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坦桑尼亚的小城尼亚如古苏，还没看到天际尽头的围栏和泥屋，远远的我就先闻到那气味。空气里弥漫着难民营里的炊烟味道，那是他们在生火做少得可怜的早饭。但还有别的：一种感觉、一种意识、一种深深的直觉。越靠近尼亚如古苏，这种感觉越强烈。

这到底是什么？一种被压抑的悲伤，我心底里有一股沉重的力量在喊“不！”这里曾经发生过非常可怕的事情。你仍然能够感觉到、体会到，甚至能看到它的影响。我对即将开展的事工感到恐惧。当靠近大门时，从沉重的气氛中似乎传来应许的微小声音：“哀恸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

如何激励难民营里的领袖继续走下去？励志演讲是我的专长，但我的听众通常是那些冷漠麻木、兴趣索然的人，最多是一些想要实现自我的年轻领袖寻求提高自己的形象。但来自舒适富裕中产阶级的我，如何对这些在种族屠杀中幸存、在难民营艰难度日、没有未来也没有盼望的人演讲？我怎么敢告诉他们抬起头？抬起头看什么？我又怎么敢告诉他们坚持下去？坚持什么？我没有经历过他们的苦难，我有什么资格对他们演讲？他们有勇气，有我从未见过的坚定信心。

我不能说，也没有说。这种情况下恐怕只能让使徒保罗来说。从逼迫中逃亡、生命受到威胁的保罗，他曾面对死亡，也了解死亡。他能说，也说了。他们听了、信了，也被安慰和鼓励了。上帝喜悦了。我震惊了。

但是，我内心深处还是有声音在说：“你不是来教导的，你是来受教的。”在我们最后一次探访尼亚如古苏，准备离开前，我们安排了面谈，因为我想了解这些人是怎么到难民营的。为什么他们被迫离开故国、家园、家人和朋友，离开普通人所珍视的一切？

当第一个人进来面谈时，我很吃惊。我不知道自己期望的是什么，也许我期望看见一个不能承受压力，宁愿躲到难民营而不愿意应对生活挑战的那种弱者。但坐在我面前的是看不出丝毫软弱的人，他显示出一个成熟领袖的各种特质：安全感、良好关系、说服力、睿智。

“您为什么在这里，先生？”我问。

“为什么不和需要你的家人待在一起？”我心里想。

他的眼神立即让我警醒起来。那穿透人心的眼神直视着我，审察着我，仿佛在说：“你能应付得了吗？”他仿佛是用眼神关上我背后的门，然后说：“现在就是你、我，还有真相，不多也不少。”

我从未对生活中的真实感到过害怕。我曾经历过严酷艰难的情况：在加尔各答特蕾莎修女（Mother Teresa）的避难所服侍临死的人、睡在南非棚户区、走在开罗垃圾遍地的街道上，但对于接下来要听到的内容我却毫无准备。

“事情发生得很突然，出乎意料。”他说，“那是平常的一天，村里人照常做着家务，或在田里干活。我是这个小村子的牧师和带领者。”我能感到他对村民的责任感，他是村里的长者，人们向他寻求指导和保护。

“突然，叛军来了！也就是一群十八九岁的年轻人，拿着机关枪和砍刀。他们包围了我们，让我们从老到少站成一排，从队尾开始，从一个6岁小男孩开始，他们用砍刀砍下他的手，然后砍下小臂、整个胳膊、两只胳膊、腿，然后在我们面前把这孩子切成碎块。”我浑身发抖。他上身向我倾斜，好像要把这故事印入我的心：“如果他是个我不认识的小男孩，这会很可怕。事实上，他是我的孙子。”

“不！”我惊呼。

“然后他们继续像这样杀人。有一位孕妇，他们割开她的肚子，拨出肚子中未出世的胎儿，把胎儿砍成肉块。她是我的女儿，先生。我的18位家人和朋友被这样杀害。当队列中只剩十个人时，我们再也不能忍受了。我们四下奔逃，再不跑就是死路一条。叛军向我们扫射。只有五个人逃了出来，我是其中之一。所以，先生，这就是我在难民营的原因。”

我瘫在椅子上，完全惊呆了，喘不上气，说不出话。然后我开始否认，我要真实情况，这是孤立的个案。下一个面谈对象来自另一个村庄，但他的眼睛一样有穿透力。他们到我这里寻求避护，但我提供不了。他是一个失去了羊群的牧者，他的故事同样可怕：一个村子的人像往常一样劳作，叛军突然出现，挥舞着砍刀，用机关枪扫射，家庭成员全部死亡。

我希望听到不同的故事，我需要听到不同的故事。我很难再听下去，很难相信。

不同的场景，相同的道具——机关枪和砍刀；

相同的演员——惊恐的村民、残暴的武装匪徒；

相同的情节——惨无人道的野蛮屠杀。

“为什么？先生，为什么，为什么会这样？”我试图告诉他事情都不是徒然发生的，有因有果。也许如果不是一开始他们做了什么允许这些事情发生的事情，那么也许这些事情就不会发生。

