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康涛：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复印报刊资料《财务与会计导刊》理论版执行编委。
自1968年
Balland Brown
的经典文献发表以来，美国会计学研究范式开始步入实证研究阶段。我国会计学界自20世纪90年代后期也逐步引入并接受了实证研究范式。时至今日，实证研究已然成为国内外会计研究主流范式。然而，实证会计研究在日益流行的同时，也面临着不少争议和质疑。这些争议和质疑，归纳起来包括“相关性（
relevance
）”和“可靠性(
rigor
)”
两方面的挑战。
关于相关性的挑战，主要是认为实证会计研究脱离会计实践太远，或者经过复杂分析得到了一个众所周知的结论。事实上，对于实证研究相关性的质疑，并非局限于会计学，甚至在管理学发生得更早，质疑也更为猛烈。2005年，著名的《哈佛商业评论》就发表过一篇影响广泛的文章《商学院是如何迷失方向的？（
How Business Schools Lost Their Way
）》。该文章批评当前的商学院研究在日益强调量化和严谨性的同时，失去了与管理实践之间的相关性。虽然质疑颇多，但大多数观点认为商学院研究仍应坚持严谨性，只不过要和实践更加相关，即要“用科学研究范式去做重要的实践问题”。当然，对于这一观点，也并非人人赞同。一些反对者就认为，不同于自然科学的研究对象，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人的行为）具有主观能动性，因此，采用类似于物理学那样的自然科学研究范式并不能有效挖掘出社会科学的内在规律。
对于实证会计研究来说，更大的挑战还不是相关性的丧失（毕竟实践价值并非评价学术研究正当性的必要条件），而是来自可靠性的挑战。当前的实证会计研究，不少就本质而言仍属于自变量和因变量之间的相关关系研究，并不能在自变量和因变量之间建立起令人信服的因果关系。许多时候，我们仅知道自变量和因变量之间存在相关关系，但两者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缺乏可靠的、直接的证据；即便通过一些最新研究方法（例如双重差分模型、自然实验研究、断点回归模型等）能够建立起更为可靠的因果联系，我们许多时候依然不知道从自变量到因变量之间的内在传导机制原理。这些不仅降低了实证研究的可靠性，也降低了其相关性。毕竟对于实践人士来说，仅仅知其然（
what
）是不够的，还要知其所以然（
why & how
），才能有效改造客观世界。
为了应对可靠性的挑战，我建议未来实证会计研究要寻找更多的数据、更细的数据。更多的数据，意味着不仅要考虑已有的财务数据，更重要的是现实世界中存在的海量非财务数据乃至文本资料。例如，我们为了证明会计信息能够影响投资者决策，过去的实证研究是考察公司年报披露后股价和交易量是否发生变化。但这只是间接的、相关性的证据，并不能说明股价和交易量就一定是由于年报披露所导致的。然而，利用文本分析，我们可以提供更直接、更能说明因果关系的证据。例如，我们可以在年报披露之后，通过文本分析，研究股吧、雪球里的投资者如何评价这些年报信息、关注哪些年报信息、如何据此进行投资决策。这不仅使得研究结论更具有说服力，还使得年报编制者了解到投资者如何看年报，如何去改进年报披露来影响投资者决策。这不仅增强了实证会计研究的可靠性，也提高了其实践相关性。此外，之所以不少实证研究脱离实践，是因为实践中真正重要的许多问题往往缺乏定量数据。然而，文本分析技术可以极大扩展数据来源，使得以前难以研究的一些重要问题变得不再难以触及。为此，我在本期推荐了肖浩等人的《国外会计文本信息实证研究述评与展望》（以下简称“肖文”）。肖文对于会计文本信息研究做了非常好的综述，并结合我国现状提出了很好的研究建议。
更细的数据，是指实证会计研究不能仅仅满足于公司层面的数据，毕竟公司层面的数据是综合因素影响的结果，我们很难从中有效分离出某个因素对另一个因素的影响。为此，一个可行的发展方向是将研究单位细化。目前一些研究已经细化到个体行为层面数据。但这可能还是不够。未来的进展有必要进一步深入到认知科学和神经科学层面，从而提供更加精细、直接、可靠的科学证据。北京师范大学的崔学刚教授建立了“认知神经管理学实验室”，将认知神经科学引入会计研究，我认为这是一个令人欣喜、并具有广阔前景的研究领域。为此，我很愿意推荐他的一篇综述性论文《基于神经科学方法的会计研究：分析与展望》。当然，也有批评者认为，对于许多社会现象来说，个体的简单加总并不等于整体。因此，研究个体行为是否能够帮助我们理解整体行为也有待商榷。
本期推荐的最后一篇论文赵艳博士的《基于“心理技术计量系统”计量模型的行为会计计量研究》，纯粹属于个人研究偏好。我始终认为，会计的产生首先是为了解决人们的认知能力局限性，是一种决策辅助工具。虽然随着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以及税收征缴日益基于纳税人的会计信息，从而导致了管理者和投资者、纳税人和征税人之间的委托代理问题，并使得委托代理理论成为会计研究的主流理论，但认知问题仍深刻影响了当前的会计准则和会计技术发展，甚至也深刻影响了委托代理问题。例如，发展中国家的税务会计以收付实现制为主，而发达国家的税务会计以权责发生制为主，很大程度上就是源于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征税者与缴税者在会计认知能力上的差异。因此，当我们在研究会计问题时，虽然往往假定当事人都会尽量使得自己的收益最大化，但是这个假设的有效性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当事人的认知能力。认知观为我们理解会计问题提供了一个有益的视角。
当然，上述的趋势判断仅代表个人看法。会计研究方法未来趋势为何，实际上存在着不同观点，也存在着不可预测性。这种不可预测性不仅令人兴奋，而且在即将到来的人工智能时代，已经成为了一种极为珍贵的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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