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书局，2024年12月
ISBN：9787101169034
罗宁，四川成都人。文学博士。西南交通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唐代文学学会常务理事，苏轼研究会副秘书长。曾在美国威斯康辛大学麦迪逊校区、浙江大学、日本大阪大学访问。主要研究汉魏至唐宋时期的文学与文献。
苏轼，字子瞻，号东坡居士，四川眉山人。生于北宋景祐三年十二月十九日（1037年1月8日），卒于建中靖国元年七月二十八日（1101年8月24日）。嘉祐元年（1056）苏轼兄弟随父亲苏洵入京师，次年兄弟俩同中进士，嘉祐六年（1061）又同中制科，开始了他们的仕宦生涯。苏轼初为凤翔府签判，三年后还朝为官。治平三年（1066）父亲苏洵病故，苏轼兄弟归葬回乡。等到他俩熙宁元年（1069）年底再到京师时，神宗即位，王安石次年二月为参知政事，开始推行新法。由于反对新法，苏轼不久便外出为官，先后任杭州通判，密州知州，徐州知州。元丰二年（1079）他任湖州知州不久，被御史台官员逮捕，押送京师审问，此即乌台诗案。元丰三年至七年（1080—1084），苏轼贬居黄州，八年底回朝，先后任起居舍人、中书舍人。元祐四年（1089）出为杭州知州，六年召回为翰林学士，旋出知颍州，七年改知扬州，召回为兵部尚书，除礼部尚书，八年（1093）出知定州。绍圣元年（1094）自定州贬惠州，四年又贬儋州，元符三年（1100）放还，渡海北归，途中得旨官复朝奉郎，提举成都玉局观，任便居住。次年在常州去世。
苏轼是一位伟大的文学家，他的一些诗词和文章为中国人所熟知，但是关于《东坡志林》其书，知道的人也许不算多。不过，当翻到本书的第三条《记承天夜游》时，相信有不少人会想起这段也许在中学时代学习过的课文。如果细细阅读《东坡志林》便会发现，类似这样的篇段在全书中不在少数。《东坡志林》是苏轼留下的一部笔记小说，它为我们呈现出一个丰富多彩的苏轼的世界，妙趣横生，回味隽永。如果我们要了解苏轼丰富而曲折的人生，包括“其生平迁谪流离之苦，颠危困厄之状”（赵用贤序），感受其机智幽默的个性，领略其从容优雅的姿态，触摸其幽隐深慨的心灵，体察其诚笃坚毅的精神，管窥其博大包容的思想，那么《东坡志林》是值得仔细阅读和品味的。
中国古代的文言小说无所不写，无所不记，而记录见闻是其基本的写作原则。《东坡志林》也是如此。其书的大致内容，赵用贤序说是“纪元祐、绍圣二十年中所身历事”，元祐（1086—1093）是旧党执政而苏轼仕途顺利和生活愉快的时期，绍圣（1094—1097）是新党重出而苏轼贬谪惠州的时期。但实际上，本书各条的写作和题署的时间常有在此之外的，如卷一的《记游·记游松江》题元丰四年（1081），《修养·论修养帖寄子由》题元丰六年（1083），而卷一《记游·记过合浦》，卷二《异事·臞仙帖》，卷二《道释·赠邵道士》，卷三《异事·故南华长老重辨师逸事》等，均作于元符三年（1100）。从本书各条的写作时间和地点来说，有熙宁四年至七年（1071—1074）苏轼在杭州为通判时，也有后来被贬在黄州（1080—1084）、惠州（1094—1097）、儋州（1097—1100）的时候，可以说囊括其一生的各个时段。至于书中条文所提到的一些事情，有的是自己早年的经历甚至幼年时的见闻，如卷三《异事·猪母佛》提到苏轼和妻兄的事，《异事·先夫人不许发藏》写母亲和妻子王弗，都是苏轼早年在眉山时的事，而《异事·太白山旧封公爵》写嘉祐七年（1062）祈雨封神，则是他二十多岁在凤翔做官时的事情。《东坡志林》还记载了更早的一些人和事，如五代时的延寿禅师、尔朱道士、黄损等，宋真宗时的盛度、钱惟演、杨朴等，仁宗时的孙抃、单骧、张愈、章詧、费孝先、元昊、朱炎、范镇、欧阳脩等人，这些多来源于他的见闻，有些是早年在蜀中听到的故事，有的是入朝出郡时听前辈所说公卿士大夫以及幽人处士之事。至于书中写到或提到的苏轼同时代或稍早时代的人，如苏辙、刘敞、刘攽、王素、苏颂、李邦直、傅尧俞等，更有数十人之多，也从一个侧面可见其交游之广。
