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在此汇集并呈现给读者的这些文稿有多个值得注意的地方。
左：米歇尔·福柯《疯癫，语言，文学》，张锦译，秦海鹰校，西北大学出版社即出.
右：Michel Foucault,
Folie, langage, littérature
, Vrin,2019.
人们当然都知道《雷蒙·鲁塞尔》
[2]
的重要性,该书与《临床医学的诞生》
[3]
于 1963 年同年出版。更一般地讲,人们都知道福柯在 20 世纪 60 年代对文学的兴趣———这种“激情”似乎构成了他最初几本重要著作的奇特边缘。25 年前出版的《言与文》为这些数量众多的文稿提供了新的理解。福柯在其中交替征引了一系列过往作家:萨德、荷尔德林、奈瓦尔、福楼拜、马拉美、凡尔纳、鲁塞尔、阿尔托、布里塞
[4]
,三个守护者的名字———巴塔耶、布朗肖、克洛索夫斯基,以及一些在福柯本人写作的那个时期代表着最新文学动态的当代作家———索莱尔斯、蒂博多、罗伯-格里耶、布托尔、拉波特、普莱内。总体而言,有三条主线引导着我们对这些复杂的文献资料进行阅读和评论。我们首先可以看到,疯癫经验和写作经验的交集构成了一个基本的接合点
[5]
,这种交集既涉及现象学的无意识记忆(即认为不论是疯癫还是写作,在这两种情况下,都有一种原初经验,必须让这种原初经验从它曾经所处的沉默外壳中浮现出来),也涉及与语言的某种关系。其次可以看到,福柯的“文学”分析以其特有的方式尝试探讨了两个远远超出 20 世纪 60 年代的核心论题:一是对任何形式的具有某种意识或内在性的心理化主体的彻底批判;二是对独立于一切表意意图的语言物质性的敏锐关注,即对语言的发音特征、语言的音响厚度的关注。最后,我们还经常强调福柯与《批评》
(
Critique
)
杂志的联系(福柯自 1963 年开始参与其编委会,并在该杂志上发表了多篇重要文章)或他与“如是”
(
Tel Quel
)
小组的联系(福柯从未正式加入这个小组,但他从未停止过对该小组的立场和文章的评论) ,这种联系构成了他的这些独特文稿所赖以展开的语境。这里的独特性是显而易见的:因为这些文稿的时间定位是确定的,对应于从《疯狂史》
[6]
的出版到《词与物》
[7]
的出版这样一个相对短暂的时期,到 20 世纪 70 年代初就逐渐消失了
[8]
,也因为这些文稿中丝毫看不出有对同一时期他所坚定维护的某些理论立场的真正呼应,这些理论立场本身则处于两个极端之间——一方面是自 1961 年以来他反复确认的彻底的历史化立场,这种历史化立场以(疯癫的) 历史的形式或以清楚分期的(医学目视、人文科学的)考古学的形式频繁交替出现;另一方面则是对结构主义表现出的明显迷恋,这个结构主义主要不是被理解为一个流派或思潮,而是被理解为一个具有共同性的方法,它能使人们摆脱如福柯所说的“从笛卡尔到现象学”的太过持久的主体中心性幻觉
[9]
。
首次汇集在本卷中的这十三篇文稿大部分都未曾发表过,它们为上述这些问题提供了一个完全不同的视角,使这些问题的关键发生很大的偏移。可以肯定的是,这些文稿聚焦于这十年间的两个“经典”主题:疯癫和文学。因此我们选择按照这两个主题来组织它们,以方便研读。读者将依次读到五篇以疯癫为主题的文稿,接着是一篇关于现象学经验概念和巴塔耶经验概念的基调完全不同的短文,然后是五篇关于文学分析和批评的文章。最后,作为全书的结束部分,是有关福楼拜和巴尔扎克的两篇文稿。根据我们已经知道的文稿日期(或者可以根据一些线索,尤其是根据一些书目线索来推测这些文稿的日期),所有这些文稿都产生于 20 世纪 60 年代后半叶———只有专门讨论现象学经验和巴塔耶经验的那篇文本有比较大的存疑,其日期也可能更早一些。从《词与物》 的出版到福柯在突尼斯逗留期间完成的《 知识考古学》
(
L'archéologie du savoir
)
的撰写结束,这个基本的中间时段在此代表着刻画在这些文本凹陷之处的这段历史分期的核心时段,因此我们将要读到的分析,不是人们在 20 世纪 60 年代上半叶所习惯阅读和主要认可的福柯对疯癫或文学的
一般
分析,而是对这些主题的更晚的分析版本。让我们现在就宣布:这些分析的基调完全不同于以前——即使根据福柯经常采用的一种方法,他的分析会回到以前的研究工作或者重新阐述以前建立的某个参照。
米歇尔·福柯《著作集》(
Œuvres I&II
) ,Gallimard,2015.
