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说是技术发明了人性？

“万物存在的理由，是为了人类的永恒福祉。”这句话在当下看来很荒谬，历经哥白尼、牛顿、达尔文等人的研究发现，我们已经逐渐走出了人类中心主义的封闭圈，清楚地知道人不过是浩瀚宇宙中的沧海一粟。尽管如此，人类中心主义的论调一直存在着，无非是它会披上不同的外衣。

这一论调主张，万事万物之所以存在，有且只有一个目的——为了满足人类某一方面的需求。比如，为什么有小麦、大米这样的粮食作物，是因为人要吃它们，为什么会有牛、骡这些牲畜，是因为人要用它们……当下，我们都很清楚地知道，诸如牛、马、小麦、玉米这些自然生物同人类一样，都是自然造物的结果，现在面对这些对象时，人类中心主义也稍有收敛。

但是，在诸如科技有没有自主性，人类是否完全由基因操控等问题上，依旧存在着诸多的争论，人类中心主义的影子依旧闪现着。

关于科技是否有自主性的问题，主要分正反两方。反方认为， 科技是人类智力的结果，其存在目的也是为了辅助人类的诸多活动。 而正方则认为， 技术有其自身的逻辑，人类不过是技术借以诞生的性器官。

《浅薄》一书中，称反方为工具论者，正方为技术决定论者。工具论者们认为，技术是没有意志的、中立的人造产物，完全服从于人这一造物者和使用者的意识与愿望，技术只能用来实现人的目标，它们自身没有目标可言。

决定论者则认为技术进步有其自身的逻辑，这是一股人类无法控制的独立力量。马克思说“ 风力磨坊带来了封建地主社会，蒸汽机磨坊带来了产业资本金社会。 ”认为技术一直是影响人类历史进程的首要因素。最有代表性的决定论主张自然是麦克卢汉在《理解媒介》一书中所描绘的：“ 人仿佛成为机器世界的生殖器官，正如蜜蜂是植物界的生殖器官，使其生儿育女，不断衍化出新的形式一样。 ”

后来的凯文·凯利等人也秉持了麦克卢汉的观点，凯文·凯利在《科技想要什么》一书中甚至写道，“ 人性──需求、欲望、恐惧、原始本能和最崇高的理想──不断地被我们自己和我们的发明所改造。 ”

凯文·凯利的这一主张对很多极简主义者和坚持人类独特性论调的文艺青年而言是一种大逆不道的说法。在他们眼中，作为万物之灵的人类，竟然莫名其妙地受控于工具，这样的观点简直是对人类的诅咒。如果人性真地可被技术改变，且在历史演进的长河中也是一直随着技术而改变的，将是对人的自由意志的最大挑战。

透过那些具体的技术发明，回到技术最本质的逻辑——什么叫技术—— 技术是人类面临某个问题或者挑战后，通过某种方式解决这个问题或者克服这项挑战的结果 。这是一个天然存在的逻辑，不是人类的发明，也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这个逻辑借助于一代一代的人类，不断地繁衍、迭代、进化，诞生了一系列技术产品，也引发了一连串的人类历史变动。

从这个角度而言，并非人在发明和推进技术，而是技术的逻辑在借助不同场景的人，借助人类代际之间的传递链，不断地发展和壮大自己，人类不过是技术发展其自身的一个通道而已。

所谓 “人性”、“自由意志”等意识形态，都是大脑的产物 ，人类之所以觉得自己有别于地球上的其他生物，最根本的原因在于人类是唯一有自我意识、自由意志的生物，这一切皆由于我们有一颗很发达的大脑。但是人类的大脑并不是天生就很发达的，最早的人类祖先，也不过是一群穿行于东非稀树草原的古猿，像其他生物一样在寻找食物和躲避被捕食之间小心翼翼地生存着，它们当时的所有行为也完全是由基因控制的。

在演进的过程中，因一次偶然的机会，早期人类发现了火，并且掌握了火的使用方法，开始用火来煮或者烤食物。在此之前，人类祖先和其他动物一样，大部分的身体能量主要用于消化系统的新陈代谢。 火的发现和使用相当于给人类祖先外挂了一个胃，人类祖先的消化系统负荷大幅度降低，消化系统也开始缩小，更多的能量用于大脑的生长，大脑不断变大。

大脑的不断发育，让人类渐渐有别于其他动物，拥有了自己的意识，不再完全受基因桎梏的约束，开始寻找并创造一些工具以拓展自己的能力。这是技术塑造人性的第一阶段。

在漫长的人类进化长河中，技术一直遵从着“被发明——被使用——被改进”的前进轨迹，与此同时，技术的使用也让人类发生着改变。在长期使用一些技术的同时，人类的一些神经回路会得到强化，而另外一些回路则逐步弱化。