苏轼笔下对这些人和事的记载，不只是保留了珍贵的史料，也不只是让我们从他的经历和身边的人事去认识苏轼，其文字本身的优美和趣味，就带给读者美好的阅读体验。《记承天夜游》就是如此，我们从苏轼深夜造访张怀民的闲情雅致之中，也看到了两个“闲人”的空寂与寥落，身处黄州贬谪之中的苏轼，怎能不和张怀民同病相怜？同样在卷一《记游》中，《记游松江》则是苏轼在贬官黄州的寂寥中，回忆七年前他离开杭州时的欢愉，杨元素、陈令举、张子野以及刘孝叔陪伴苏轼乘船到了松江，夜半月出，置酒于著名的垂虹亭上，张子野作《定风波》词，“坐客欢甚，有醉倒者，此乐未尝忘也。今七年耳，子野、孝叔、令举皆为异物，而松江桥亭，今岁七月九日海风架潮，平地丈馀，荡尽无复孑遗矣。追思曩时，真一梦耳。”《记游》中类似的怀人忆旧之作很多，怀念黎錞、刘贡父，云：“二君皆入鬼录。坐念故友之风味，岂复可见？”（《黎檬子》）怀念刘原父、刘贡父兄弟，则云：“原父既没久矣，尚有贡父在，每与语，今复死矣，何时复见此俊杰人乎？悲夫！”（《记刘原父语》）又如《忆王子立》一篇，文词清丽，情感深挚：
仆在徐州，王子立、子敏皆馆于官舍，而蜀人张师厚来过。二王方年少，吹洞箫，饮酒杏花下。明年，余谪黄州，对月独饮，尝有诗云：“去年花落在徐州，对月酣歌美清夜。今日黄州见花发，小院闭门风露下。”盖忆与二王饮时也。张师厚久已死，今年子立复为古人，哀哉！
《东坡志林》中记人叙事的条文颇多，其中不乏有意记之、以广见闻者。如卷三《技术·费孝先卦影》记述蜀中的占卜大师费孝先的轶事后说，“聊复记之，使后人知卦影之所自也”。如果说他记蜀中老人讲尔朱道士的故事，孙抃赴举时曾见异人之事，虔州布衣赖仙芝讲述的黄损留诗之事，还有几分广异闻、资谈助的意味，那麽他记曹玮对王鬷讲元昊之事，记仁宗说“贾氏实曾荐昌朝”，记真宗信任李沆而不用梅询，陈执中向仁宗推举吴育为相而终未任命，还有神宗不鼓励告讦的事，颇有几分备史阙的用意，透露出他对为政为官的看法。
苏轼是一位文学天才，也是一位文化巨人，他的著作很多，除了诗词赋文等集部作品外，留下来的还有《易传》《书传》以及《论语说》三部经学著作，此外便是《东坡志林》和《仇池笔记》两部小说了。小说按古代目录分类法属子部，但实兼有史部的性质。《东坡志林》中的有些条文就有记录史实、以备史阙之意，而卷四《人物》中有的可视为史评，卷五《论古》则是史论之作。赵用贤序《东坡志林》，提到书中有名臣勋业、治朝政教、地里方域、梦幻幽怪、神仙伎术等方面的内容，这只是粗略的概括。从赵本《东坡志林》的29个门类设置上，便能看出其书内容的大致情况：
记游、怀古、修养、疾病、梦寐、学问、命分、送别、祭祀、兵略、时事、官职、致仕、隐逸、佛教、道释、异事、技术、四民、女妾、贼盗、夷狄、古迹、玉石、井河、卜居、亭堂、人物、论古。
这个分类也许不完全恰当，各门的条数以及文字风格、艺术水准也颇有差别，但门类的名称也许可以提示读者注意其书内容的多样性，让我们不至于被今人的小说观念以及对笔记的刻板印象所束缚。本来，小说虽为子书，却同时是一种“谈说理道或近于经”，“纪述事迹或通于史”，且常含有“诗话文评”（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卷二十九《九流绪论》下》）的自由体的著述形式。苏轼小说内容之丰富，行文之洒脱，文笔之简约，久为前人称赞。