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解读： 从十大考古看中国考古新趋势

2015年，闻喜县公安局破获一起盗墓案，案犯指认盗掘地点为酒务头。这是一处前所未闻的墓地，经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等单位钻探与发掘得知，墓地集中分布有五座单墓道“甲”字形大墓，还有附属车马坑和少量陪葬墓。由仅存的一座未盗墓葬（M1）可知，墓地时代属商代晚期，这与缴获的其他墓葬的盗掘文物时代相符。有不少青铜器上铸有族徽铭文，其中以“匿”最多，推测应为该族的族墓地。众所周知，带墓道的商代大墓，除殷墟之外，其他地方发现很少，一般认为墓主人的身份仅次于商王，等级很高。

酒务头墓地位于中条山（东接太行山）西麓，运城盆地东部边缘。如此高等级的墓葬何以存在于此，这是最值得思考的学术问题。

以往发现表明，这样的族墓地在商代晚期商文化的分布范围内有一些发现，其中分布在商文化边远地带的尤为特别，即往往包括有高等级带墓道大墓，如东方有苏埠屯“亚醜”（或释“亚酌”）族墓地；南方有前掌大“史”族墓地和罗山天湖“息”族墓地；西北是山西浮山桥北“先”族墓地。如此布局，自有目的，它地不论，仅就商文化西北边缘地带而言，桥北“先”族墓地亦位于中条山西麓而比酒务头墓地稍偏北，若联系更北的灵石旌介“丙”族墓地，则此三者呈南北一线，共同构成了商文化的西北屏障。其目的有三：一是直面晋西和陕北高原的族群（李家崖文化）；二是守护中条山内的铜矿资源，近年考古发现表明，中条山铜矿在夏代和早商时期就已开采；三是获取运城的食盐资源，因闻喜距运城盐池甚近。

宁县石家-遇村遗址位于甘肃东部，属庆阳市，南与陕西长武相邻。石家主要是墓葬区，遇村是居址与墓葬都有，二者属同一遗址。近年来，石家墓地盗掘不断，无奈，从2016年开始，甘肃省考古研究所连续进行抢救发掘，期间还配合公路建设，在遇村发掘少许。主要收获是墓葬，共计180余座，时代属两周。

依墓葬特征之不同，可知该遗址族群构成较为复杂，如西周墓规模不大，东西向，直肢，且有腰坑；东周墓规模大小有别，但均以南北向为主，下肢微曲或甚曲，不见腰坑。说明随着时间的推移，族群发生了变化。即使同属春秋时期，族群也不单一，这与甘肃东部以往发现有多种考古学文化因素相符。

在这些墓葬中，最重要的墓属春秋早中期，相对集中地分布在墓地南区，其中等级最高者是M218，随葬7鼎8簋及壶、盘、匜等，还有陪葬的车马坑，墓主身份之高仅次于秦公。如此高等级的墓葬在春秋早中期秦国统治范围内，除秦公大墓外，以往发现极少，如礼县赵坪M2和户县南关82M1均葬7鼎6簋，约与之相当。M218为南北向，无腰坑，无殉人，显非秦人。这样的人物居于秦国疆域的北部，其在秦国的政治体系中扮演着什么角色，颇值得寻味。

襄汾陶寺北周代墓地位于塔儿山之阴，与山阳的天马-曲村遗址一山之隔。该墓地前所未闻，也是因盗墓而发现。抢救发掘已开展多年，到2018年9月，已发掘墓葬250余座，时代主要属东周。依勘探，本墓地规模甚大，总面积约24万平方米，推测有墓万余座，是山西境内目前所知东周时期墓葬数量最多的墓地。

