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谢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提供这个机会，使我与我看过的书的作者坐在一起。换句话来讲，如果不是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办这个会的话，恐怕这些不同学科的学者也不能坐在一起。所以，从我们这一行来看，《中国社会科学》杂志是一个媒介，由于这样一个媒介，才改变了我们开会人员的组成、讨论的成果甚至讨论的方式。今天听了老师们的发言，我很受启发。张福贵老师讲了怎么理解学术体系的问题，而且大家也讲到了我们面临的学术研究的中国特色的问题。我认为学术与学科一个很大的不同是，学术是动态的，是问题导向的，而学科在某种意义上是固定的。学科应该给学术研究提供资源，学术研究应该不断地为学科提供新的资源。前面大家讲了关于中国的变革问题。从我的研究领域来看，我觉得需要注意另外一个变革，就是大家可能忽视的媒介的变化。
中国目前的传播状况用我们所讲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来描述的话，是非常贴切的。从中国的传播媒介史来讲，第一次传播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是晚清的印刷报刊，现在面临的是第二次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样一种新传播技术的变革，其实已经改变了我们在座各位讨论学问和思维的方式，包括生活方式的变革。在座的大部分是老师，现在老师面临的一个最大问题就是学生课堂上用手机。这不是一个个人的道德问题、纪律问题，而是新技术给我们带来的上课形态的一种变化。所以，教育界现在讨论将来大学还存不存在，是不是现在这个样子。现在这一代学生思维的“散点”很多，但是很难归纳成自己的一种逻辑，不深刻。我想这是因为我们是印刷媒介培育而成的思维，而学生是数字思维，是图像思维、视觉思维。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恐怕我们要重新理解传播媒介对现实、对人的变革的问题。从新闻传播来看，我认为要建立自己的学术话语体系，实际上面临着一个范式转型的问题。也就是说，我们以什么样的一种研究思维提出问题，以什么样的一个预设来看当前发生的变化。下面我想集中谈三个问题。
第一个是新的传播范式的变革。
如果让我用一个比较具象的方式描述在数字媒介出现之前，我们大众传媒的传播范式，我想是一个喇叭型的。它是以点涉面的、标准化、供应式的，大家在同一个时间用同一种方式来接触同一种内容。所以，用喇叭型描述这个范式我觉得非常形象化。但目前的变化用我的话来说，是“千手观音”时代。千手观音的每一只手里都有一只眼睛，所以现在是千手千眼的时代。我们习惯于用进化的观点解释现在的变化，就是先有了印刷，然后有广播、电视，再加上电脑，好像是一步一步慢慢变化。实际上，每一种媒介形成了不同的传播范式和传播形态。从这个角度来看，数字媒介出现之前的大众传媒好比是“公共汽车”，而在数字时代我们的媒介手机好比是“共享单车”。如果这样来比较的话，那么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形态。因此，我们现在不是要在原来的大众媒介传播体系上再加一点什么。如果分开来看的话，这里牵涉的是两个不同的形态，那我们究竟该如何来理解新媒介？媒介融合的问题并不是一个生产流程的变革，也不是一个文本的变革，而是整个传播实践和范式的变革。在此过程中，人的身体的传播、口头的传播和大众媒介的传播，用数字技术在一个新的平台融合。所以，从社会层面来讲，这是社会形态的变革，如同卡斯特所说，现在是网络社会的崛起。这不是一般意义上说的经过人脑两端，也就是机械和社会脉络之间的一种互动，而是人类心灵的不同向度的重新结合。这会改变人的感知，再也不是原来那种感知的方式，因而带来的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人的生活和存在方式发生变化。
从一般意义上来讲，媒介进来之后会发生这样的变化，但从中国的数字实践来看，我们其实与西方是有不同的，变化是非常之大的。我给大家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大概两年前有两位从美国回来的华人学者在浙江大学做了讲座，讲座结束后两个人到杭州一家饭馆里去吃饭，坐在里边没人来问他们要点什么菜。结果他们就问怎么没人问我们要点什么菜。服务员就说，打开手机，在APP上点菜。这就是一种生活方式完全改变的例子。我的意思是说，在一般意义上新的传播技术会带来变革，但从中国实践上来看，我们目前的新媒体技术处于一种领跑状态。在这样一种情况下，我们要考虑我们的理论或者研究究竟该怎么来做。
第二个是对媒介的重新理解。
在人文传统里，媒介常常只被看成是一种手段或工具，人与媒介之间实际上是一个主体和客体的关系，是对象的使用问题。但是，我们从来没有想过媒介是怎么被使用的。你能随心所欲地使用媒介吗？读报纸和看电脑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方式，媒介起到中间调节的作用。媒介一定是和媒介的运作联系在一起的。有人说媒介牵涉到四个层面的问题：一是它的技术问题，二是它的制度层面的问题，三是它的组织方式问题，四是它的内容呈现和体验的问题。四个层面结合在一起，我把它称之为媒和介之间的一个互动。这与汉字里的“媒”字是吻合的。汉字里的“媒”就是谋合二性者。所谓媒人，要把两个不同的人变成新的一种关系，这就相当于我们现在媒介所起的作用。媒介之义应该这样来理解，它不只是一个工具问题，也不只是一个手段的问题。南帆老师讲要把传播体系的问题列入文学研究内容，我觉得这是非常有道理的，其中包括印刷媒介的出现是如何改变了整个文学的一种承接方式。新媒介会颠覆原有的格局和关系，引起社会的新的变化。所以，原有的那种生活方式会遇到新的挑战。我们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觉得这是我们现在各个学科讨论自己的知识重建时可能遇到的一个极大的问题。比如说苏力老师是做法学的，现在法律中的审判要引入数字技术。这其实不只是一个技术问题，将来怎么来认定这些东西会引起观念性的极大变化。目前，社会学与经济学理论也面临着数字金融的极大挑战，原来的经济学理论是不是还合适？也就是说，我们在哪一点上来重新理解我们的现实。马克思曾经讲过，希腊人幻想的基础是不能跟铁道、机车和电报并存的。我想起本雅明写过的一篇文章叫《讲故事的人》，里面说由于印刷报纸的出现使说书人消失掉了。这是不同的传播方式和社会关系的变化，也是主体之间互相认知的一种变化。
第三个是新闻传播学学术体系的建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