明人康丕扬在《东坡外集》序中就说：“若题跋、小说诸语，亦皆意指解颐，情景若画，令他人所极力而不能得者，公以微言画之而有馀致，文洵美矣。”袁中道也称赞到，“今东坡之可爱者，多其小文小说”（《珂雪斋集》卷二十四《答蔡观察元履》），所说的便是以《东坡志林》为代表的苏轼小说和题跋、杂记类文章。晚明王纳谏编《苏长公小品》，仅在卷四的“题跋”、“杂记”中就有数十个条段见于《东坡志林》，如《修养帖寄子由》《金刚经跋尾》《题李岩老》《记承天夜游》《记游松风亭》《记白水书付过》《书赠鲁元翰暖肚饼》《录赵贫子语》《书李若之事》《记刘原父语》《记石塔长老答问》等。可以说，《东坡志林》中的这些小说条段，对明人“小品”这一概念以及该文类的产生，产生了重大的作用和影响。
《东坡志林》中的绝大部分条文，都可以在中华书局的《苏轼文集》中找到（本书在题解中均已标出），大多数在题跋和杂记这两个文类之中，而题目多与《东坡志林》相异。那麽，这些文字到底是题跋、杂记还是小说呢？题目应该以何者为是呢？这涉及到我们对古人写作中题跋、杂记和小说的认识，需要我们进一步了解古人（宋人）日常书写的情境和文献编纂的复杂情况。题跋是宋代才开始流行的一种文体，而小说是一种至唐代已颇为发达的著作样式（书籍类别），两者的共性是书写时十分自由。题跋不受具体文体的拘束，如像赋、墓志铭、行状、传、记等文体那样，需遵从某些形式、体制、品格（风格）等方面的要求。而小说也没有一定的形式要求，如像纪传体史书、编年体史书、经注等那样从形式到内容上都有规定，而且有完整性、准确性、正式性等方面的要求。多条文丛集是小说最常见的书籍样态，但其中的每一条怎么写，写什么，文字的长短详略，情感的欢欣悲戚，事实的重大琐细，态度的严肃戏谑，书写的正式随意，都是自由的。题跋和小说不仅在写作自由上具有相似性，事实上它们在很多时候本来就是一回事。
看《东坡志林》就可以知道，苏轼喜好笔墨，他在闲暇之时，酒后茶馀，读书有感，欢会送别，睡前梦后，常在纸上留下一些简单题写的文字，甚至有的只是随手抄写一点古书片段或前人诗句，稍有感慨，略添数字而已。如卷一《修养·导引语》抄写了两段导引家的话，只是各加一句“此语极有理”和“此善譬喻者”而已。卷二《佛教·袁宏论佛说》前三分之二篇幅抄《后汉纪》的话，后三分之一是评论和感想。卷四《人物》的29条，多是掇述史实，然后加以点评，如第一条《尧舜之事》全篇抄写《史记》，后面东坡居士的话实际上只有一句。典型的又如卷四《亭堂·名容安亭》：“陶靖节云：倚南窗以寄傲，审容膝之易安。故常欲作小轩，以容安名之。”全文就只有这两句话，一引陶渊明，一说自己的一个想法。苏轼平常有书写记录的习惯，或闻事而记，或因事（出游、读书、做梦、访友、交谈等）而书，或怀旧忆人，或临别书赠，或自志心意，或品评欣赏，留下了大量片纸单幅的文字。这些在书家看来是珍贵的墨迹书帖，在文章家看来是题跋文、杂记文，在小说家看来是小说。这样的文字本来大多没有题目，当其另增题目而作为文章收入文集之时，便成为题跋和杂记，而当其汇集成一书，无论有无题目，无论有无分设门类，便是一部小说。明白了古人这样一种写作和编辑的情形，也就不难理解，《苏轼文集》题跋、杂记中的题目和赵本《东坡志林》多不一致，是因为它们基本上都不是原题，而是后人所加，其中一些甚至是不准确或错误的题目。从苏轼本人来说，他平日纵笔而成、随意题写的这些字纸，恐怕并没想将来把它们都编辑整理成为文章，收入文集。不过，选取其中一些编为小说，倒是苏轼曾经有过的计划。
《东坡志林》的成书情况十分复杂，苏轼生前未完成其书的编定，宋人编的《志林》现在又看不到，这就给今人留下了一个学术难题。
