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新闻思想史上的“泰晤士报”

正文

“泰晤士报”引入中国，不只体现着时人对西方近代历史认知的加深，还伴随着对中国本土新闻界对于“泰晤士报”的吸收和改造。当一组外来的概念或者理论跨越长时段“旅行”时，在中国近代新闻实践所产生的不同语境中，可能会发生变化。

本文拟在参照萨义德“理论旅行”的相关观点来探讨，当“泰晤士报”在不同的时空中被使用时，究竟呈何面相？其中有何以及如何转变？对于近代中国新闻思想史而言，“泰晤士报”究竟有何意谓？

从第一批留英人员真正接触到《泰晤士报》开始，清末一些先进的知识分子对 “泰晤士报”的吸收是全方位的。“泰晤士报”被用来证明报纸印刷技术的重要、报纸对开民智的帮助、对强国所起的作用等等。这展现了“理论旅行”初期知识分子对于“新知”的渴望，时人常用“新报”来表示这样一类的西方报纸。对报纸多种功能的全面吸收，反映出人们借用“新报”不只是为了满足言政的需求，更是把报纸看做改造社会和国家的一种手段，体现了“泰晤士报”在引进初期人们对报纸的全面探索。

清末早期的留英人员，应是较早关注《泰晤士报》的群体。1866年，总理衙门派官员斌椿和京师同文馆的三名学生访英。《泰晤士报》则给当时年仅18岁的张德彝留下了较深印象。他在后来写作的《航海述奇》中说：“其泰晤士时报自是创始至今，几二百 年，报中议论公允，叙事确凿，因之万国传观”。（张德彝，1997：130）随后十多年，包括清政府首批派出的海军留学生严复，清政府派驻英国的官员刘锡鸿、郭嵩焘和薛福成等，对《泰晤士报》多有描绘。此外，少数赴英的个人（如王韬）对《泰晤士报》也有着记述。

这批能够直接入英并有幸参访《泰晤士报》的士人，他们首先关注的是报馆机器。如中国第一任公使郭嵩焘1877年参观泰晤士报馆时，详细记述了该报检字、排版和印刷等技术操作程序，惊叹于该报的印刷速度及效率。早期出国者主要是洋务派的实践者，自然对作为新技艺的西方印刷术感兴趣。

当然，《泰晤士报》最引人注意之处在于其作为世界舆论领袖之影响力。就此，作为传统士人，他们习惯从清议角度对其作用进行阐释。如王韬如此评价《泰晤士报》，“人仰之几如泰山北斗，国家有大事，皆视其所言以为准则，该主笔之所持衡，人心之所去向也。”以报自现由此成为其人生重要选择。

相对于以台谏、乡校和书院等“清议”通道，《泰晤士报》则为国人提供了一个更为广阔的言论空间。郭嵩焘以“《戴模斯》”（《泰晤士报）阐释报纸与国政之关系，认为“西洋一切情事，皆著之新报，议论得失， 互相驳辨，皆资新报传布……当事任其成败，而议论是非则一付之公论。”此外，刘锡鸿、郑观应、宋育仁也均有关于报纸“清议”功能的描述。

随着维新变法运动展开，国人自办报刊渐入高潮，对此不乏在华外报的直接经验，但“泰晤士报”在型构“新报”中的地位似不应小觑。在早期改良派郑观应、陈炽等人眼中，以《泰晤士报》为代表的泰西报馆“实足达君民之隔阂，遂听其开设，以广见闻，迄今数十年，风气日开，功效日著”，提出中国国人办报应以其为模板。即使是相关规制，也希望“一切均仿泰西报馆办理”。（陈炽，1997： 106）

至维新变法时期，变法人士着意于新报之于变法的价值，其办报倡议往往以《泰晤士报》为蓝本。如，梁启超（1999：66）等在发刊《时务报》时以中国的《泰晤士报》自期、康有为在主持变法期间多次论及新报的价值。由此可见，“泰晤士报”成为开民智、图富强的新报样板。严复、吴恒炜、章太炎等在其办报活动中也提及《泰晤士报》。这似乎成为当时维新派人士论述的基本样式。

