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线索：文化资本与社会流动的心理代价
对平凡世界的社会学想象
您一定还记得，在本书的开篇中，我提到路遥的经典小说《平凡的世界》。书中故事的时代背景要追溯到20世纪70年代末，在这一时期，人们关注普通人在克服身份限制、实现社会流动的征程中必不可少的双重注脚——物质生活的苦难和精神层面的幸福。到了80年代，文学作品开始庆祝初步开放的社会结构，关于社会流动的社科研究话语关注的则是社会不再“死水一潭”。90年代以后，随着市场逐步成为社会资源和机会分配的主要机制，社会科学研究人员将目光投向这一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及其对个人生命机遇的影响。
及至晚近，社会的结构化和阶层化趋势愈加明显，基本的阶层边界日益清晰，在社会经济的分层结构“逐渐定型”的背景下，研究者追问这些变化对社会流动所造成的可能障碍——他们关心社会是否变得不再开放。研究者尤为关心的是在一个新的分层体系中，社会流动之于个体而言，物质和精神层面的意义究竟如何。这些正是本书在宏观历史和理论图景中的微观方位。作为一个教育社会学研究者，我想问的是，对于身处精英大学的农村籍学生而言，他们在精英大学中的主观体验究竟是怎样的？这些主观的个体层面的细微感受和宏观的社会结构及其变化到底有何联系？在抽象层面，帮助我理解这些问题的是一些社会学概念，它们均来自法国社会学家布尔迪厄，正是透过他常使用的“场域”“文化资本”和“生存心态”等概念，我得以勾勒一幅农村和小镇青年在精英大学就学的精神图景，并理解其背后的社会力量。
我非常赞同社会学家柯林斯（《文凭社会》的作者）在他的著作《发现社会》一书中提到的话：每一套对世界的认识都是一种幻象，而科学的旗号并不比其他东西更能作为真理的保证。社会学家对这个世界的认识并不一定比其他学科的专家提出的更加高明，在指导日常行动方面甚至可能不如基于日常经验提炼出的谚语、格言。但社会学家提炼的对于社会的认识有它的特殊品质。关于这些特殊品质，美国社会学家C.赖特·米尔斯在《社会学的想象力》一书中的讨论特别深刻，他指出：个体在日常生活中所面临的困扰往往不单是个体层面的困扰，而是诸如社会变迁、社会分层等结构性力量的结果。社会学的任务和承诺即是在变动的历史中把握住个体和社会之间的联系。
他说，“个体若想理解自己的体验，估测自己的命运，就必须将自己定位到所处的时代；他要想知晓自己的生活机会，就必须搞清楚所有与自己境遇相同的个体的生活机会”，而社会学提供了这样的想象力。对于社会学知识的特殊品质，柯林斯也同样有过讨论。他特别强调我们社会的象征性质，指出先验的概念往往是我们认识世界的基本手段——“一个事物除非有一个名字，否则我们不会注意到它”。社会学家恰给我们提供了许多概念和理论，使得我们能够从一个特殊的视角分析世界的运行。我想，在本书的结尾，在一般的意义上介绍我使用过的社会学概念并用它来串联本书前文的所有故事，也许可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这些故事。
场域、文化资本、生存心态与实践
布尔迪厄在解释社会不平等为何持续存在方面最突出的学术尝试是他的社会和文化再生产理论。他认为不平等延续的主要机制正是正规的学校教育系统。原因是，它将现有的社会等级合法化，使其看起来更像是个人天赋和能力的结果。在构建自身理论大厦的过程中， 布尔迪厄提出了许多具有洞察力的概念，包括文化资本、生存心态和场域等。
文化资本是布尔迪厄提出的三种最基本的资本形式之一，也是他提出的最广为人知和最重要的概念——其他两类分别为经济资本和社会资本（由于拥有某种团体资格和社会关系而可能获得的各类资源）。这一概念的核心实质在于将文化本身视为一种可以用于投资并能带来回报的资源。在布尔迪厄看来，文化资本如同其他类型的资源一样， 在某些条件下可以被父辈传递给下一代，并成为获得稀有类型回报的基础。文化资本有三种形式，分别是具身化的（内化于个体身心的、无形的）、客体化的（诸如藏品等文化产品）和制度化的（被官方认可的，如文凭）。
“生存心态”是一个人适应社会世界的一组偏好或倾向，在布尔迪厄看来，它是一个持久存在、可转换的“感知、概念和行动的认知图式或结构”。生存心态深受家庭教养和早期学校教育的影响，并受制于一个人在社会结构中的位置。也正因此，布尔迪厄说它是“社会化的主观性”和“客体化的心智结构”。生存心态塑造了人们能动性的程度及对其的认知。它在心理层面映射了个人在客观社会分层中的位置，包含了对何种目标和手段才是可能和有效亦即理性的认知。