据一项研究显示，自从车载地图和手机地图流行后，伦敦出租车司机的大脑也发生了显著的变化。由于司机们越来越依赖于地图而不是自己的记忆，他们的大脑中的海马状突起和其他相关的空间建模与位置记忆的大脑部位都发生了结构和功能上的变化。

“在基因密码为我们设置的智力护栏和行为护栏之间，道路很宽广，掌握方向盘的是我们自己。” 尼古拉斯·卡尔在《浅薄》中形象地描写到“ 我们通过我们的行为和行为方式，时时刻刻，日复一日，有意识地或无意识地改变着神经突触之间化学物质的流动，从而改变着我们的大脑。 我们通过树立榜样、创办学校、使用传媒等方式，把自己的思维习惯传给我们的子孙，一并传承的还有我们大脑结构的改变。”

人类和自己发现或者发明的事物之间，一直在驯化与反向驯化之间往复着。以小麦为例，一种原本生长在两河流域（今伊拉克一带）的不知名的野草，因为一位人类伟大女性的无意发现——采集过程中，掉落在地上的颗粒在第二年居然又长出了新的麦苗——此后，她将新采集的麦粒分为两部分，一部分食用，一部分当做种子。

一株麦穗大约有80粒麦子，从这位人类母亲意识到麦子可以通过种植而在第二年收获的那一刻起，麦子便开始了它以80的N次方级的增长，很快小麦便传遍了地球各大陆。表面上看，小麦是为人类服务，为人类提供较为稳定的能量，可以让人类定居、生养更多的孩子……如果站在小麦的角度看，会得出截然相反的结论——人类其实在为小麦服务。

小麦不喜欢石头，也不喜欢和别的植物分享空间、水、养分等，人类便不得不忍受腰酸背痛把地里的石头捡干净，平整好土地，在烈日炎炎下除草、驱虫。为了给小麦提供水，人类从远处的河流引水，发明各种灌溉技术，费力挑送粪便等养料到地里，以滋养小麦生长……

只要走出人类中心主义视角，站在不同的角度来看问题，我们便能看到，生物之间是一个双向塑造的过程。昆德拉在《生命不可承受之轻》中写道：“一个人简直是牛身上的寄生虫，如同绦虫寄生在人身上：我们吸血鬼一样吸吮着牛乳。非人类的生物可能在他们的动物学书本里这样来界定人的：‘ 人，牛的寄生物。 ’”

“人算不如天算”， 技术的逻辑是遵从天算的 。人则很容易在打自己的如意算盘时，产生一种虚假的掌控感，陷入人类中心主义的怪圈，忘记了自己不过是大自然算盘上的一颗算盘子，抑或是大自然棋盘上的一粒棋子。

我们通过工具来达到扩展自身力量和控制周围环境两个目的，根据技术补充或者放大我们自身能力的不同方式，技术大致可分为四类：

第一类：犁、针、飞机、汽车等，它们扩展了我们的体力、灵巧和速度等能力；

第二类：显微镜、放大器、望远镜等，它们扩展了我们的感觉范围和敏感度；

第三类：核电站、水电站、避孕药、转基因食物等，它们让人类能够改造自然，使其更好地服务于我们的需求和欲望；

第四类：钟表、地图、计算机、互联网等，它们扩展和支持我们的脑力活动。

不管是像尼古拉斯·卡尔所言的“ 每一项技术都是人类意愿的一种表达 ”，还是像麦克卢汉说的“ 媒介即 人的延伸 ”。技术的确是借着人类出生的，但是，使用任何一种工具的同时，我们的大脑结构和意识形态也发生着改变。

在可预见的未来，生物学意义上的人类甚至会消亡，但技术还是会按照自己的节奏往前发展。

纪伯伦在《论孩子》中写道：“ 你们的孩子，都不是你们的孩子，乃是生命为自己所渴望的儿女 。他们是借你们而来，却不是从你们而来，他们虽和你们同在，却不属于你们。”技术之于人类，或许也像这样一个孩子。

很多人之所以无法接受“技术创造人性”此类的说法，或许更多的是无法接受人类失去掌控感的那种恐惧，正如当下很多人面对人工智能将会如何影响人类社会而产生忧虑一样。

《论孩子》的最后一节，或许可以作为我们该如何面对科技、面对未来的参考——“你们是弓，你们的孩子是从弦上发出的生命的箭矢。那射者在无穷之中看定了目标，也用神力将你们引满，使他的箭矢迅疾而遥远地射了出去。让你们在射者手中的弯曲成为喜乐吧；因为他爱那飞出的箭，也爱了那静止的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