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勇 段亚男 | 走近基层文坛，感受活态细节——《明清唱和诗词集丛刊》读后

回想世纪之交，明清诗文研究的主要资料凭依，应推《四库全书》《丛书集成》系列等综合性影印丛书。二十年来，随着古籍出版走向深化，一批主打某类典籍、版本或某图书馆等概念的专题性影印丛书络绎问世，近年来更有若干面向某种文学现象的丛书出版。国家图书馆出版社新近推出的姚蓉教授主编《明清唱和诗词集丛刊》（以下简称《丛刊》），便堪称文学专题丛书中的佼佼者，将为该领域进一步开拓创新提供重要助推。

《丛刊》所收318种唱和集，大都未见主要明清文献书目著录；或虽见著录，但版本、馆藏等信息不 明。如清岳良等撰《潼关倡和诗草》，笔者此前仅见《八旗艺文编目》著录其书名，但未提供其他有效信息；此番检阅《丛刊》，乃得一睹其真容。

发掘大批珍稀文献无疑是《丛刊》的重要成就，但若仅以此来评估其价值，可谓买椟还珠。《丛刊》所收诸集的作者确实知名度普遍有限，作品则普遍并非经典文本，集子本身也基本未见通行文学史提及，那么，它们在文献以外的价值何在？答案首先在于，它们将大幅拓展我们的研究视野。

传统人文学术往往瞩目于文化精英与经典文本，主要依托二者而建构起学科知识谱系。古代文学学科也不例外。但正如阿尔贝· 蒂博代《六说文学批评》所说：“文学的历史，是指残留到现在的几本书。文学的现实，是许多书，由书组成的滚滚流淌的河流……如果不是由很快就默默无闻的成千上万个作家来维持文学的生命的话， 便根本不会有文学了，换句话说， 便根本不会有大作家了。”这种理念和法国年鉴学派的“长时段”史观颇为相似，都瞩目于社会文化的中下层，试图还原出一个更完整也更接近历史原貌的文化全息图 像。反观《丛刊》，与该思路可谓完美契合。一则唱和是古代一种日常文学活动，是文学生态圈的重要组成部分；二则唱和集是中下层文人的一大聚集地，正是这些看似平平无奇的人，构成文学社会的主体；三则透过唱和集及其反映的唱和活动，可以窥见文坛名流与中下 层文人的实时交流。由此，我们便能从名流云集的上层直达天地广阔的基层，实现研究视野之广度与深度的双向扩张，从而游刃有余地开展明清文学社会各层级、板块间互为结合的整体式研究。

真实的文学史总是处于动态演化过程中。我们在拓展视野的同时，又须走近文学史的原有情境，考察“小到一篇作品，大到一群作家、一代文学思潮，它们在特定时空中产生、发展、被记忆、被遗忘的过程”，并“弄清一个文学现象、一个文学事件的来龙去脉， 弄清一群人或一个人在某年月日的生活、言论和写作”。是即蒋寅《王渔洋与康熙诗坛·导论》提出的“过程”的文学史研究。不过，这种研究需要海量信息来支撑。只有到了明清，高度充沛的文学史料才足以实现信息量级的升级迭代，使我们得以提取出丰富的活态细节，从而在较宏大尺度上观测文坛的真实面貌与流程。由此，《丛刊》将在“过程”的文学史研究中扮演重要角色，是可以清晰预计的，主要体现在：

首先，提供文本流动信息。例如《三桥春游曲唱和集》。编者宗 廷辅纂辑该书时，取其中吴蔚光、王岱、孙原湘、王家相、席佩兰五位作者的别集进行校勘，异文注于原作后。由此可知五人均对唱和诗作做过改动，从修订个别字词，到调整谋篇布局，乃至完全改写，不一而足。

其次，提供唱和活动的过程信息。唱和集提供的人员名单，使我们得以考察其活动范围、规模与人员结构等；所收作品，可以反映出相关活动在某时段内的创作实绩， 而作者的思想面貌与创作特征也会在一定程度上有所流露；所含活动时间、地点、起因、经过、内容、场景等信息，更是提供了一条掌握相关活动情况的有效途径。再次，展现唱和活动的结构特征。明清唱和繁荣的一大表征，便是呈现出多元化的内部结构，涌现出一系列新颖的唱和现象。其中较引人瞩目的，应推中外唱和集。如明朝自正统十四年（1449）起多次派遣使团出访朝鲜，双方官员留下大量交流唱和作品，后由朝鲜官方汇刻为《皇华集》系列；清代则产生众多中日唱和集，如石川鸿斋辑《芝山一笑》、城井国纲辑《绘岛唱和》、永井久一郎辑《凇水骊歌》 等。此外又有我国海外侨民编纂的唱和集，如莫天赐辑《河仙十咏》。天赐为广东海康人，清雍正十三年（1735）至乾隆四十三年（1778）间执掌越南辖下河仙镇之政权。《河仙十咏》约问世于乾隆二年 （1737），凡收朱璞、陈自香等25位我国诗人与郑连山、莫朝旦等6位越南诗人及天赐本人之诗320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