“场域”则是指特定社会活动领域及其间的正式和非正式规范。它是围绕不同形式的资本及其组合组织起来的。各类资本及其组合“既是场域中发生的过程，也是场域的产物”。场域在本质上是关系性的，有自身特定的原则——“游戏规则”或“实践逻辑”，而这些原则受制于寻求控制该场域资本（和“规则”）的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权力斗争。
布尔迪厄特别指出，个人的实践或行动是他们的生存心态和文化资本在特定场域内共同和相互作用的结果，亦即：［（资本）（生存心态）］+ 场域 = 实践。本书以这一公式为指导性的理论框架并结合数据分析指出：“小镇做题家”首先是一种生存心态（农村和小镇青年在精英大学学业和社会生活领域的独特配置），它是农村和小镇青年资本占有（本书主要关注文化资本的占有）的结果，更受制于特定场域的游戏规则（何种资本受到认可）；“小镇做题家”还是一种特殊的实践探索（农村和小镇青年参与精英大学社会生活领域，构建身份认同、管理就业能力、走向劳动力市场和社会的探索），它是农村和小镇青年的资本占有、生存心态和场域游戏规则综合作用的结果。
实践——有限探索、认同困境、后知后觉
本书还将“小镇做题家”视作一种特殊的实践。农村和小镇学生所开展的这种实践，其核心特点是在社会生活领域的有限探索、认同建构困境以及就业能力管理上（从学校向社会过渡上）的后知后觉。有限探索主要是指，由于缺乏在精英场域的游戏感、容易自我低估， 农村和小镇学生更容易自我设限——或倾向于“知难而退”，在社交和课外活动上不投入或少投入精力与时间；或倾向于“发挥优势”，继续在自认为较为擅长的学业领域努力，而不再轻易在社会生活方面作出新的拓展。他们较少参与半官方类学生组织，较少从事管理性质的工作，更少地将时间投入各类学生团体组织的学生活动、聚会以及聚会之外与朋友的其他社交活动上。
认同建构困境主要是指，他们在探索和建构新的身份认同时面临特殊的处境。一方面，他们很难实现身份认同的转变，要么自认为“一直是农村人”，要么觉得城市和农村“两头都抓不住”，要么觉得“认同模糊”——既是农村人也是城市人。另一方面，他们无论是处在哪一种情形当中，都要面临特殊的情感体验——或要很小心地进行印象管理，防止身份穿插；或要如“漂萍”般既不能告别过去，又不能拥抱现在；或即便处在认同转变的过程中，也依然要面临“没有固定的归属感”的心理压力或部分地“否定过去”的情感代价。
就业能力管理上的“后知后觉”（本书借用受访者自己的反身性思考和语言进行的概念化尝试）是指，他们的就业准备总体上呈现出按部就班、重硬通货与机会主义的特征。他们较为依赖学校在学习和实习方面的结构性安排，无法结合自身需要有针对性地积累自身所需的社会和文化资本；在就业能力的内容管理上较为重视“硬通货”——学业是能力建设的重要内容，但不太重视软就业能力管理，参与学生组织或社团较少具有“功利性”；另外，就业能力发展路线总体上呈现出机会主义的特征——无完整脚本，实习或求职环节倾向于“海投”岗位，岗位之间能力准备和过渡的特征不强。
场域切换——跨越文化边界
本书指出，农村籍学生在探索社会生活领域时产生的特殊生存心态与实践困境和一些结构性因素有关。而我尤为关注的结构性因素是他们迈进精英大学后需要跨越的那道文化边界。这道文化边界的特殊性主要体现为其具有双重结构。一方面，它是他们的家庭和精英大学的文化边界；另一方面，它是他们的高中和精英大学的文化边界。
当跨越家庭和精英大学的文化边界时，农村籍学生所面临的障碍有如下三点：一是，在刚进入精英环境时，他们对于精英大学的社会生活领域（例如各类学生组织、社交活动等）之于个人的意义没有较为清晰的认识，认为参与“没那么重要”，或由于缺乏策略性知识，产生“忙乱感”，对参与“没那么向往”。二是，他们缺乏被精英环境认可的文化技能，如“社交技巧”“电脑知识”“面试技巧”“才艺”等。三是，由于社会结构本身的隐喻，文化规范和实践上的差异常被赋予高低等级关系，诸如才艺和高雅文化活动的参与等都会被视为更高能力的象征，家庭早期文化资本投资的匮乏易导致他们“误认”（misrecognition）自身在社会能力方面有所欠缺。