这一论述方式并未因变法失败而有所减损。随着20世纪初中国政治社会转型的加速，国人进一步看到《泰晤士报》之于中国社会变革的价值。1902年，英敛之在开办《大公报》时称：“夫欧西各国所以开民智、强种类者，莫不借报馆之功，而其最隆盛见重于天下者，则莫若英之泰晤士报馆”，赞扬该报报道详备、时效性强等；进而提出，内容上应循《泰晤士报》体例。这也引致当时读者称道，“其不畏强御不避嫌怨之宗旨，直与伦敦《太晤士》相颉颃”。（皖北山民尊虞氏， 1902）

并且，随着20世纪初年“万国”时代到来，国人也开始越发重视报馆在国际事务中的作用。《浙江潮》在论述报馆在维护国际秩序时，以《泰晤士报》为典型：“盖新闻纸贵具世界的主义，不区区于国家界，而有彼我之见存以媚世俗耳目也”，并指出普法战役后俾斯麦欲重出师，“伦敦泰晤士报恶其阴谋”，由此盛赞，“令世界人民不无端而罗战祸者，舍报馆其谁能之？”（筑髓，1903）

对于报刊之于中国乃至世界的意义，《东方杂志》刊文倡议中国创办新报，也以《泰晤士报》为代表的泰西报馆为重点，赞扬报纸在西方社会的重要作用，鼓吹民间多设报馆：“二十世纪以前，枪炮之世界也；二十世纪以后，报馆之世界也。”（东方杂志，1905）《泰晤士报》由此为认知新世纪提供了一种视野。

从清末到20世纪初，在国人关于“新报”的构想中，“泰晤士报”一直是言说的重心。无论从传统思维视野抑或现实变革层面，新报的概念透过“泰晤士报”的言说获得较为具体而深入的诠释。这种“新”并非停留于器物技术层面，也非传统意义上的清议功能，而是观照到国强、民智，进而扩展到对于时代认知的层面，“泰晤士报”俨然成为近代中国“新报”的基本模型。

晚清国人主要将“泰晤士报”理解为超越传统邸报的“新报”，而至清末党派政治乃至民初党争政争的激烈化态势下，对“泰晤士报”的言说重心出现了侧重和倾斜，“泰晤士报”成为“独立报纸”的一面被迅速凸显出来，人们希望通过对泰晤士报独立品格的强调，纠正民初报纸相互攻讦、朝秦暮楚的不良风气。

实际上，在清末本土报纸刚刚兴起时，报纸的独立问题尚未作为一个重要命题得到重视。直至清末民初党派渐起似乎才引发重视。如此论述的形成有赖于清末以来中国党派政治之形成，进而影响到报纸的风格。有论者谈及维新运动时提出强学会即中国的政党，这或许不错，但如果说《时务报》即为党报，似有所夸大。不过，20世纪初年，梁启超主持《清议报》时提出 “一人之报”、“一党之报”、“一国之报”、“世界之报”之说法，显然对于党派及政党报纸有了明确印象，由此可知清末党派报刊论争、进至民初政争党争的激烈态势。

值得一提的是狄楚青。1904年6月12日上海《时报》创刊，狄楚青便在报头上打出了“Eastern Times”字样，寓意“东方《泰晤士报》”。其创刊词称：“本报论说，以公为主，不偏徇一党意见。”（时报，1999：132）该报创办本得到康梁 的资助，在人事上也多受干预，但狄楚青其后对康梁若即若离，多有抵触，试图从党派之中抽身，种种努力不难发觉《泰晤士报》的影响。

