 年时间研究基础技术的公司极少。
当今时代，我们不要关门自己谈创新，而是要用两条腿走路，一方面从全球范围引进IP，另一方面自主创新，不要坚持说一定要连轮子都自己重新发明。
对此我们一直在行动。比如，我们会跟奇点大学准备做一些联合创新，在上海、洛杉矶、以色列会有一些动作。同时，我们也有跟国家相关的部门沟通，看能不能把国外的技术拿过来做 licensing（授权），从法律给他做IP的保证。
最后，我再提一个建议，我们正在建立相关产业的全球专家智库、和资本联盟，腾讯公司等具备重大影响力和实力的企业，可以考虑在设立全球专家智库、国际资本协同方面的工作多点支持力度、共同合作，今天是多层次、全面协作的时代，让我们一起“联合创新”。
（本文根据作者 3 月 7 日在腾云智库之“解读建议，解读腾讯”沙龙上的发言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