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饶毅：之前有人推荐一位「杰青」任院长，一看就是「浮躁的典型，发了一批没意义的论文」

生物学霸 · 公众号 · 生物 · 2025-03-23 17:59

正文

本文来源：饶议科学全文略做删减

近日，饶毅正式卸任首都医科大学校长。3 月 18 日，饶毅在其个人公众号发文「第一个 6 年的回顾」回顾其任首都医科大学校长及北大生科院院长、北京大学理学部主任，文章提到其「2019 年 6 月上任首都医科大学，2025 年 3 月超龄 3 年卸任」。

饶毅认为「教授聘任体系是高校改革的关键问题」。「近年有人给我递上外地一位杰青的履历，建议任首医的院长。我一看，这是浮躁的典型，发了一批没意义的论文，恐怕还很能在江湖游玩。这种人，如果引进，树了歪的标杆，就害了一个单位。这类人不是个别，就是因为很多单位死不改革。单位领导怕得罪个人，不怕得罪中国、不怕浪费中国人民投入高校的的资源，不用担心责任。这类人不仅多，而且没有矛盾，频频晋升。」

全文如下（略做删减）：

【2007 年全职回国至今 18 年，其中两个六年主持行政，2007 至 2013 年的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2019 至 2025 的首都医科大学。两者有相同之处，也有不同之处。回顾需要有时间间隔，既看的更清楚、也更客观、另外不影响进程，所以目前只宜回顾迄今已经过去了 12 年的第一个六年。

北大生科院和北大生命科学学科整体成为静心学术之地，与体制改革、氛围改良、文化传承等密切相关。

一个好的学术机构，有合适的机制招聘和支持优秀的人，有一定的退出机制进行严格但间隔充分时间后的考验，有好的内部和外部学术交流文化，就不急：有青山绿水就会源远流长】

1、渊源

我国高等教育和科学机构的发展，近代仅一百多年。其中有很长时间是我国在世界上相对落后，在经济上相对困难，在其他很多方面有待发展。国立科学研究机构在 1920 年代后期中央研究院成立不久，就遭外敌入侵时期。1950 和 1960 年代，主要是在高度选择的领域解决一些关键问题。1980 和 1990 年代，理工科人才大量出国，一方面提高了水平，但对于国内机构，一时因为人才外流而出现很大的问题。一些高校、研究所招聘困难，科学院一批研究所所长、高校一大批学院院长都青黄不接。而且越是高水平的大学和科研机构，困难越大。高校的 985 计划、科学院的知识创新计划后，经费逐渐提高。但大家仍不清楚是一过性的、取决于特定领导决策的，还是长期稳定的发展。

在 2000 年代，北大和清华都有明确的共识和高度的改革意愿，而且两校有高度的协调，所以几乎同时招聘施一公和我分别主持两校的生命科学学院（生科院）。

两校在之前用过研究所或中心进行部分试点，积累一些经验/教训，为整建制学院全面改革工作做了铺垫。

两校都用一个理科的学院进行改革的试验先锋，因为理科的目标、标准、规范容易有高度共识。一公和我全职回国，恰好有助于两校改革。我们当时 40、45 岁，也对工作能够完全落地提供了保障。两校预计我们至少工作十年，如果太困难，不够时间，应该也会继续支持。后来速度快于预计。

以学院率先改革，通过实践，总结经验教训，再决定是否推广、如何推广，是大型学校的稳妥途径。

2 基础

一般容易误认为两校的生命科学是中国第一。

两校的数理化曾经全国第一，特别是北大的数学长期全国第一。但是，两校的生命科学，2007 年之前，只在教学第一，而研究从未全国第一。

1949 年之前，两校的生命科学都不够强，与同在北平的协和医学院有较大差距，与燕京大学在生物学研究力量上也有差距。

1952 年清华和燕京的生物系被并到北大，北大生物学本科生教育全国第一，但中国科学院多个研究所的研究长期领先。1950-1970 年代落后于上海的生物化学、生理学、药物、植物生理、细胞生物等多个研究所，1990 年落后于后与北京的生物物理、遗传发育等几个研究所。2004 年成立的北生所更是很快一马当先。到 2007 年，如果与科学院单个研究所相比，北大生科院可能在第 8、第 9 左右。在校内，北大的生物系也不如北大的数学、物理、化学，而且应该承认是远不如。