如此态势至民初更为明显。民国甫成，党派林立，报章蜂起。报纸为党派利益而罔顾事实、肆意攻击之现象屡见不鲜，进而演化成为党派斗争“大活剧”。身陷党争、政争中的报人反思民初舆论，以期建立健全独立之舆论，“泰晤士报”更是引起人们重视。

此间一个例子便是章士钊接办《民立报》时提出不存党见而被攻击，后于右任以泰晤士报为榜样，声援章世钊一事。足见泰晤士报在于右任心中之地位。另外，《民立报》一篇笔名“说难”的文章也引用“泰晤士报”阐明报刊与党派的关系：“抉择时论之人，同时即为发表意见之人，发表意见者亦然。倘国人能不轻发意见则本篇可以不作。又同业中往往有各为其党拥护，乃至出言无择者。英之泰晤士，非所称统一党之机关报乎？试观其态度如何，可以省悟。吾闻以身殉道矣，未闻以身殉党也。”（说难，1912）

所谓“殉道”，其意并非意味着独立报纸即能代表真道，但显然排除立言前即有立场预设的党见。由此，相对于“殉党”，“殉道”的意境也就更高。民初政党政治破裂，另一位从英国归国的杨端六在回顾此段历史时也有此种意识。他认为，民初党派分立，忽视国民利益，解决方法是集合各派中之最优秀分子，超越一党一派。称，“伦敦泰晤士”“不依党派为标准”值得效仿。这也是提出独立报业的“传道”之责。

民初舆论界引入“泰晤士报”，其目的显然是针对两党之争，试图超越其上，实现言论的独立。但要改变此种局面，并非易事。一方面涉及到政党制度变革，另一方面报界自身变革也很重要，但并非局限在言论本身上了。言论的前提是事实。 有论者就此说：“欲造成真正之舆论，不可不准据精确之事实；重论说而轻纪事， 此为现在一般新闻之恶习，健全之舆论，末由发生，盖即以此”。（独立周报， 1912）而事实的收集、整理和把握需要有强大的经济支持。这一点可能是当时政党报纸主持人所应深究的。

对于民初报纸经济问题，政党津贴一直饱受垢议，但并不能就此以为报界缺乏经济独立的观念。章士钊在1911年的一篇文章指出，报纸想要立于不败之地，并能保证采访的基本要求，有必要组织报业托拉斯：“伦敦《泰晤士报》之特派访员布满全世界，其数乃达六十人之多，薪资及旅费、电费种种”，就是因为有“绝富之财力”，（章士钊，2000c：497）

上引杨端六谈及报刊“指导舆论”时指出，独立舆论之出现，除了好的主笔还依靠一个“不党不偏”、“热心公益”的报老板。他联系民初以来中国报业状况指出当时报纸大半无法经济自足，无法主持公论。这一观察放在民初政党报纸衰落情形下就更为现实。

其后，邵飘萍以个人力量办报，对于资本对言论独立的重要性更有体验。在其心中，《泰晤士报》似是标杆。他赞叹称，“英之诺斯克利夫，……以资本雄厚、设备完全、足以执世界之牛耳。”（邵飘萍，2008：202）而上海报纸除了《申报》和《新闻报》之外，其余报纸“仍未脱离津贴与机关新闻之苦境”（邵飘萍， 2008：193）。《京报》创刊三年后，邵飘萍宣称：“愚个人既素无党派关系，更不欲以特殊实力为报纸之后盾”，（邵飘萍，2008：216）也正说明他对报纸经济独立的向往。

可见，清末民初关于“泰晤士报”的言说，乃是基于此时党派报刊中报界自身的一种纠偏，一种反观。借此描绘出“独立报纸”的意义：其不仅包含言论独立，而且延伸到新闻、经济等层面。这些意义进一步衍生出近代中国新闻职业化的关键命题。

报纸独立的背后，有一些深层次的因素在支撑，比如报人的观念，经济的自足，对于政治的警惕等，而这需要新闻界的职业化来支撑。“五四”以来，报人对于报纸的认识大大加深，新闻职业化的观念凸显出来。

