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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学专题编译 | ASR 中国律师事务所发展的组织生态学

Political理论志 · 公众号 · · 2021-03-09 10:30

正文

中国律师事务所发展的组织生态学

编者按 ：

在全球法律市场中，中国坐拥一些最年轻、也最大规模的律师事务所(后文简称律所)。如何解释中国律所在21世纪初的迅猛发展？本文延续了芝加哥社会学派和新制度主义组织研究的理论取向，提出了一个组织发展的生态学理论。作者认为，同一行业的组织构成了一个生态，并在其中进行互动。这些组织各自占据不同的生态位置，并采取不同的互动战略。中国律所生态中，至少有如下四种律所类型——国际通才型（global generalists）、小型精品型（elite boutiques）、地方联盟型（local coalitions）和空间租赁型（space rentals）。而这一生态中的互动过程包括竞争、共生、调试、同化，纯化和无产化。这种从社会空间定位出发、研究组织增长空间和过程模式的组织生态学理论，展现了一种通过社会互动研究组织历时性变化的基本逻辑。

文献来源 ：

Liu, S., & Wu, H. (2016). The ecology of organizational growth: Chinese law firms in the age of globalization.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 122(3), 798-837.

中国律所三十年

中国律所的发展历史很短，甚至不到三十年。1992年南方谈话后，合伙制律所形式被批准。至今可见的大部分精英律所都创始于92-93年。同一时期，境外律所开始进入大陆市场，并占据了当时的高端法律服务市场。初生的小规模中国律所缺乏从业经验，在英美大型跨国律所的夹缝中艰难地寻求机会。

直到2002年，中国还没有一家律所有能力雇佣100位具有从业资格的律师。而到2015年，中国最大的律所大成，坐拥4000多名律师和51个办公室，其中有8个位于中国大陆以外。在与德同合并后，更成为了横跨五十多个国家，拥有超过6500名律所的全球最大律所。这一飞速发展是如何实现的？

在2001年加入WTO后，中国经济腾飞拉动了法律服务需求，为中国律所发展提供了转机。另一方面，中国律所的发展得益于司法部对境外律所的限制性政策。由于司法部禁止境外律所从事中国法律业务或雇佣中国律师，中国的律所得以成长为独立的生态系统，而不会像其他很多发展中国家的律所一样，被英美律所吞并或经历结构性重组。

中国律所的爆炸性发展发生在2000年代中期-2012年。在这一段时间中，以大成、德恒、金杜为代表的大型律所在中国增设了大量办公室。奇迹般崛起的盈科是这一段发展浪潮的极端例子。不同的是，曾位列中国最大律所之列的君合和中伦却保持了稳健的发展速度。而海问、方达、汉坤等小型精品律所没有加入扩张浪潮，始终维持在 100 -200 名律师的规模。

图1:1989-2012年中国七大企业制律所的国内办公室数量

但到此时，中国律所还没有向海外拓展。08年金融危机给英美律所造成了实质性打击，而中国律所伴随着快速恢复的中国经济，开始走出国门。

中国律所是如何在短短十年内成长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巨型律所的？ 又该如何理解不同律所的差异化发展路线？ 本文力图于对以上两个问题做出解释。

理论与方法：组织发展的生态学理论

虽然学者在研究公司组织时注意到了外部社会环境对组织的影响，关于律所的研究几乎只关注律所内部结构和单个律所发展。例如，人力资本理论和合伙人晋升锦标赛理论都试图从律所内部做解释。在本文中，我们将采用不同的方法，我们将个体律所置于一个生态环境中，然后通过律所之间的相互影响来分析律所的发展模式。这一理论有两个来源：

• 新制度主义组织分析 认为，为了获取合法性，组织的正式结构会逐渐趋同，组织的正式结构与实际运作逐渐分离。这一理论很好地解释了律所在规模、企业结构、管理模式等方面的同质性现象。

• 与之相反， 芝加哥学派的人文生态学 关注组织间的差异性，关注竞争、冲突、同化、适应等互动过程的影响。人文生态学被介绍到组织分析后成为 组织种群生态学 (population ecology)，从宏观层面对组织密度进行分析。但本文的方法在本质上是微观层面的 互动理论 ，因此异于前者。

