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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思义先生现为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英国伦敦经济与商业政策署前署长，世界百强企业顾问。自1992年起，撰写了200余篇关于中国经济及其与世界经济关系方面的文章，出版语言有英文、中文、西班牙文与俄文。罗思义先生非常希望新财迷各位读者看到他的文章，并提出宝贵的意见和建议，不管赞许还是拍砖，他都非常欢迎。感谢大家关注他的新作《一盘大棋？中国新命运解析》。
东亚发展中国家未用尽洪荒之力也能实现经济快速增长的秘决何在？借鉴中国！中国根据其独特的国情，创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经济模式。中国的新自由主义者声称，“如果中国抛弃社会主义制度、实行资本主义制度，那么中国将从中受益”。结果，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反对者和许多支持者之间有时甚至达成一个共识：其他国家不应模仿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但这种说法和另一个事实相矛盾。邓小平不仅强烈坚持中国特色——一切必须从中国的国情出发，而且也指出：“我们努力按照客观经济规律办事。”1但经济规律本质上具有普适性，而非只适用于某个具体的国家。习近平也强调：“只有坚持经济发展规律，我们才能把握历史前进的基本规律。只有按历史规律办事，我们才能无往而不胜。”2这种明显的矛盾经不起一点推敲。容易混淆的地方在于“模仿”这个词。不仅每个国家不同，而且每个国家自身在每个时间点也是不同的，比如2015年的中国和1949年的中国就不同。因此，如果任何国家试图全盘模仿中国的政策，那么其无疑会犯错。尽管如此，其他国家仍可以借鉴中国，即学习中国如何顺应国情和客观经济规律，以及分析如何利用这些规律为本国服务。事实上，下文对东亚发展中国家的分析，解释了为何其他国家借鉴中国非常重要的原因。我将首先论述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特点，说明为何新自由主义者认为其他国家不应借鉴中国的观点应被抛弃的原因。其次，我将论述东亚发展中国家发展趋势，说明为何他们借鉴中国非常重要的原因。从社会福利和生活水平角度而言，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给其人民带来的红利，无疑优于资本主义制度：· 根据最新的国际可比数据，从1978-2014 年，中国的消费（人民生活水平的物质基础）年均增长7.9%。这一增速高于任何国家，也即是说优于任何资本主义国家。· 众所周知，就社会条件而言，平均预期寿命是反映人类社会总体福祉的的最佳指标。这是因为预期寿命涵盖了所有正面因素（高收入、良好的医疗保障、终身教育、环境保护等）和负面因素（贫困、糟糕的医疗保障、缺乏教育、污染等）的影响。就国际比较而言，中国民众的预期寿命比人均GDP发展该有的水准高出三年，显示非经济因素（医疗、教育等）对中国民众预期寿命的正面影响，远远大于众所周知的污染等负面因素的影响。· 中国的减贫记录更是无与伦比。按照世界银行界定的国际贫困线标准，从1981年至今，中国带领 7.28 亿人摆脱贫困，同期世界其他地区加起来则仅有1.52亿人摆脱贫困——中国的减贫人口数量对世界减贫成就的贡献率为83%。显然，从人类福祉而言，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给其人民带来的红利，远优于任何资本主义国家。但即便中国取得了了这些无与伦比的经济和社会成就，反对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人也仍然提出，“中国经济效率低下”——更确切地说，“中国投资效率低下”。典型的例子是《商业周刊》称：“中国每创造1美元GDP需要投资5-7美元，而北美、日本和西欧等发达地区只需要投资1-2美元。”遗憾的是，“中国投资效率低下”这样的说法也屡屡在中国部分媒体现出现——我用“遗憾”这个词，是因为这样的说法，明显是完全错误的。中国和中上收入经济体的增量资本产出率对比