“泰晤士报”作为一度并入北岩报团、后来又独立出来的报纸，在19世纪二三十年代，为中国新闻界对于新闻职业化的思考，提供了很好的反思的样本。值得注意的是，此种反思并非像之前一样单纯是对“泰晤士报”某一面相的推崇，而是包含了批判的成分，如对舆论操控的担忧。整体来看，报人对于“泰晤士报”依然是接纳的，但是已经有了抵制的成分。

关于中国新闻职业化观念之形成，目前学界大致认为，徐宝璜所著《新闻学》一书为根本标志。《新闻学》一书以美国商业化报业为主旨，对近代中国新闻思想 之演变产生了关键作用。如有关“新闻”的定义、报业从“政论本位”向“新闻本 位”、“营业本位”的转变，（徐宝璜，2008：151-152）并适应了近代中国资本主义“黄金时代”的环境，为中国新闻职业化拓出了一条道路。与此同时，引发的争论与反思也接踵而来。此时“泰晤士报”成为不可忽视的论述对象。

“泰晤士报”被人引述，源于北岩爵士对于该报的改革。20世纪初，北岩爵士购入《泰晤士报》，并仿照美国商业化模式改革，在经济上获得巨大成功。这引起国内报界普遍关注。特别是1921年北岩来华访问，并与京沪等地新闻界交流，国内 对其商业化模式有更深的了解。国人了解到 “美国式”报业改变了《泰晤士报》的命运，也 深刻影响了国人办报的认知。黄天鹏就认为，北岩访华，给国人办报观念之直接刺激，“为新闻事业企业化一种策励。”钱伯涵、孙恩霖（1936： 3-4）等也强调：“我们可以认定办报的目的第一系要博得商业上的赢利”，于是，“报纸系商品”、“营业本位”等观念蔚为大观。正是在此背景下，报界人士 以《泰晤士报》为对象，对新闻事业商业化模式的利弊进行了深入反思。

如邵飘萍，一方面对这一模式带来的经济收益颇为认同，但也有反思：“自新闻纸完全商品化而后，以发行为手段，以多揽广告为目的，其种种大规模之设备，不可无巨额之资本，于不知不觉之间已陷入资本主义之旋涡”，批评此种“营业本位”的观念，“未免为偏于资本主义之见解”，（邵飘萍，2008：202）对其资本主义充满警惕。

尽管对于商业化即资本主义化，此间尚有反驳，但这一反思一直是二三十年代中国新闻界的一种明显倾向，尤其在中国资本主义的“黄金时代”，这无疑成为新闻界的焦点问题。这一点在成舍我这里体现得尤为明显。成舍我访欧时得以近距离观察。 他一方面认同北岩的大众化报纸策略，同时也批评大部分动机皆出于盈利。（舍我，1931） 但重心还是在于后一层意思：“现在的报纸，完全成了资本主义下的产物，所有在主张方面，只顾及到资产阶级的利益，所谓公众福利，实际上全是空话……现代报 纸发达的一种不幸的结果”。（成舍我，1931） 随着30年代《申报》与《新闻报》等大报商业化趋势日益加剧，这种批评越发 尖锐。

对于报纸商业化之反思还触及有关中国报业托拉斯问题。报业托拉斯在民国成立前后本为独立报业的重要条件而被言说，但随着人们对于商业化危害的了解，遂对其警惕起来。如此自然与《泰晤士报》被纳入北岩报团这一事实相联系。这种担心随着《申报》主人史量才试图收购《新闻报》之举加大。黄天鹏以北岩报团为例，说明报业托拉斯蔓延至国中之趋势，并直言其危害：“由资本主义发达之结果，而新闻事业遂卷入托辣斯之怒潮，以金钱而垄断舆论，操纵报业之形势既成。”（黄天鹏， 1930：158-161） 同样担忧报业托拉斯的还有胡政之。他指出，“为免除过度商业化的流弊起见，希望报纸不要办得太大，并希望地方多办各种适合各种环境的报纸，更不希望像外国由报业托辣斯包办舆论，因为那在中国是不可能而在实际是有害的”，提出要打破“新闻纸是资本主义产物”的思想。（胡政之，2011：497）