第一个观察:在 1965—1967 年的转折期,这位哲学家的研究发生了很大的转变。当然,这十三篇文稿的性质、撰写程度、写作方式远非整齐一致。我们汇集在此的文稿,其统一性并不是严格地关联于一个或多个可识别的周期(系列讲座、某次课程或研讨班,一系列同主题的广播发言) ,而且某些文稿的准确日期也很难确定。此外,这些文稿的类型和撰写程度也是多种多样— 既有像 1967 年在突尼斯塔哈尔·哈达德俱乐部的两次讲座(1967 年4 月的《疯癫与文明》 ,同年 2 月的《结构主义与文学分析》 )或前面我们提到的日期难以确定的有关经验概念的短文( 《现象学经验— 巴塔耶的经验》 )这些看上去像是完全定稿的工作;也有一些更加图式化的或更像是充分展开的大纲一样的文稿(第一个文本题名为《疯癫与文明》 ,没有日期,但无论如何晚于 1965 年,或还有《疯癫与社会》 ) 。这并不一定意味着那些被我们自发地认定是一种不完整的撰写迹象的图画标记(页面行距的分级,使用拉丁字母、希腊字母或数字系列来构建要点清单,贴边,破折号,等等)与一种极为认真的书写方式相矛盾:在福柯构建的强有力的论证结构中,其结构的骨架有时会以图形的方式显露出来,比如《文学与疯癫》 (关于巴洛克戏剧和阿尔托戏剧中的疯癫)或《文学分析新方法》 (其手稿中的分层书写特别明显,对论证起着组织和固定作用) 。这里我们几乎联想到了法国国家图书馆 2013 年购得的一个未刊稿档案盒中的三页手稿
[10]
,它们夹在一份关于布里塞和鲁塞尔的手稿中间,日期大约是 1962—1963 年,上面简单地标着
题词
二字:三个手写的几何结构,配有书写规则,让人看出是“正在成形”的拉丁文本———等腰三角形、迷宫、一副眼镜。这既是
思想图画
的力量———也是思想的写作规则的力量:这不正是福柯很早就痴迷地称之为“手法”的可能体现吗? 我们也会想到,几年后的 1973 年的一个奇怪的假设———“被拆解的图形诗”,这个假设支撑着那篇有关马格利特《这不是一只烟斗》的精彩文章:“补偿字母表;不借助修辞的重复;让事物落入双重书写的陷阱。[……]符号,字母,能固定词语;而线条,能形象描绘事物。如此,图形诗试图以游戏的方式抹除我们的字母文明中最古老的对立:指示和命名;描画和言说;复制和发音;模仿和表意;看和读。”
[11]
总之,这可以说是一个福柯式的主题:与书写的物质性和它的图形固定打交道,这立刻就是与思想的组织打交道,而最终这也是汇集在本卷中的文稿要提醒我们的。
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1926—1984）
第二个观察:这十三篇文稿展开了一个引人入胜的重复系统。重复一个主题、一个参照,有时是重复一个名字、一个之前生造的和重新采用的表达,它们以自己的方式使我们能够追踪某些工作假设的漫长的形成和表述过程———各种想法通过连续不断的接近而被逐步编织出来。因此,这些文稿的每一篇都必须单独阅读,但也必须连续阅读,或者更确切地说,必须按照一种横向阅读所能形成的轨道进行系列阅读。对此只举一个例子,我们这里刊出的第十篇文章原先没有标题(但为了清晰起见,我们给了一个最接近其论题的标题《语言外在性与文学》),也没有日期(但其中提到德里达的《论文字学》,这使我们猜测其写作日期是 1967 年或之后)。这篇文章引入了语言外在性