相信大家在我论述中国投资效率的细节之前，就对“中国投资效率低下”这样的说法产生怀疑。因为中国的消费增长率、人均GDP增长率、减贫成就均优于任何主要经济体，“中国投资效率低下”这样的结论，当然完全不可信。而且，详细的数据也印证了该说法失实。我发表在新浪财经的文章《中国的投资效率到底有多高？》对中国的投资效率，给出了详细的分析。在该文中，我对中国和其他国家的增量资本产出率（ICOR）进行了比较。增量资本产出率是衡量一个经济体投资效率的主要指标，即GDP增长1%所需投资总值占GDP总值的比重。增加产出所需的投资越低越好，亦即增量资本产出率越小，投资效率则越高。为避免本文过于冗长，我仅在此对中国的投资数据做一下总结。应指出的是，按照国际标准，中国属于“中上收入经济体”，所以如下仅摘录中国和中上收入经济体增量资本产出率的比较： “为厘清事实，本文对中国的投资效率进行了系统性的国际比较分析。比较非常全面，涵盖占全球GDP总量97%以上的经济体。结果清楚地显示，‘中国投资效率低下’的说法毫无根据。事实相反，按照国际标准来看，中国投资效率非常高……中国属于中上收入经济体，该经济体包括中国在内的44个国家。数据分析结果表明，在2014年数据分析中，中国的投资效率排在第15名；在2009-2014的跨年数据分析中，中国排在第16名。这说明，中国的投资效率能够排进中上收入经济体的前三分之一，还有三分之二的中上收入经济体的投资效率都比中国低。”如图1所示，中国的增量资本产出率为6.1，均优于世界平均水平（ 8.8）或中上收入经济体整体水平（8.0）。上文总结了中国的增量资本产出率数据，我在本节将总结东亚发展中国家的GDP年均增长率数据。为避免经济周期短期加速和减速的扭曲，我为大家呈现的是东亚发展中国家（人口至少五百万）过去5年的GDP年均增长率数据。如图2所示，这些经济体中经济增速最快的是中国、老挝、柬埔寨和越南。在这些国家中，中越两个国家都把自身定义为社会主义国家，老挝和柬埔寨则没有把他们定义为社会主义国家，虽然老挝自称为“人民民主共和国”。虽然越南官方宣称，其没有借鉴中国，而是自主选择了具有越南特色的独特道路。但事实上，越南借鉴了中国经济改革的基本经验。老挝和柬埔寨的经济政策也深受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和越南的影响。因此，这四个国家为借鉴而非机械模仿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政策强大影响力的研究，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基础。从数据上看，这样的政策，即“中国影响力”，帮助东亚创造了最快的经济发展速度。 同时也应该注意到，东亚创造最快经济增速的事实是受益于“中国模式”，而且“中国模式”并非仅适用于特定发展阶段的国家。如图3所示，柬埔寨、老挝和越南的人均GDP在东亚主要发展中国家中最低，中国的人均GDP在本地区发展中国家中排名第二，仅次于马来西亚。也即是说，“中国模式”在不同经济发展阶段国家都取得了成功。东亚发展中国家经济快速增长受益于资易和固定投资快速增长通过分析受中国模式影响的经济体，发现其经济快速增长的原因和中国如出一辙，均具有三个主要的宏观经济基本面。首先， 所有这些快速增长的东亚发展中国家经济非常开放，或者用更基本的经济学术语来讲，就是所有这些国家都最大化地利用了国际劳动分工。具体如下：· 2015年，中国的贸易占GDP比重为42% ，明显高于三个最大经济体中的其他两个国家日本（37% ）和美国（ 28%）；· 经济快速增长的小型经济体，如印度支那三国（越南、老挝、柬埔寨），其贸易占GDP比重，高于比较大的经济体。这三个国家的例子显示，贸易在其经济中发挥着非常大的作用。按照当前汇率计算， 2015年老挝贸易占GDP比重为79% ，柬埔寨为141%，越南为179%。受“中国模式”影响快速增长的东亚发展中经济体的第二个特点是，其固定投资占GDP比重呈强劲上升趋势。以其采用中国经济改革模式后最早的固定投资占GDP比重数据为例：· 最新的国际可比数据显示，中国固定投资占GDP比重从1978 的29.4%升至2014年的44.3%；· 越南固定投资占GDP比重从1989 的13.2% 升至2015年的24.7%；· 柬埔寨固定投资占GDP比重从1993 的10.8% 升至2015年的21.2%；· 老挝固定投资占GDP比重从2000 的13.9% 升至2015年的32.9。受“中国模式”影响快速增长的东亚发展中经济体的第三个特点是，投资效率非常高。中国的例子上文已经分析过了，这里就不再赘述，因此，如下将为大家呈现越南、老挝和柬埔寨的投资效率数据。要准确评估一个国家的投资效率，就有必要对其与类似经济发展阶段的国家进行比较。原因正如亚当•斯密的分析所指出的，从世界经济发展轨迹来看，随着经济发展，固定投资对GDP增长的贡献率呈上升趋势——斯密的这一结论得到了李嘉图和凯恩斯的印证。