如此，报人不再简单地把托拉斯作为灵丹妙药，反而产生了抵触情绪。这和辛亥前后章士钊等人 对于报业托拉斯的认识正相反对。

《泰晤士报》无疑为民国新闻界理解报纸商业化提供了深入反思的机会，由此有助于明确中国新闻职业化乃至整个新闻业的路向。但中国新闻职业化面临的难局是，一方面担心资本主义对于报业的控制，进而完全被其操控；另一方面又期待自身势力强大，以便在与权力机构的博弈中维护自身。因此，如何理解报纸与政府的关系则是职业化进程中另一核心问题。在此，《泰晤士报》与英国政府的关系又成 为反复引述的内容。 对于《泰晤士报》监督、制衡英国政府的地位，报人们多有明确认知。

一些报人如徐宝 璜等对此赞誉有加。但 成舍我的认识在此点可能更进一步。在其看来，泰晤士报本身具有保守主义色彩，这与我国报纸情况显然不同 。虽然他意识到《泰晤士报》的阶级性质难合“民治潮流日见发皇”之中国，但对《泰晤士报》与政府关系十分羡慕：“惟遇所乐为称道英国新闻事业者，报纸对任何政治问题均有迅速明确之批评，而政府当局及各党领袖，亦能虚心考量，不至以‘反动’或‘废话’目之，吾人固不欲赞 美英国之报界巨头，然此种符离街（报馆）支配唐宁街（政府）之精神，在词典上无‘言论自由’之吾辈中国记者视之，自不能不悠然神往耳。”（舍我，1930）

不论是北洋军阀统治时期，还是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如何与政府建立良性的制衡关系，一直是民国时期职业报人思考的问题。这一问题随着日本的入侵民族危亡的背景下更加突出而紧迫。此时《泰晤士报》一战时的表现尤为令人关注。

此时，关于德皇威廉二世将一战失败归结于北岩及其《泰晤士报》的论述频频被引用。张友渔（1988：66）引述称：“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德皇威廉第二和兴登堡将军都承认，德国不是失败于军事，而是失败于新闻。假使他们有《伦敦泰晤士报》那样的新闻，他们将不致遭到惨败”。 赵占元、 任 白涛 也有类似的观点。

尤有意味的是，一战时期北岩通过在阵前散发传单致使德军军心大乱，进而被 人称为“纸弹”、“墨弹”，这一比喻也被国内报人借用以阐发报业之于抗战的作 用。成舍我（1939：91）在《‘纸弹’亦可歼敌》一文中引用德军一战将领鲁登道 夫之语说，“同盟国不是败于协约方面的铁弹，而是败于北岩的‘纸弹’”，进而阐述了战时宣传如何到民间去的问题。马星野（1938）联系中国抗战实际认为，中国报纸的作用与其说是直接来歼灭敌人，不如说是间接来推动人力物力；与其说是子弹，不如说是煤油”，将此点引入深处。

如此引述，其意并非“符离街”指导“唐宁街”的问题，而是涉及到报刊如何调整角色以服务于国家抗战大局。如张季鸾一直想办一份像《泰晤士报》一样的大报，他认为“自从抗战，证明了离开国家就不能存在……所以本来信仰自由主义的报业，到此时乃根本变更了性质。”他提出，报纸要做“严格受政府统的公共宣传机关”，“贡献一张报纸于国家，听其统使用。”（张季鸾，1946：151-152）