我曾总结中国 1900 年至 1999 年生命科学最重要的 8 项研究，无一在北大生物系。北大曾参与胰岛素合成，但主要是北大化学系的老师参与科学院生化所主导。北大生物系的老师也参与过胰岛素结构的 X 线衍射分析，但科学院是主力，里面有北大校友，但北大生物系也非主力。

所以，北大 2004 年左右决定全球招聘生科院院长，是用一个相对较弱的学科和院系进行改革试点。这是明智的决定，如果不成功，不影响最重要的几个院系。

北大（清华）校领导层有远见、有共识、有担当，职能部门看在眼里、记在心上。我的任期中，真心觉得职能部门真好，我有时反驳外界、包括海外华人的「误解」。后来我才意识到，中国各高校如果两位一把手很好而且配合，领导班子就很可能很好，而职能部门就会按领导的导向。这一经验，其实也适合于其他单位。

我在生科院期间的工作，看上去是生科院的变化，其实有很大程度是校领导的支持和职能部门的工作。北大生科院的柴真书记人品很好、工作能力强，团结带领学院。

3 问题

教授聘任体系是高校改革的关键问题。

在全国的高校，都遇到教授聘任体系改革的阻力。其核心是一旦聘任，就要终身。这一问题，衍生很多其他问题。

各个单位都知道事实终身制的问题。就有常规的对付方法：聘任之初不给很好的条件，招聘人数多以防止有些人不称职，聘任后每年述职，收入低，每年根据述职给奖金，然后还有多种奖，以补年薪的低。确实是终身制，但支持永远不够。

例如，根据老师具体讲了几门课、每门课的课时而发讲课费就是非常不合理的补充。老师的年薪如果足，就包含讲课的工作。讲课费一件看起来的小事，但它不仅是老师个人待遇，而且立即牵涉课程设置是为了教育、为了学生，还是为哪些老师有收入的问题。

因为支持不够，所以对老师的评审工作一般是走过场。但过场又太频繁，至少每年一次，用浅显的数据，而不深入认知，造成高校老师的人心浮躁。学术没有得到加强，而肤浅甚嚣尘上。

近年有人给我递上外地一位杰青的履历，建议任首医的院长。我一看，这是浮躁的典型，发了一批没意义的论文，恐怕还很能在江湖游玩。这种人，如果引进，树了歪的标杆，就害了一个单位。这类人不是个别，就是因为很多单位死不改革。单位领导怕得罪个人，不怕得罪中国、不怕浪费中国人民投入高校的的资源，不用担心责任。这类人不仅多，而且没有矛盾，频频晋升。

还有很多单位，招聘的教师不让独立，而成为院系领导、老教授的手下助手。说是给新聘老师资源、空间、研究生名额，其实是给校领导、院领导、系领导自己的课题组提供资源。而年轻人的晋升依赖为上级、为老教授服务的态度和「贡献」。有些小群体，不讲学术标准，竞争晋升是一个小团体与另一小团体的博弈，儿戏般视高校为江湖。