(extralinguistique)[12]
概念———这个概念在福柯的其他文章中很少见到,在这里却得到大幅度的展开。我们可以推测,福柯撰写此文时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是想就一年前本维尼斯特在伽里玛出版社出版的《普通语言学问题》第一卷
[13]
进行讨论。本书的第十一篇文稿也没有确定的日期,但标题是福柯自己给出的(《文学分析与结构主义》),这篇文稿立刻重新采用了“语言外在性”这个概念,可以说是用这个概念简短地探讨了乔伊斯、普鲁斯特、罗伯-格里耶、布托尔、陀思妥耶夫斯基、巴尔扎克,并极为详细地探讨了福楼拜,从而显露出一整套理论参照系统(其核心参照是普列托的研究成果) ,而这些参照在第一个文本中都没有明确给出。实际上问题不在于(或并不仅仅在于)弄清这两个文本哪一个先,哪一个后,更重要的应该是在这两个文本之间建立一种横向关系,并弄清楚一个假设是如何初步形成的,如何被表述的(“因此,文学可以被定义为这样一种话语,它在自己的内部构建起那个超出语言、使陈述得以存在的语言之外的维度”
[14]
),然后又是如何被调动和被采用的,以便有效地解释文学文本,这些文学文本实际上构成了这一假设的试验台。但横向性是多方面的:我们可以在《 文学分析与结构主义》对福楼拜的处理方式和后来 1970 年在布法罗大学的一次讲座《 〈布瓦尔与佩库歇〉 ,两种诱惑》中有关福楼拜的讨论之间拉出一条线。同样,我们当然也会记得,福柯在同一篇文章的两个相继的、略有不同的版本(分别发表于 1964 年和 1970 年)中已经以不同的方式在研究《圣安东的诱惑》 。
左：米歇尔·福柯《疯癫与非理性———古典时代疯狂史》(
Folie et déraison. Histoire dela folie à l’âge classique
),Plon,1961;
右：再版《古典时代疯狂史》 (
Histoire de la folie à l‘âge classique
),Gallimard, 1972.
与上一点相联系的第三个观察:在这十三篇文稿中,我们明显发现一些已知事情的使人放心的痕迹(例如频繁回到《疯狂史》的某些段落),或者发现一个与福柯在别处尝试过的分析略有不同的命题(例如关于阿尔托,或关于新小说的某些人物,或对普鲁斯特和福楼拜的评论,或对卢梭的征引———我们并非不知道,这些名字已经处在其他已知文本的核心)。当我们认为提及其他文本或许有助于启发我们对这里首次刊出的文稿的理解时,我们会在注释中指出这些文本的出处:跟踪这些回声现象,包括它们经常造成的偏移游戏,是很有趣的。但我们尤其会发现一系列全新的元素,这些元素会改变我们以前对福柯在 20 世纪 60 年代中期试图做什么的看法,并使我们的看法复杂化。现在我们就回到这些不同的、有时是非常出乎意料的元素上来。
有人可能会说,这十三篇文章中有一些微小变化,使得它们更加令人惊讶,因为我们以为对它们很熟悉了,然而,不同之处要比表面上看到的深刻得多,我们必须对它们的广度有清楚的认识。主要有四个不同,在我们看来它们具有四个重要的维度:与结构主义的关系,所提出的分析的层级,所使用的学科模式,以及与历史的关系。
米歇尔·福柯 《言与文》四卷本（
Dits et écrits
）,Gallimard, 2001.