张季鸾反映的是自由职业报人在国难面前的自我认知。这种认知对于国民党报人而言就更自然不过了。在詹文浒眼中，北岩和他的《泰晤士报》在一战中的表现可圈可点，其因在于报纸和国家保持了如此关系：“它只是在少数极端场合反对政 府，大体都拥护政府”。因此，报纸评判事情就应该像《泰晤士报》一样，“仅从该事本身的功过着想，凡有利于国族者，他全力支持，否则它就毫不迟疑，予以断然的批评和挞伐。”（詹文浒，1946：37-38）

综上观之，在民国新闻职业化观念的推进中，不论是出于对中国报纸商业化的 利弊反思，抑或政府与报业关系的探究，甚或抗战时期报纸角色的认知，“泰晤士报”均占据了不可忽视的位置。也因由关于“泰晤士报”的诸多认知和探讨，推进了近代有关中国新闻职业化问题的探讨。

从晚清到抗战，“泰晤士报”在中国新闻思想史上一直扮演着重要角色。并且从新闻思想层面而言，一直具有制度移植的效果，为人们接受与认同。无论晚清的全方位推崇和引进，还是“五四”以来对其托拉斯化的警惕，“泰晤士报”作为效 仿的对象并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不过，40年代后期，在国共两党激烈斗争的大变局中，“泰晤士报”就不再是热衷的对象。其间虽有自由报人倡导《泰晤士报》的办报理想，希望走“第三条道路”，但很快淡出了历史舞台，甚至成为反面的对象。“泰晤士报”在中国近代新闻史中的“旅行”逐渐中止。

希望走“第三条道路”的民营报人中，储安平或许最具代表性。储安平游历英国时，掩饰不住对于《泰晤士报》的钦佩：“英国报纸除在习惯上不批评英王及王室外，对其他任何政治领袖，均直言批评，无所畏惧。”（储安平，2005：128）参观英国的经历，对英国新闻出版自由的理解，比如英国没有新闻检查制度、发表政论不构成犯罪等，深刻影响了他的办报实践和办报理念。冯英子（1994）提到，“储安平对于办报有他的理想，一句话就是书生论政，他很向往伦敦《泰晤士报》那样的报纸，言论能影响政府的决策。”然而，储安平创办的以敢言、犀利著称的《观察》，在1949年11月1日复刊后（不久改名为《新观察》），在内容上没有了往日的锐气，在形式上也发生了变化，“环绕《观察》刊徽周围的英文字母Independence（独立）、Non-party（无党派），The Observer（观察）没有了，只剩下了图案。”（谢泳，2005：137）且这份《新观察》只坚持了不到一年就停刊了。在国民党新闻宣传的话语体系中，英美法式的自由主义新闻事业，并不是理想的新闻事业。马星野受过西方专业主义新闻教育，对于《泰晤士报》也非常赞赏，认为《泰晤士报》是少数的“历史铸造者”和“金钱铸造者”兼备的报纸（马星 野，1941），但这一典范显然难合其“三民主义新闻理论”。在其看来，《泰晤士报》和英美其他报纸都并无差别：“英美国家，只有资产阶级特权阶级之报纸，很 少有代表全民说话的报纸，只有百万富豪，才有在伦敦纽约办报的能力，他们维护这阶级利益，是十分明显的……出版自由，言论自由，多少罪恶假汝以行。”（马星野，1939）

在中共的新闻宣传体系中，1942年《解放日报》改版是中共党报上是一次重大改革，这次改版目的是使《解放日报》“由不完全的党报变成完全的党报”，（毛泽东，142）阶级分析的观点尤其被强调。在此话语体系下，欧美报纸往往被作为批判的话语加以使用。陆定一（1987：6）所言颇具代表性：“我们的新闻工作， 既然尊重事实，那末我们不但与专吃造谣饭的法西斯不同，而且与一般的资产阶级新闻工作者不同。”《解放日报》同时发表多篇文章批评西方资产阶级记者“无冕 之王”的称号，认为本质是为“人集团”和“剥削者”服务。（解放，1942）《泰 晤士报》显然属于批评的对象之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