当跨越高中和精英大学的文化边界时，他们所面临的障碍为高中（尤其是县城高中）和大学在文化上的差异。这些差异既体现在两者的学术文化上，也体现在两者社会生活领域的文化上。无论是在高中还是在精英大学，学业都占有重要的位置，也被普遍重视。但受访者所经历的高中教育，在学术文化上强调单纯的学术环境，强调灌输和高强度且机械的学术训练，强调通过获得高分赢得学业竞争力。精英大学则强调对知识的理解和应用，强调学习过程中学生的主体性和独立性，强调合作学习，这就为农村籍学生在学习上的适应设置了部分障碍。在社会生活领域的安排上，受访者所经历的高中教育鲜有丰富的课外活动，也鲜有为学习之外的其他活动预留时间。但在精英大学，精英高等教育机构对学生的期待是他们需要能够在智力发展与社会成就方面齐头并进，以便未来能够担当起社会领袖的角色。学业之外，他们也应积极地参加学生会、社团等不同类型的学生组织，从事社区服务和参与实习工作（精英大学也的确创造了更多机会）。这类活动有助于他们发展不同类型的技能、积累文化和社会资本，以为将来的就业和发展蓄积优势。几乎是从0到1的过渡为农村籍学生的社会适应设置了文化障碍。
社会和教育意义
管窥社会结构及变迁
上述发现有许多理论意义，但对理论意义的细节讨论并不是本书的首要目标。本书首要关注的是，怎样如社会学家米尔斯般将农村籍学生这段个人生命历程同更加宏观的社会历史关联起来理解。透过农村籍学生的“小镇做题家”式体验，我们究竟可以对社会结构及其历史变迁获得怎样的理解？可获得的启示是什么？
在无法实现社会流动的个体身上，我们可以一窥社会的结构性力量。对于处在社会流动过程当中的个体，加诸其身的结构性力量则有其独特表现形式，把握它们对认识和了解处于变动当中的社会结构至关重要。在本书中，有助于我们把握个体和社会结构间联系的概念透镜即是布尔迪厄提出的“文化资本”概念。在宏观层面，文化资本概念提醒我们关注社会分层的文化要素；在微观层面，文化资本概念提醒我们个体社会位置的文化成分。在一个分层的社会中，不同社会群体间有着明显的文化边界——它由普通人的文化实践所垒就。关于这道文化边界的有无和普通人流动体验间的关系，我们可以从一个经典的理论争论获得一些思考——社会流动体验的性质究竟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又为何如此？
这个经典的理论争论，一条脉络深受英国社会学家约翰·H·戈德索普影响。他所开拓的牛津流动研究关注二战后英国社会结构的变化及普通人的社会流动机遇。戈德索普指出：二战后英国社会职业结构的变化导致更多人实现了向上的社会流动，不过就其本质而言，社会变得更加“开放”只是一个假象——虽然绝对社会流动率有所增加，相对流动率却未有变化。20世纪70至80年代，戈德索普曾短暂地研究那些实现了社会流动的个体的主观体验，并指出：绝大多数实现了社会流动的个体对自己的生活感到满意，对自己的上升轨迹尤为自豪。戈德索普提出的进步主义理路对后来的社会流动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其核心主张在于，无论是之于个人还是社会，流动都是积极的精神力量——推动个体跨越社会阶层意味着可以模糊传统的地位秩序，亦可减少社会距离和阶级冲突。
关于社会流动究竟对个体意味着什么，另一条研究路线由皮特林·A·索罗金开辟。继承他低社会化理路的分析与戈德索普的论断龃龉不断。这一分析理路起源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社会病理学和社会解组论，其核心主张是社会流动内在地包含了向下和向上两种模式， 而无论哪一种模式都可能导致个体的“低社会化”并进而带来社会和心理问题。其内在逻辑是：在原来的社会地位上养成的生存心态、态度和偏好不一定与新的社会地位匹配。实现社会流动意味着思想和行动，甚至身体的调适。跨越社会阶层不仅意味着从社会经济地位连续体的一端踏向另一端，也同时意味着脱离一种地位文化并进入另一种。按照这一理路的分析，社会流动带来的核心挑战为如何处理“过去”与“现在”两个不同社会阶层的关系并建立身份认同感、克服由地位文化的二元分裂所带来的内心冲突。