第一个不同,也是最整体的不同,贯穿于有关疯癫和有关文学分析的文稿。这就是对
结构主义这边
的肯定,这一立场远比人们以为的更明确———虽然这一立场自《词与物》出版以来就经常被归之于福柯,但直到现在人们还是觉得这位直接当事人对这一立场感到非常尴尬。我们知道,20 世纪 60 年代末,福柯曾多次以不同的方式表述了这种尴尬,最终引出了 1970 年《话语的秩序》的那句著名的“狠话” (“现在让那些词汇贫乏的人说去吧,说这是结构主义,如果他们觉得这个唱起来比说起来好听”
[15]
);而且《言与文》中也不乏这样的表述。这些尴尬的表述通常有两种形式:一方面是承认结构主义的重要性,但认为它更多的是一种共同的分析方法,是“只存在于特定活动领域内的理论活动”
[16]
,而不是一个真正的学派;另一方面,强调结构主义的战略价值主要在于它有助于彻底废黜对主体的任何参照(“首先,在我看来,从否定的角度讲,结构主义的本质区别在于它对人的主体、人的意识、人的存在的重要性提出了质疑”
[17]
)。在这两个要素的交汇点上,福柯发挥了他的举动的独特性———他处在声称接近结构主义和小心翼翼地与之保持距离之间,因为与结构主义者不同,他试图分析的“不是语言的系统,也不是语言建构的一般形式规则[……]。我提出的问题不是代码的问题,而是事件
( événements)
的问题:陈述存在的法则,是什么使陈述成为可能”
[18]
。至于废黜对主体形象的参照,这显然是福柯思想的一个核心要素———但正如福柯本人所指出的,这一点在他的研究中已经受到巴塔耶和布朗肖的双重参照的呼唤,而与结构主义的接近感不过是借用新的谈资和不同的表述方式提出了这种彻底的主体批评的可能性而已:“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身上有某种难以解决的冲突,一方面是对布朗肖、巴塔耶的热情,另一方面是对诸如杜梅齐尔和列维-斯特劳斯之类的实证性研究的兴趣。但是,说到底,这两个方向的唯一共同点也许是宗教问题,它们在引导我进入主体消失这个主题方面起着同等的作用。”
[19]
米歇尔·福柯 《话语的秩序》 (
L’ordre du discours
),Gallimard, 1971.
在我们今天要读的这些文稿中,即使它们的写作时期与我们刚提到的已知文本相对应,音调却完全不同。其中对结构主义本身的直接征引虽然不多———除了在 1967 年 2 月 4 日塔哈尔·哈达德俱乐部讲座《结构主义与文学分析》和《文学分析与结构主义》(未注明日期)的标题中———但我们能看到一系列数量充足并经常重复的迹象。围绕着疯癫这个重新浮现出来的分析对象,福柯在《疯狂史》中曾称之为
划分
(partage)
效应的地理和历史特殊性在此却被相对地但也是明显地抹除了。诚然,福柯在此经常提到“欧洲文化”,将其对立于“人们研究过的欧洲以外的大多数文化”
[20]
,但那仍然是为了肯定“疯癫是在所有社会中都能看到的一种恒定功能”
[21]
。或者,“疯癫实际上是一种
社会功能
,它存在于所有社会,无论是什么社会,它在所有文明中都具有非常明确的、大体上一样的作用”
[22]
。此外,把疯癫主题泛化为一种社会功能的做法也立即对应于历史分期重要性的降低,而此前福柯的分析似乎总要依靠历史分期。这里会出现两种情况:要么哲学家的历史划分原则变得很模糊,并增加了一些含混不清的年代标记。比如,在同一篇文稿中,他把我们文化的包容性与排斥仪式和习俗的消除相联系,这些排斥仪式和习俗“存在于中世纪,并且其中大部分直到 19 世纪还很活跃”
[23]
,然后又被他定位于 18 世纪末
[24]
;而且从时间顺序上讲,疯子形象的非制度化似乎以一种非常不精确的方式浮动不定,因为他说道,这种非制度化“在我们的文明中……
只持续到 18 世纪末,或更确切地说,只持续到中世纪末
”
[25]
。要么疯癫被呈现为一种似乎超越历史划分的功能,甚至被呈现为一种普遍结构,这个普遍结构后来经过了一系列修正,这些修正则属于一种明确的历史规定性。例如,关于精神医学对待疯癫的方式:“事实上,精神医学是在疯癫的持久而普遍的人种学身份和社会学身份的内部起到了一定的作用;精神医学的重要性在于,它本身
处在一个普遍结构的内部
。”
[26]
第二个不同之处涉及福柯给自己设定的学科参照模式的明显变化。从 20 世纪 60 年代初开始,福柯所加入的方法论框架以及他在自己著作的标题和分析中所公开声明的方法论框架,似乎是历史框架。当然这是一种与黑格尔式的历史观完全对立的历史观