苏轼平生喜欢在纸上随笔书写，这些未定的文字，甚至原本就是草稿和废纸的书写，平时也有一些被收集起来。黄庭坚曾见到装有这些字纸的袋子：“往尝于东坡见手泽二囊，中有似柳公权、褚遂良者数纸，绝胜平时所作徐浩体字。……手泽袋盖二十馀，皆平生作字，语意类小人不欲闻者，辄付诸郎入袋中，死而后可出示人者也。”（《跋东坡叙英皇事帖》）大约苏轼在世时，黄庭坚曾见到苏轼放置片纸的两个袋子，苏轼去世后，他听说有二十馀袋。所谓“手泽”，是对先人遗墨或遗物的称呼，出《礼记·玉藻》：“父没而不能读父之书，手泽存焉尔。”黄庭坚这里的“手泽”，显然是对自己的老师以及苏轼之子苏过等人对父亲那些片纸遗墨的称呼，严格说来不是一种正式的书名。然而南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在小说家里便著录了一部名为《东坡手泽》（三卷）的书，并说是“今俗本《大全集》中所谓《志林》者也”，《直斋书录解题》著录《东坡别集》时又说，“麻沙书坊又有《大全集》，兼载《志林》《杂说》之类”。推测起来，陈振孙见到的这部《东坡手泽》大概是从苏过等人保存的“手泽”中辗转抄出的，而宋人刊印《东坡大全集》时，又将这部《东坡手泽》（加上其他来自“手泽”的文字）收入编印，而称为《志林》。今所见涵芬楼《说郛》卷二九保存的《东坡手泽》佚文15条，除“益智”条外均见于稗海本《志林》，而宋代文献中引及的《东坡手泽》佚文也见于稗海本《志林》，似可印证陈振孙的说法。四库馆臣论《东坡志林》说：“盖轼随手所记，本非著作，亦无书名，其后人裒而录之，命曰《手泽》。而刊轼集者，不欲以父书目之，故题曰《志林》耳。”（《四库全书总目》卷一百二十）这个说法是有道理的。
《东坡大全集》将“手泽”改名为《志林》，这个书名是书商胡乱取的吗？并不是。苏轼在去世那一年（建中靖国元年，1101）给郑靖老的书信中说过，“《志林》竟未成”（《与郑靖老四首》其三），可见他晚年确实有意写一部《志林》，但这《志林》究竟会是什么样的东西呢？苏轼没有说。现在能看到的最早的《志林》见于《东坡后集》卷十一，题为“志林十三首”（即五卷本卷五的十三篇）。一般认为《东坡后集》是苏轼生前编定的，至少其中的选文和编排是经过他认可的，但这并不能说明，苏轼心目中的《志林》本来就只有这十三篇，或者说，《志林》只收这类具有一定篇幅和思想性的史论文章。苏过曾说父亲“初欲作《志林》百篇”，才就十二（疑为“十三”之误）篇而病（《邵氏闻见后录》卷十四）。苏轼在海南时年老体衰，生活和写作的条件都有限，他还要忙着完成《书传》、《易传》、《论语说》，再花心力写“志林十三首”那样的史论文字一百篇，实在不可想象。他更有可能想过将“手泽”袋中的一些现成的条文（十三首是其中相对正式的部分），经修订而放入《志林》之中。《志林》作为书名，东晋虞喜已经用过，从其书佚文来看，包罗广泛，内容驳杂，正表现出虞喜“博学好古”、“博闻强识”（《晋书·虞喜传》）的特点。考虑到北宋小说的进化史，在苏轼的时代，正盛行着撰著笔记小说的风气，苏轼的师友便有《归田录》（欧阳脩）、《笔记》或《笔录》（宋祁）、《嘉祐杂志》（江休复）、《东斋记事》（范镇）、《梦溪笔谈》（沈括）等书，皆是随笔杂记之书，而苏轼在贬儋州的时候，苏辙也先贬雷州后贬循州，且在循州（治所在广东龙川县）时写了《龙川略志》《龙川别志》。在儋州的苏轼，不可能没想过留下一本类似《归田录》《东斋记事》《龙川略志》那样的书，《志林》应该就是苏轼为自己的笔记小说所取的书名吧。但和上述诸小说的内容多来自晚年追忆见闻不同，《志林》现在的条文多来源于“手泽”袋中的片纸单幅，也就是苏轼平时的随笔杂录，其内容更为驳杂，文字样态也更为丰富。