本文数据来源于2010至2013年间，作者与12个中国律所的39位律师的深度访谈。

通向巨型律所的三条路径

• 国际通才型 ：金杜律师事务所——国内同化与国际共生过程

国际通才律所规模大、业务全面，部分业务来自跨境交易和国际客户，并位于生态系统等级顶层。

正如新制度主义的组织趋同理论所预测的那样，以金杜为代表的国际通才型律所延续了英美大型律所的发展道路。例如，金杜是第一个为全部合伙人采纳锁定等级制度的中国律所。金杜的国内扩张方式也与英美律所相似。金杜通常外派合伙人到某一地区成立新的办公室，而不是在当地招募合伙人，这样做使金杜始终保持一个高度融合的律所结构，每个办公室使用一致的管理方法，提供标准化的法律服务，这一过程即为 国内的同化过程 。

在海外扩张上，金杜也追求英美律所模式。2012 年，金杜与澳大利亚律所 Mallesons合并。据一位合伙人讲述，这一举动的主要目的并非追求利润，而是借鉴西方的管理经验，因此在正式场合的用词上使用“战略联盟”而非“合并”。这种 共生并存的联盟战略 使得双方在品牌共享和业务互荐上占优。

• 地方联盟型： 大成律师事务所——国内调试过程

地方联盟型律所指大型、业务全面、办公室网络松散但具有较高地方嵌入性的律所。这一类型位于律所生态的第二阶梯，客户的国内覆盖度更广，但涉外业务不多。

地方联盟型律所以大成为代表。对内，大成实行的是传统的 提成制 ，律师收入完全取决于个人的创收能力。与锁定等级制相比，这种模式更加个人主义，也更容易招募到大量年轻的律师。

对外，大成采用 “特 许经营”模式 。通过支付一定的品牌加盟费用，当地已经成熟的地方律所可以加入大成体系，享受律所的名声和标准化操作流程。结果是，大成的律所遍布中国几乎每一个省份，地理覆盖性极广。当地律所调整结构和管理模式，以适应北京总部的要求，从而获取品牌收益的过程，可以被称为“ 调试 ”（ accommodation）。

• 空间租赁型 ：盈科律师事务所——无产阶级化

空间租赁型律所有点像出租连锁办公室的企业，通常是由非法律从业者投资的。这类律所介于企业和个体律师之间，在行业生态中的声誉较低。

2001年才改制为合伙制律所的盈科属于后起之秀。直到2007年，盈科的规模都很小，处于行业的边缘位置。但是到2012年，盈科已经成为国内第二大律所。这是如何完成的？首先，巨大的资本实力使盈科有能力提供面向律师的 “低成本”方案： 律师只需缴纳很少的固定管理费用，就可以拥有办公室空间和律所支持，这一模式对二三线城市的和年轻律师尤其具有吸引力。

其次，盈科采用的 “职业管理者”制度 彻底改变了律师与律所间的关系。通过签订劳动合同，律师不再是共享生产资料的合作伙伴，而是不分享公司股权的下属员工。这种律师的地位下降让人联想到新马克思主义职业社会学中的 无产阶级化 （proleterianization）。

扩张，还是不扩张？

这是个问题——小型精品型律所的发展

另一种刻画律所发展战略的组织间关系是竞争。例如，大成通过国内的侵略性扩张弥补其在国际市场上竞争力不足的短板。而对金杜来说，与Mallesons的战略联盟将帮助其融入国际法律市场。事实上，竞争压力往往导致律所采取扩张战略。在这方面，以海问为代表的小型精品型律所是一个重要的例外。

为什么规模对于其他类型的律所来说很重要，但却对小型精品型律所不起作用？“信号”理论可以提供一种解释。对于缺少内部律师的企业，尤其是省级层面的国企来说，律所规模和海外办公室数量就代表了律所的质量。而在高度专业化的领域，如IPO、风投、私募等，金融机构对律所行情非常了解，也就不需要信号存在了。

尽管如此，精品律所也会感受到与其他类型律所竞争的压力。精品律所对此的回应是有意识地 “纯化”（purification）自身，通过维持小规模和有限的业务领域，反而能占据专业化市场。这也印证了种群生态学的一个理论：大型组织的兴起会对中型组织造成威胁，而不会对小型组织威胁，小型组织甚至会因为生态中组织总数减少而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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