这是一种自我保护机制，一种试图找出受害人错误的否认方式。

他耸耸肩，他空洞的眼神注视着远方，他的身体看上去非常弱小。

这些暴徒是谁？他们从哪里来？谁造成他们这样？谁把这些按上帝形象造的年轻人变成毫无人性的野兽、屠杀妇孺老人的凶手……他们是谁？“哦，他们中很多人原来和我们一起去教会，在我们中间正常生活。”他说，“甚至在一周前还和我们在教会里一起谈笑，一切都很正常。我们根本没有预料到。”

“不！这怎么可能？”

“撒旦已经来到世上，先生。”

接着，第五个、第六个，还是同样的故事，同样的答案。我是个自控能力很强的人，不那么容易陷入情绪中，但那天在那个荒凉的尼亚如古苏难民营中，我情绪失控了，不是慢慢积累起来的情绪，而是内心突然刮起一场猛烈的飓风，冲击着我。这是一股无法遏制的愤怒，想要去对抗、去反击、去消灭这来自地狱的疯狂。还有一连串的质问：为什么？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人类怎么变得这么邪恶？为什么会是在我的家乡非洲？非洲到底怎么了？多年来我一直在非洲大陆上培训领导人，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

我像一个困在笼子里的狮子。我向上帝呼唤：“上帝，我要你给我答案！”我以前从未敢这样向上帝要求，但痛苦使我冲破理智。“你不给我答案，我就不离开这间屋子！”我站在上帝的殿中，准备好毫不动摇地应对一切。

然后，感谢上帝的怜悯，圣灵微小但清晰的声音回答说：“抬起头，向左看。”左边是这个屋子唯一的窗户。我从窗户向外看，看见上帝的答案就在外面。一大群男孩在那里，大概每三十个孩子中有一个孩子胳膊底下夹着塑料袋或是其他材料做的类似足球的东西。然后上帝简短清晰的回答临到了我：

（1）非洲的问题是父亲的缺失；

（2）教导非洲的男孩子成为未来真正的父亲；

（3）通过足球进行这项培训。

我过了好一阵才明白这些指示。但最终我明白了，如果一个儿子与有良好道德价值观的父亲保持健康的关系，那么他到十八九岁时，绝对不会像这些暴徒那样毫无人性地杀人。我同时也明白了，男孩子主要是从榜样那里学习，因此培训他们意味着为他们树立可以效仿的榜样。整个非洲非常缺乏好父亲的楷模。

上帝的回答很清楚，我只能顺服，这呼召不可抗拒。我向上帝要答案，现在上帝要我顺服。我必须去培训足球教练成为生活教练，成为足球队员的父亲。

我感到如此无助、无望。我根本没有资格开始这样一项事工，但旅程已经开始，因为我确定一件事—— 这世界需要父亲！

在我的尼亚如古苏经历之后，我开始探索如何通过足球培养未来的父亲。我们制定了一个通过足球实施的生命教练项目，这一生命教练项目称为Ubabalo（科萨语“上帝恩典”），现在已经发展到全球至少一百二十个国家。

但三年前，当我培训Ubabalo的父职培训师时，上帝让我看见，父亲缺失导致的邪恶力量是撒旦一个牢固的堡垒，可能是最牢固的。上帝让我明白，旧约最后一节经文《玛拉基书》4章6节的重要性：“他必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免得我来咒诅遍地。”突然我明白了很多国家可怕社会状况的原因，是父亲缺失的咒诅。政府制定各种计划帮助国家复苏，但很少见到复兴。显然，除非作为社会细胞的家庭因父亲缺失而急需的密切关系得以重建，否则社会变革不会出现。而且，除非父亲与子女和好，否则教会也不会有真正的复兴。这是基本的天国法则。

如果你问施洗约翰的任务是什么，很多人会说：“为主预备道路”，但这只是一部分。根据圣经《路加福音》1章17节，施洗约翰有三件事情要做：

（1）叫父亲的心转向儿女；

（2）叫悖逆的人转从义人的智慧；

（3）为主预备合用的百姓。

达到第三点必须成功地实践前两点。允许我解释一下：施洗约翰首先必须修复父亲与儿女的关系，恢复百姓生活中的道德价值观（即称义），然后才能为主预备道路。我与世界上八十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基督教领袖们进行过交流，大家普遍认为，与施洗约翰的时代一样，当今世界的两大主要问题是：

（1）父亲的缺失及家庭的消亡；

（2）在社会中缺少道德价值观。

约翰出生于历史的时间中，是为了应验上帝在永恒中预定的旨意。上帝在永恒中对父职的呼唤，第一次被施洗约翰表达出来，现在再一次响彻全世界的每个角落。多年的旅行和上千次的谈话证实了这一点：现在是我们回应和承接这一召唤的时刻。

世界急需父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