在 2007 年的北大，以上问题小于、少于 2025 年全国大多数高校，但也有一些。

但是，全国都容易出现的是，领导、院士、老教授自己的学科或者自己的学生，容易继续扩大，而长期缺乏的重要学科可以没有人关心。而新兴学科，就更容易无人关心。

这样的体系不改，院系的学术和发展就从属于领导和院士的人事关心。科研、教学、文化、服务都受影响。

4 个人

从现在回顾，恐怕一公和我都有一定个人感想而回国。

当时，很多人不愿意回国。今天，也没有几个 40 岁年龄段的教授回国，一方面不一定能够 45 岁以下成为国际的讲席教授，一方面各种其他的考虑。

一公的情怀里面包含对清华的感情。

我没有北大情节，虽然到任后隔一段时间会查北大档案里面家人情况，但到任之前完全没想过，不知道后来会查到那些有趣的细节（北大的学生档案保留很好，一百年前我太外公的弟弟在法学院预科、本科和国立大学第一届研究生期间有两三门不及格）。我三舅是 1953 年江西高考第一入北大物理系的优秀学生（包括在北大的每一年）。

但我从 1995 年开始，部分时间从美国回中国是在科学院从旁协助教学、科研。

到北大主要是考虑自己的教学兴趣。当然研究重要，而且是需要大力提高的，但在北大我还可以发挥自己讲课的热情和特长。

我估计自己有管理的时间和能力。一个因素是我自己不喜欢动手做实验，主要是思考和设计，这样我在美国期间一天至少有半天空余，除了读文献、读书、读历史之外，做助理教授第二年就开始有时间写科普文章。喜欢做实验的人经常自己做或者干预学生，这些时间对我都省出来了。一个因素是因为我知道自己能够公平。我没有想到的是，后来有熟悉我几十年者为其他事情急了，说「你是没有妒忌心的，所以你不能理解」。我当时有点愕然，现在反过来思考，可能妒忌心不能太强有助于开展行政工作。

5 实践

高等院校体制改革的关键是教授聘任晋升体制的改革。如果这一改革成功，其他迎刃而解。

迄今，我国高校已经完成这一改革的只有两校。两校生命科学学院全建制率先完成。

两校都是「只做不说」，所以虽然工作有条不紊，但没有清晰的总结，后来很多人其实不知内情，也不知多少问题是怎么解决的。所有能够想象的问题，一般都出现了，但也都有办法解决。

北大坚决支持生科院全面建立新体制，北大和国内常称为「预聘制」，我现在称之为「职道制」。以新人新办法的方式，新进的全部实行，有两位到岗不久的自愿提出后加入。全部是全球招聘，设定程序评审，依赖对工作水平和个人潜力的切实评价、从不用文章的篇数或所在刊物。拒绝过两位在 Cell 发过两篇文章的申请人，后来都被证明决定是对的，一位后来被发现是造假，一位是只会做，不能独立思考、设计。这两位都在 2012 年之前，那时中国、华人发文章还不容易，现在这种人数量已经大大增加，如果按文章的刊物、篇数，恐怕不少单位要深受其苦、深受其害。

招聘不能任人唯亲，如果与原导师方向接近就不可能被招聘。另外也不加强江湖做法。曾有院士的博士生，在国外著名大学博后期间在 Nature 发表过文章，而同学科抱团认为当然应该招聘。但评审过程中，因为分析其研究、论文的实质，讨论之后投票没有过。改学科的很不高兴，几年不合作，但不仅失去这位没有可惜（后来在其他单位并未作出重要工作），而且学院照样发展，不因一个学科要近亲繁殖不成而抗议就难以为继。还有一个当时很大的学科，也因为不高兴而有几年不合作，但也一样没有影响学院的发展。坚持正确的体制、正确的方向，终将发展。

2007 年以来，学院从不以「帽子」取人。目前国内很多单位招聘居然前提条件是申请人获得某种帽子、或者待遇直接与帽子挂钩。北大生科院自从我上任后，学院对教授是否招聘、什么待遇，与外界帽子无关。教授要帽子是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不是学院与教授的关系。久而久之，学院的老师知道需要认认真真做校内的工作，帽子是业余课外作业。学院的帽子最后也不少，只是不受提倡，可能遇到我的时候，有些老师还不好意思说、稍微有点隐瞒。

饶毅：之前有人推荐一位「杰青」任院长，一看就是「浮躁的典型，发了一批没意义的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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