[27]
,是从尼采的阅读出发、从批判认识论和当代史学的成果出发重新建立的历史观———但毕竟还是历史。《疯狂史》《临床医学的诞生———医学目视考古学》 《词与物———人文科学的考古学》 :三种历史分期姿态,三种划分对象的方式,三种历史化的方式(疯癫、临床医学、作为知识对象的人) 。这种与历史的关系有时似乎受到福柯评论者的攻击,但在我们迄今为止所了解的文本中,这种关系恰恰代表着可以对问题做出回应的出发点———比如,我们想到他在 1966 年那本书出版之后,与雷蒙·贝卢尔的一次非常精彩的访谈,访谈中福柯强有力地重申了自己的方法选择的特殊性:“每一种分期都是在历史中划分出的事件的某个层面,反之,每个事件层面都有属于它的分期。这是一系列很微妙的问题,因为根据所选层面的不同,人们会划出不同的分期,而根据所划出的分期的不同,人们会达到不同的层面。”
[28]
米歇尔·福柯 《临床医学的诞生——医学目视考古学》(
Naissance de la clinique.Une archéologie du regard médical
), PUF,1963。
而在此处呈现的文稿中,学科模式似乎不同:这里的模式依次是或同时是人种学和(在较小程度上)社会学。“社会学、人种学和文化分析都表明[……]”
[29]
福柯这样写道。这里有一个明显被接受的论证基础。虽然这种方法参照并非没有张力———在《文学和疯癫》中,正是社会学家和人种学家对疯癫存在于任何社会空间这个问题所提供的不够充分的回答为福柯的思考提供了起点
[30]
———但对话毕竟处在这些参照的游戏中,尤其是处在由福柯所提及的人种学调查开启的论辩中。对列维-斯特劳斯的频繁征引(对《亲属关系的基本结构》或《结构人类学》的征引远多于《神话学》,《神话学》一书的前两卷其实在 1964 年和 1967 年就分别出版了,但只是在《结构主义与文学分析》中才出现了对此书的征引
[31]
),对作为“社会符号”
[32]
的女性流通这一主题的重提,对乱伦禁忌的提及
[33]
,对列维-斯特劳斯有关南比夸拉人
( Nambikwara)
社会的分析的提及
[34]
,对卡拉姆-格里奥勒有关多贡人
(Dogon)
的言语研究的提及
[35]
———所有这些参照似乎构成了对福柯分析的实实在在的支撑。
第三个不同之处明显涉及福柯在突尼斯逗留期间所写文稿中语言学的位置
( place)
。确切地讲,这不是一个“新” 位置,因为它是人所共知的———它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我们将在 1969年的《知识考古学》中依稀看到的参照系统,该书显示了福柯在语言学、语言哲学和分析哲学方面拥有多么精准的知识。人们经常强调热拉尔·德勒达勒(突尼斯大学哲学系主任) 的书房的重要性,据说福柯经常使用这个书房;在法国国家图书馆2013年购得的档案盒里发现的一些阅读卡片就非常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
[36]
。在我们此处呈现的文稿中,福柯的思考似乎明显处在普列托 1966 年出版的《信息与信号》
(
Messages et signaux
)
一书的影响之下。普列托的名字多次出现在《结构主义与文学分析》 (1967 年 2 月塔哈尔·哈达德俱乐部讲座) 和《语言外在性与文学》 (该文的日期或许也可以上溯到 1967 年)中,而这远早于普列托 1969 年 2 月被任命为新建的巴黎第八大学(万森大学)的社会学系符号学副教授之前(此后不到一年,普列托又被任命为日内瓦大学普通语言学教授,接任了索绪尔曾经的教席) 。有关雅各布森的讨论也贯穿在《文学分析新方法》 (无日期,大约成文于 20 世纪 60 年代中期) 、《语言外在性与文学》以及《文学分析与结构主义》 中,这些讨论延伸了福柯 1964 年在布鲁塞尔圣路易斯大学以《文学与语言》
[37]
为题所做的第二场讲座中初步勾勒出的内容。奥斯汀也多次被提到。因此福柯对语言学的关注是可以确认的:他对盎格鲁-撒克逊语言学的关注度并不像他的读书卡片和《知识考古学》 的某些段落所显示的那么高;他钻研更多的是索绪尔这条路径以及那些由索绪尔研究所不断滋养的讨论;同时还要加上当时文学批评最具创新性的成果———我们想到的当然是 1966 年出版了《辞格(一) 》的热奈特,或者巴尔特。
米歇尔·福柯 《知识考古学》（
L'Archéologie du Savoir
）,Gallimard, 1969.