进步主义理路和低社会化理路的分歧主要在于处在社会流动当中的个体主观体验的性质。但实际上，低社会化理路和进步主义理路都肯定了宏观社会结构特征的影响。戈德索普认为自身的研究发现得以成立的关键是英国社会当时的结构性特征。战后的重建带来了英国新服务阶层的兴起，作为初生的社会阶层，其成员的身份认同感低。新型职业精英在抵达目的地阶层后，很少发现自己被在品味和生活方式上高度相似的其他人所包围，因而不太可能受到地位焦虑或文化疏离的困扰。这即是说，在一个以新社会阶层增长、高流动性为特征的转型社会当中，流动中的个体可能较少需要应付各类社会和心理压力——因为目的地阶层当中有着大量拥有相似流动轨迹的人，和他们建立社交联系可能更为容易，这有助于社会流动者降低被边缘化和孤立的风险。而在地位等级已然森严、合法性地位获得困难的社会中，流动则更有可能在心理上“致病”。
对低社会理路所刻画的地位文化分隔、高低排序及影响，进步主义理路的分析也并未予以否定。两者实际上都探讨了文化实践的影响，且将其视作社会分层结构影响个体社会流动体验的具体机制。不同在于，进步主义理路将自身的分析放置在一个动态的社会转型框架下。当社会结构持续变动抑或社会流动率高时，即便是同一阶层的文化同质性也很难保证——因为新晋社会成员源源不断地将自身阶层的社会和文化特质带进目的地，目的地阶层的文化甚或因此而发生改变，其文化上的区隔、专断和排斥也会降低，流动者则无需经历一个痛苦的文化融入过程。低社会理路的分析则将阶层结构设置在一个较远的视阈当中——相对稳定。倘若社会流动率不高，不同社会阶层的文化实践相对稳定且同质性高，高社会阶层与低社会阶层的成员的行为、习惯和价值观殊为不同，那么跨越社会阶层自然会带来适应问题。
倘若正如本书所指出的，跨越社会阶层意味着突破文化边界和部分的自我否定，这则意味着实现社会流动的难度在加大。正如布尔迪厄所言，文化资本的投资是个艰巨而长期的过程，文化排斥是深层次的社会流动障碍。埃里蓬也指出，即便我们极力告别过去，早期的社会化经历与生活轨迹依然会持续地发生作用。
管窥教育和教学模式
布尔迪厄在《继承人》一书中提到：“一些人的社会出身决定了他们只能接受学校传播的文化，而不能接受其他文化。”本书中描述的农村和小镇学生在精英大学中遭遇困境的部分原因也在这里。因为城乡的二元分割，农村和小镇的文化资源供给非常有限——无论是由市场渠道提供的还是由公共资金资助的都是如此。他们主要的文化供给渠道还是学校。
但正如上文所提到的，受访者描述的基础教育阶段（尤其是高中教育）较为强调的只有学术文化。高中教育尤为强调对单纯学术环境的营造，强调高强度的灌输和机械的学术训练，以及无止境的学业竞争。这不仅为他们在大学学术上的适应设置了部分障碍，更无法弥补他们因与城市籍学生不一样的养育环境而导致的在适应精英大学社会生活领域上的文化障碍。青年学者李晓亮曾在研究中汇报他基于中部一所高中长期的田野工作所得到的发现：在以农村籍学生为基本生源的该所高中，老师们仍然“习惯于传统的死记硬背和题海战术。由于课本知识通常与农村籍学生的日常生活比较疏远，虽然这样的教学方式并非一无是处，但显然已经不能应对当前的高考”。也就是说，在新的高考模式下，锦标赛式的学术训练连高考优势都难以为他们争取到。他还提到：“在高考前的最后一年，城市的一些高中也是这样教学的。问题的关键在于，城市家长——尤其是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家长——能够引导和协助子女获取大量的课外学习机会，而农村籍学生除了依靠学校之外别无他途。”
正如本书所揭示的，早在高中阶段，这些就已经为他们带来巨大的身心压力，还为他们埋下将来在精英大学适应障碍的种子。值得关注的是，即便是在城市学校，由于普遍的社会压力，学习也“主要指向以获取标准答案和高分数为取向，以死记硬背为主要方式的学习、教学和评价”。北京师范大学的刘坚教授认为这让中国教育领域面临“学业过剩”的危机。这意味着，农村籍学生在进入精英大学时要跨越的高中和大学的文化边界，对城市籍学生可能也在某种程度上存在。
扩容，增益与赋能
需要指出的是，向上的社会流动其本身正面的社会意义毋庸置疑。但本书指出，倘若只从经济或职业维度描述社会流动则有可能使社会流动本身的意义狭隘化。关注农村籍学生在高等教育系统中的主观体验和其背后的社会结构成因，有助我们更好地深入推进高等教育公平。正如史蒂文·布林特提到的，虽然在当代社会关于怎么办大学已有多重想象，但其典型含义依然是：为十八岁以上的青年人提供有意义的人生经验。它有物理依托——校园环境，更有社会依托——教授和学生面对面的互动。正是这双重依托带给学生智力成长和个人发展。学生不仅要去教室、实验室和图书馆学习，还要通过参与类似学生组织、积极社交等社会活动的机会发展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