正如马克思所分析的，这一过程出现的最根本的原因是，固定投资对GDP增长的贡献率呈上升趋势，增加了劳动社会化，这导致生产过程中的间接投资相对直接投入上升。这一过程的详细分析请见拙著《 一盘大棋？中国新命运解析》。当代数据也完全印证了斯密和马克思的分析，详细分析请见拙文《中国的投资效率到底有多高？》。按照世界银行的划分，中国属于“中上收入经济体”，所以其投资效率是与其他中上收入经济体相比较。但越南、老挝、柬埔寨都属于“中低收入经济体”，因此其投资效率也是与同一发展阶段国家作比较。如图4所示，这三个国家2014年的增量资本产出率是与中低收入经济体作比较——有必要再提示一下，增量资本产出率越低，表示投资效率越高。老挝和越南的增量资本产出率均为 4.0，柬埔寨则为3.0，因此三者的增量资本产出率均比中低收入经济体整体水平（4.6）低，意即更有效率。为表明笔者不是有意选择有可能造成数据失真的单一年份数据，特为大家呈现2009-2014年间的整体投资效率。如图5所示，越南的增量资本产出率均为 4.5，老挝为3.5，柬埔寨为2.6，均低于中低收入经济体整体水平（ 4.6 ），意即更有效率。经济的开放性，固定投资占GDP比重呈上升趋势，加上高效投资，帮助这些受“中国模式”影响的经济体快速增长。结论：借鉴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会带来巨大的利益！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得出结论。本文开头给出的数据已显示，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不但不效率低下，反而创造了高水平的投资效率。上节给出的数据也显示，社会主义国家越南与受“中国模式”影响的老挝和柬埔寨的投资效率也很高。中国和越南的例子均显示，“社会主义国家投资效率低下”之说是完全错误的。 “中国模式投资效率低下”的说法出现的原因显而易见。自 1978年以来，中国的改革开放帮助中国创造了人类史上最快的经济发展增速。中国共产党创建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经济制度帮助中国创造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成就。这种制度是中国共产党的智慧结晶，也凸显了中国思想领导力。有必要了解的是，这种制度的基本特征是使经济发展更有活力，这种模式不仅适用于中国，而且也适用于其他发展中国家，而这对鼓吹西方资本主义制度模式的中国共产党的国内外反对者，不啻是一个毁灭性的打击。这是为何“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效率低下”这种完全错误的说法会出现的原因。新自由主义者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反对者一再重复“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导致投资效率低下”说法，不能不使人联想到纳粹宣传部长戈培尔的一句名言：“谎言重复一千遍就是真理。”尽管戈培尔是否真的有说过这句话存有争议，但他的确说过：“取得预期效果的宣传才是好的宣传，反之则是坏的宣传。”，以及“人民大多数比我们想象的要愚昧得多，所以宣传的本质就是坚持简单和重复。”对新自由主义者和反社会主义者来说，如果“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导致投资效率低下，因而中国应该拥抱资本主义！”这种完全错误的说法令人信以为真，那么对他们来说，就是一种成功的宣传。更广泛地来说，正如本文分析的趋势显示，人类福址和中国的民族复兴是关乎中国和全人类的非常严肃的问题，容不得弄虚作假。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远非效率低下，反而帮助中国取得了世界上最快的经济发展增速，世界上最大的社会进步。但这并不是说，任何国家都可以机械模仿中国的经济政策——这会导致犯严重的错误。但正如从借鉴中国的国家的杰出表现看，学习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模式，会带来巨大的利益。内容来源：“新财迷”微信公众号（ID：newcaim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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