第四个,也是最后一个不同:与历史的关系。我们已经指出,在此处汇集的文稿中,历史化原则相对地被人种学模式所替代(或者以更轻的程度被社会学模式所替代) 。福柯似乎与历史分期姿态拉开了距离,而从《疯狂史》开始,他原本是非常重视历史分期的。当然,他仍然保持着对历史划分特征的关注———比如我们可以想到《 文学与疯癫———巴洛克戏剧和阿尔托戏剧中的疯癫》 中的分析。在这些分析中,历史特征再次显示出其重要性。
[38]
但 1967 年 2 月塔哈尔·哈达德俱乐部的讲座《结构主义与文学分析》一文所做的阐发却让人感到意外。为了更好地理解福柯在这篇文稿中令人惊讶的立场究竟是什么,让我们做一个简短的回溯。在《词与物》的最后几页,福柯回顾了作为人这个科学话语对象的出现的基础和作为他这本关于人文科学“诞生”的著作的基础的那个三重结构(“三种模式”:语文学、经济学、生物学)
[39]
,然后他便依次论及了历史
[40]
、精神分析和人种学
[41]
。我们在这里尤其感兴趣的是人种学的地位,因为它仿佛被两个对立的“立场”拉扯得左右为难。一方面,它像其他人文科学一样,与历史联系在一起:“人种学本身只能从一个特定的情况出发,从一个绝对独特的事件出发,才有可能建立,在这个独特事件中,我们的历史性和能够构成人种学对象的所有人的历史性都介入其中[……] :确实,人种学根植于一种可能性,这种可能性本身就属于我们文化的历史,尤其更属于它和一切历史的根本关系。”
[42]
另一方面,人种学又是这样一门学科,它不仅涉及“没有历史的人群”,而且更喜欢研究“结构的不变量,而不是事件的连续性”
[43]
;更重要的是,通过人种学,历史的问题被翻转过来,“因为问题在于根据所使用的象征系统,根据所规定的规则,根据所选择和提出的功能性规范,来确定每一种文化可能经历什么样的历史变化;它试图从根部开始,重新把握其中可能出现的历史性模式”
[44]
。因此困难似乎完全纠缠在历史问题的周围:同所有的人文科学一样,人种学既是某种历史划分的产物,同时也是一种可以揭示“构成任何总体人种学的历史性关系”
[45]
的特殊知识话语。因此,历史问题,或者更准确地说,各种知识话语和表征的历史性,处在福柯关切的中心———同样的困难最终似乎凝结在“历史先验”
(a priori historique)
这个表达中,这个表达也出现在《词与物》的最后几页,三年后又被用在《知识考古学》中。与此同时,对福柯著作的一些批评,恰恰指向福柯本人与历史的关系的相对模糊性。这些批评至少发生在两个重要时刻:一个是德里达在《疯狂史》出版后提出的批评
[46]
,他不只针对福柯对笛卡尔《第一沉思录》的评论提出了批评,而且非常尖锐地指出这本书所建立的与历史的关系是无法维持的;另一个是《词与物》出版后引发的批评,这些批评也对同样的问题发起攻击———我们想到萨特在《弓》这个杂志上发表的著名文章或者塞尔托在 1967 年做出的相当严厉的解读
[47]
。这些批评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它们或许促使福柯从“技术”层面把握历史性这个问题,尤其是在一些历史学问题的深入讨论中,那个时期的几篇重要文章都留下了这些讨论的明显痕迹
[48]
———同样,他的一项写一篇关于布罗代尔
(Braudel)
的从未完成的文章的计划或许也见证了这一点
[49]
。
米歇尔·福柯 《词与物：人文科学的考古学》(
Les mots et les choses. Une archéologie des sciences humaines
),Gallimard,1966.
