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24日，复旦管院蓝墨水校园开放日特邀复旦大学管理学院财务金融系孔爱国教授，以“中国面临新的经济周期-驱动力的改变”为题，做精彩演讲。以下为孔爱国教授的观点摘录。
中国面临新的经济周期，为什么用这个概念呢？因为我们过去从改革开放到2012年结束的时候，中国的经济周期表现为一种政策周期，也就是说，经济周期性波动的根源是政策，靠宏观经济政策来调节大众的需求从而影响经济的走势。一旦经济增长下降比较大的时候，往往采取各种刺激需求的政策来刺激大家的需求。短期需求的刺激带动供给的扩张，后续需求下降形成了大面积的供给过剩。现在发现刺激不动了，所以就讲我们经济进入一个新常态。什么是新常态？就是不大容易采取刺激需求的方式。需求的稳定性增长决定了经济增长的速度不像以往那样高速前进，这一阶段开始，经济增长的周期性表现为供给方的冲击。而供给方的冲击主要来自技术进步的冲击，这在经济学上称之为实际经济周期，即经济周期性波动的根源不再是通过调节名义变量而产生的，是真实的技术性因素带来的冲击。当一个新的技术被发现并被应用到经济生活中时，冲击就产生，这种冲击改变的是需求，拉动的是增长，技术应用的面会慢慢扩散开来，等技术本身在改变人们的生活所产生的影响消去时，新的技术又会出现。经济体里面的需求与供给的相互作用直接来自非名义的变量。
在经济新常态中，冲击经济增长的周期性因素是技术进步，技术进步的力量来自哪里？这一定是来自市场的主体——企业。企业投资的本质是企业家精神的发挥，在新常态下，政府应该让企业家精神去激情地燃烧并发出他的光辉。而企业精神的激励需要在宏观上解决四个方面的问题。第一个是金融市场的完美，即发达金融体系为企业家投资提供宽容的资金；第二个是产品市场的统一，即让企业家摆脱地域的束缚；第三个是税收合理，即让企业家尽最大可能把创造的利润保留在自己的身边；第四个是要保护知识产权，即保护原创性的积极性。如何激发企业家精神，这实际上是拯救中国目前经济的灵丹妙药，这关系到经济增长的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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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的转型，必须以实业为重点。过去的政策侧重在名义量的改变上，经济个体与政府之间容易形成经济上的对抗。从过去不长的历史来看，任何脱离实业的政策都是炒作性的短期的治标不治本的政策，政策带有短期的欺骗性，形成长期的经济对抗。所以政策没有办法继续骗大家，因为每个企业家、消费者都是理性的，虽然不是完全理性，但在一定程度上是理性的。
实业的重点是什么？永远都是产品与服务，没有好的产品与服务，其实质都是制造概念。这个里面谈到产品与服务离不开竞争，所以在市场上竞争是永恒的，没有竞争怎么会有好的品质的东西？要创造好的产品与好的服务，根本性的手段是技术的不断进步，而技术要进步，没有发达的金融怎么可能有好的技术出现 。技术与金融的结合应该是重要的手段。试想，未来这个世界如果交给企业家，企业家去找产品与服务的时候，核心问题一定是解决技术问题，技术的东西是带有很强的不确定性，因为新的技术出现是来自研发。因为研发的不确定性所以需要支持，是宽容你失败的东西，能支持你那就是金融。当下流行的互联网+到底好还是不好？是需要做进一步的分析，互联网+不是解决一切问题主要的方法，太强调通道的便利，使人们忽视了产品内在的需求，尽管通道很重要，但这是第二性的。美国过去近100多年来发展的历史说明，金融对其产业的选择功能非常有效，近五十年来每一次新技术的出现，都会带动经济高速的成长。美国经济一旦出现衰退，很多人都等着看他们的笑话，但是美国人让这些人失望了。为什么呢？因为新的技术又出现了。新技术的出现又让美国的经济增长迎来了新的周期，从钢铁工业到纺织工业，到汽车工业、互联网产业一直到现在的移动互联网产业，它的背后无疑不是新的技术在发挥作用。新技术的出现推动了美国经济更高一轮的成长，所以这就是它了不起的地方。所以有人说美国经济现在也衰退了，经济增长也只有2-3个点，可是大家要知道美国的人均GDP是我们的10倍，他如果今年的GDP继续增长2到3%，就相当于我们人均要增长20到30，大家想想看我们能做到吗？无论从理论还是从美国的经验，现在的问题是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技术才能对经济增长产生冲击？当然，我们需要改变生活的技术。如果我们的生活不能够被技术改变，这个技术就没有太大的价值，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理念。技术来自科研创新，大家一定要知道，什么是科研？科研就是要把金钱转化为知识；什么叫创新？创新就是要把知识转化为金钱。我们必须打通这两个通道，如果打不通，中国的技术进步是渺小的，是没有未来的。
中国经济什么时候找到反弹的动力？我们如果依赖于本土技术的创新来拉动中国经济成长的话，首先要解决知识转化为金钱的问题。知识能不能转化为金钱，那是企业家的能力，企业家能不能发挥作用？取决于我们前面讲的四个环境要素，所以相对来讲，时间更长，周期更长。如果我们还是依赖国际上发达国家的新技术产生冲击，带动中国经济增长的话，问题是目前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并没有出现大的衰退，也就是说，现在的技术仍然在发挥作用，我们的复苏可能要等到他们衰退之后再复苏。这需要的时间仍然很长。
因此，中国的问题从根本上需要改变，一方面要有原创，一方面要有吸收，而且这两个方面取决于我们制度红利的出现。孔爱国教授，毕业于复旦大学，获经济学博士学位，曾作为访问学者留学于美国华盛顿大学，现为复旦大学管理学院财务金融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财务管理、投资理论、资本市场、资产定价与宏观经济，长期观察商业银行治理和经营，以及资本市场对产业发展的影响。曾获上海市教委颁发的"上海市曙光学者"荣誉称号。
转自微信公众号复旦管院
复旦大学是我国最早设立工商管理教育系科的高校之一，也是在改革开放后最早恢复管理教育的高校之一。经过三十多年的发展，复旦大学管理学院如今已成为国内一流，亚洲知名的商学院，连续四年多项目稳居全球百强，且排名领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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