《东坡大全集》里的《志林》是什么样子，有多少卷，今天已不得而知。现今所传的《志林》共有三种，一卷本，五卷本，十二卷本。一卷本可追溯到《东坡七集》中的《东坡后集》（卷十一），13篇，各篇无题，后来南宋的《百川学海》、涵芬楼《说郛》（卷九十五）所收相同。南宋《经进东坡文集事略》卷十二至十四收16篇，称“自此以下十六篇，谓之《志林》”，各篇加题，原第五篇分为《范蠡论》与《子胥论》两篇，又增加了《宋襄公论》《士燮论》，故总为16篇。明代程宗重刻《东坡七集》本时，又将13篇重复收进《东坡续集》卷八的“论三十二首”中。五卷本源出赵开美（赵琦美）刻本，分29类，共202条（题），其卷五的《论古》，就是一卷本的13篇。此后清代《学津讨原》本、民国涵芬楼本等均据赵开美本而来，中华书局今刊入“唐宋史料笔记丛刊”中（王松龄点校）。十二卷本最早见于明万历商濬所刻《稗海》中，共364条，各条无题。后来清代《四库全书》、民国《笔记小说大观》所收为此本。赵开美本和商濬本的条文互有异同，商本有151条也见于赵本，赵本的13篇史论（即第五卷）则为商本所无。
以上三种《志林》合起来，去其重复，大约共有四百多条，多时期、多方面、多层次地反映出苏轼丰富的人生和思想。值得一提的是，三种《志林》中的这些条文，几乎都见于明代茅维刊本的《东坡先生全集》（中华书局《苏轼文集》的底本）的题跋、杂记、史评诸文类之中，而《东坡先生全集》的这些题跋、杂记，绝大部分又来自《重编东坡先生外集》。那麽，赵开美本的前四卷以及稗海本是从哪里来的呢？有学者认为，赵本可以追溯到南宋，但实际情况恐怕不是那样。赵本很可能是据稗海本或其来源之本（钮石溪世学楼藏本）进行编辑的，又配补上一卷本的《志林》13篇作为卷五，又从别处抄取了一些条文，汇成一书，并进行了门类划分。赵本和稗海本的密切关系，从这两个版本对于一些条文的分合相同，一些文字的残缺和错讹相同，便可以看出来，而这些相同之处，却与《东坡外集》以及《仇池笔记》等书相异。稗海本《志林》的内容丰富，而且有着较早的并且是独立于《东坡外集》的来源，因此本书除收入常见的五卷本的全文和注译外，又在附录收入了全部十二卷的稗海本《志林》的白文，以便读者阅读。大体而言，这两部《东坡志林》涵盖了一半以上的苏轼所写的故事、小说（或者题跋、杂记），有人生的阅历和感悟，读书的心得和见识，闻见的知识和趣事，以及各种非正式的零星的只言片语。希望读者能从其中初步体会到苏轼其人其文以及古小说的魅力，引起进一步阅读更多苏轼作品以及其他古代典籍的兴趣，由此进入到中国古典文学和传统文化的美丽世界。
最后谈一下本书的整理情况。本书收入两个版本的《东坡志林》：一是赵开美于明万历年间刊刻的《东坡先生志林》五卷，一是商濬于明万历年间刊刻的《东坡先生志林》十二卷（另有前言）。赵本《东坡志林》有详细的题解、注释（含校勘）和翻译。之所以选用赵本作为主体进行注释和翻译，主要是考虑到这样两个原因，一是赵本收录了十三篇史论，而这应该是苏轼设想过的放在《志林》中的内容，这些条文颇能反映苏轼对历史以及现实问题的看法，大多富有卓见妙识以及行文的技巧，值得一读；二是赵本分有门类，设有题目，尽管这些门类有失之琐碎的地方，题目有失之准确的地方，但可以给今天的读者提供一些接近苏轼小说的理解视角和方便之门。商本尽管来源较早，条文更多，但本来不过是宋代书坊《东坡大全集》中的版本，也不宜视为完本——《志林》原本就是一部未完之书。将商本内容作为附录收入本书，可以让读者更多地了解感受苏轼这类笔记小说的文字魅力。由于《东坡志林》的条文几乎都见于《苏轼文集》中，为了便于读者查对和进一步阅读，题解中将各条在中华书局本《苏轼文集》（孔凡礼整理）的卷数和题目作了标识。整理时还参考了张志烈、马德富、周裕锴主编的《苏轼全集校注》等书，谨致谢忱。由于个人的能力有限，在题解、校注和翻译中的错误应有不少，希望得到读者的批评指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