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遥国际电影展首日下午，我和杨劲松老师作为特别观察员一起走上了红毯，既紧张又觉得欢快。电影节的意义之一就是将来自四面八方的人们聚集在一起，常常会有意外的相遇之喜。
在红毯的后台，我见到了伊藤诗织，她这次是带着自己导演的纪录片《黑箱日记》来到平遥的——这部片子也是本届影展我个人最想一睹为快的作品。伊藤诗织曾在2019年来过中国，当时她带着自己的著作《黑箱：日本之耻》来宣传，当时我所在的媒体也有记者采访过她。如今，伊藤的这部纪录片可以看作是这本书的影像版，想必也会带给我们新的思考和震撼。
作为日本#MeToo“第一人”，伊藤的行动不仅在日本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也漂洋过海鼓舞了中国的广大女性。这次见到她，虽然只是远距离地观察，但还是能从其身上感受到一种活力和坚韧。
说起来，本届平遥国际电影展有不少女性导演的作品，开幕片《怒江》就是其中一部。这部电影讲述了一个扣人心弦的复仇故事，颇见刘娟导演对类型片的把控力。而“卧虎”单元的作品《好孩子》则直接表达了父女关系这一主题，以女孩和父亲以及父亲的朋友去远足的一段旅程，刻画了她在整个过程中受到的压抑，以及如何对抗的过程。
杨圆圆导演的纪录片《女人世界》也在电影展首日放映。它讲述了唐人街华人演艺业女性的一生，很多段落虽然是历史资料，但也显得流光溢彩，让我们看到一段不为人知的历史，以及其背后的传奇。
亚裔女性在美国的故事值得被书写，这也是好莱坞越来越重视的题材，前两年《瞬息全宇宙》获得了奥斯卡奖就是一个证明。
以上几部影片都是女性导演的电影，对于影展来说，这或许是有意为之，但它从某种程度上也展现出当下电影的一种创作趋势以及内在的思潮倾向。某种程度上，女性导演和女性题材的比例体现了一个影展文化视野的开阔度以及面向世界的开放度，而平遥国际电影展用自己的策展片单展现了这种格局。
由于王俊凯是影展的特约策展人，他的众多粉丝也来到了电影宫附近等待偶像的出现，这也让这里的青春氛围更加浓厚；再加上电影宫本就是一个开放空间，时不时还能看到穿着古装的游客穿梭其中。这样混搭的场景，恰恰是平遥国际电影展最有意思的地方，也体现着它的包容度。
这或许就是影展和电影的意义吧，我们为电影而来，又在电影内外感受着万千世界和多样人生。
电影面对现实，无限和有限的表达
穿梭平遥电影宫周围，时常会和许久未见的朋友重逢，经常遭遇意外的惊喜。
杨凡导演在《过年》放映结束后，临时起意在电影宫的咖啡区为影迷签名，有一位年轻的朋友竟然随身携带着《流金岁月》的大幅海报，显然是有备而来。《流金岁月》是一部1988年的作品，电影中的张曼玉和钟楚红青涩稚嫩，仿佛可以永远年轻。《过年》记录的则是2012年的春节，导演和已届高龄的黄永玉一起过年的三天时间。导演解释说，因为时间短暂，我们只能拍到黄永玉的一个侧面。但黄永玉的气质、性格和为人处世的方式，已经能够被观众所感知到。斯人已逝，唯有影像永存。
因为时间安排等问题，我只能拉拉杂杂地观看部分影片，但却有一个意外的发现，往年平遥国际电影展的片单中纪录片很少见，但今年却是一个纪录片“大年”，除了“首映”单元杨凡的《过年》、伊藤诗织的《黑箱日记》，“藏龙”单元杨圆圆的《女人世界》、祝新的《凤凰山下·词》，还有“从山西出发”单元郝蕴的《汾河流水》、郭旭峰的《隐者山河》、郭东升的《银圆山庄》等作品。
浏览片单，就能发现这些纪录片的丰富和多样。纪录片具有历史文献的价值，但个人的故事也颇为值得书写。《黑箱日记》是日本导演伊藤诗织直接将摄影机对准了自己，将个人的遭遇与时代精神以及社会正义结合在了一起。而《凤凰山下·词》则利用了家庭影像叙事以及扮演等等方式，来追寻宋词的诗意和真实。导演祝新是杭州人，而杭州是宋词的重要发生地。他的影像可以看作年轻一代的一种“寻根”。
当然，对于这部影片的评价，褒贬不一。我认为这部影片的接受，需要一定的文化积淀和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热爱。《凤凰山下·词》的表达看似十分散文化，但明显包含了导演对于杭州的浓情厚意，表达上很完整。
显然，如今的纪录片作者早就不满足于对现实的简单记录，他们尊重现实，记录现实，也“改造”现实，主动去建构现实，通过不同创作者对现实的捕捉与编织，世界的褶皱向我们隐藏或展开。
此外，作为新疆人，我对王丽娜导演的《村庄·音乐》很期待，某种程度上，这部影片也一定意义上缓解了我的乡愁。这部作品虽然是一部以意象和音乐为主的剧情片，但它也具有特别的纪实性，它记录了那个地方的音乐和某些感情。尤其是片尾一个老民间艺人的去世，令人肃然。当然，这部影片作为音乐电影，只是记录了新疆生活的一个小的切面，并非完整的现实。电影无法记录完整的现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