在《结构主义与文学分析》中,情况却完全不同,这大概是这些未刊稿中最令人惊奇的一篇。我们在其中看到他对历史关系的一种彻底贬低———一种公开的意愿,他要求
抛开历史
,或更准确地说,他要求拆解历史在把握对象时的内在机制(这里的对象尤其是指文学文本)。其分析主要聚焦于两点:一个是生产的概念,另一个是因果性的概念。
关于第一个概念,必须强调其特殊含义:福柯所说的“对象的经济生产”
[50]
实际上是指那些用来解释一部文学作品何以作为作品而存在这一事实的全部因素。古典的文学批评的功能恰恰就是要对此做出解释:“因为那时的文学分析就是批评,它是一种进行筛选的审查,是一种提出判断的美学,同时也是对作品生产历史的研究,它解释作品生产的各种原因,并把作品还原为这些原因。”
[51]
历史和生产被联系在一起,因为它们复原作品得以成为作品的那个过程。与此相反,福柯所期盼的文学分析则要摆脱这个过程,代之以对
文献本身
的文献分析———他称之为“指示学”
(deixologique)[52]
分析,他调动一种用来替代作品的过程历史的模式,即他从最新的生物学分析借来的信息模式。他强有力地推出他的反对意见:“你们也看到,历史、历史分析,作为对作品生产的研究,为什么和怎么样不能再作为文学分析的重要主题和首要主题,因为文学分析急需弄清的不再是一部作品是如何产生的,而是一部作品如何能引发另一种语言,即分析的语言,作品在这种分析的语言中显现自己或显现[自己的]某些方面。”
[53]
恰恰相反:“以前人们脑子里总装着某种能量模式或因果模式,我称之为经济学模式。人类的作品是怎样生产出来的? 人们找啊找,没有找到人,没有找到生产,没有找到因果性,没有找到因果渠道,找到的是我称之为指示学结构的东西,即文献结构,人们找到了结构和同构。”
[54]
法文版福柯著作：两卷本《著作集》、四卷本《言与文》、全套法兰西学院课程系列（十三种）.
因果性概念直接与生产概念相连,因为它似乎是生产的内部齿轮:哪里有历史,哪里就有因果性。在此,1967 年的讲座文稿仍然足以让人感到惊奇,因为在《言与文》收录的同一年的文稿中我们可以隐约看到,对某种“简单的”、机械的因果性的批判显然并不等于排除历史,而是迫使人们以更加丰富的方式重新思考历史的规定性机制,因此这种批判恰恰处在某种历史学思考的中心。
[55]
然而,面对突尼斯听众,福柯的选择似乎更加“强硬”了:绝对不能给一种非严格意义的因果性的历史研究方法留出位置,也不能通过让因果性概念避免被极端简单化的做法来重新采用因果性概念本身。甚至,被福柯在别处引为重铸历史的出色典范的阿尔都塞
(Althusser)
的分析,在此也似乎被宣告无效:
这其实就是阿尔都塞在用结构主义评论马克思时想要做的事情:试图找到一种因果性的形式,它不是人们所说的机械的因果性,而是某种类型的因果性,比如历史类型的因果性,它或许是分析的结构层面所特有的因果性。这样说我认为并没有歪曲阿尔都塞的思想。这不正是他想做的吗? 而我呢,我不相信这种做法。因为结构的认识论层面恰恰是一个涉及必然性而非因果性的层面。而我们知道,在逻辑层面,不存在因果性。在各种陈述之间、各种有效陈述之间可以建立的关系,是一些从来不可能指出其因果性的关系。况且把因果
性推理转化为一系列有效命题是非常困难的事情———这是逻辑学家的问题。我认为,结构分析恰恰处在这样一个在陈述之间建立关系的层面,这些关系不可能是因果性关系。这里有的是必然性关系。人们并不是找到了一种新的因果性,而是用必然性代替因果性。由于这个原因,阿尔都塞的举动虽然很漂亮,但我认为,它注定要失败。
[56]
总之,福柯最初描绘的文学分析的创新之举实际上变成了一种陈述理论
(théorie des énoncés)
,它似乎应该排除历史。我们此时恰恰处在《知识考古学》的撰写时期,该书最终以非常紧张的方式叠置了两样东西,一方面是关于“在各种陈述之间可以建立的关系”的研究,另一方面是与那些试图在历史实践的内部重新定义历史诸要素的人的隐蔽而持续的对话。
[57]
福柯（接受采访者）、德勒兹（左三）、萨特（左二）在街头
因此,1967 年的讲座以其独特的方式代表着福柯思想动向中的一个重要的加固条:在某个既定时期,他曾设想走出历史———当然,我们看到,这种意图没有延续下去,因为福柯的思考最终朝着完全相反的方向发展,他深化了
以不同的方式
做历史的可能性,也就是说,做
另一种
历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