在发掘的春秋墓葬中，等级高者如M3011，随葬两套列鼎，每套5件，还有两套编钟和两套石磬等；等级低者为普通平民。M3011随葬品中有两类器物引起学界高度关注，一是在一套编甬钟上刻有铭文，其中提到“卫侯之孙申子之子书……”等内容。据《史记·卫康叔世家》载，卫宣公之孙中确有名“申”者，即卫戴公（公元前660年卒），其在位甚短，其子未即君位。这是现知唯一的卫国刻铭编钟，尤为珍贵。二是随葬的一件铜鼓座，体量硕大，制作精美，甚为少见。

另外，在个别大墓的北部地表，还有祭祀遗存，或将较多的各种玉器置于当时地表并用土覆盖；或将马、狗等动物埋于坎中。前者在周代墓地中为首次发现；后者与天马-曲村晋侯墓地和羊舌晋侯墓地所见相同，都属墓祭。

澄城县南与大荔，东与合阳二县相邻，2016年，该县刘家洼墓地被盗，陕西省考古研究院闻讯后迅速申报，及时对其进行抢救发掘。在抢救发掘墓葬的同时，考古队按照聚落考古的理念，对附近开展了详细调查和勘探，得知遗址面积达3平方公里，规模较大。文化遗存有居址三处，墓地四处，其中一处为城址，一处为高级别墓地。所有居址和墓葬的时代比较单一，均属春秋早中期之际。

在诸多成果中，以高级别墓地最为重要，此处墓地发掘了不同等级的墓葬73座，其中带墓道的中字型大墓2座（M1与M2），其西北部各有一座车马坑。就同时期墓葬规模而言，在西土地区仅次于秦公大墓，大于韩城梁带村规模最大的一位芮公大墓（M27），显属诸侯墓葬。虽然此二墓均被盗，因破案及时，抢救发掘迅速，仍获得诸多重要信息，有些方面是极为罕见的。如随葬有较多金器，包括一件精美的权杖首；有多件铜铁复合兵器剑和矛；在劫余物保留较多的M2中，随葬着带有漆绘虡架的编钟和编磬各两套，还有多件大小不等的建鼓，或拆置，或原装放入，保存之完好，前所未见；青铜礼器为7鼎6簋。因在多座墓中发现铸有“芮公”或“芮太子”字样的铭文铜器，因此，本墓地是包括芮公在内的芮国墓地。

依文献记载，东周芮国在陕西大荔，韩城梁带芮国墓地发现后，有学者怀疑文献记载有误，刘家洼芮国墓地的发现可知史载有据，只不过本墓地稍晚于梁带墓地，属芮国末年。至于西周时期的芮国在哪？澄城和大荔一带仍是探讨的主要对象。

官庄遗址位于郑州市西北郊，2010年在遗址内发现了外壕和南北相连的大城、小城。近年，郑州大学历史学院等单位在此进行了系统钻探和连续发掘，其中最重要的发现是在大城中北部集中发现了丰富的手工业遗存，包括铸铜、制骨、制陶作坊，时代主要属春秋早、中期，上限或进入西周。其中尤以铸铜遗存最为丰富，除发现较多熔炉和坩埚残块、铜渣以及铜刀、陶管、磨石等遗物外，还出土了大量陶范和陶模，可辨器类包括礼乐器、兵器、车马器和工具等，类别齐全，且纹饰精美。此外，还发现有数十件空首布銎芯。在以往考古发掘的东周铸铜作坊中，本遗址的丰富程度仅次于侯马新田铸铜作坊，其重要程度可想而知。

以往发现的内涵比较丰富的周代铸铜作坊已有不少，但系列不完整，如洛阳北窑、陕西周原、赵家台和周公庙等铸铜作坊属西周时期，侯马新田铸铜作坊主要属春秋晚期到战国早期，唯有春秋早中期欠缺，而官庄铸铜作坊恰属这一时期，可谓填补了空白。这对探讨春秋中期青铜铸造工艺发生重大变化无疑能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此外，官庄青铜铸造作坊空首布銎芯和范的发现也非常重要，因为其时代不晚于春秋中期。我们知道，考古发掘的铸币遗存也有不少，但主要属战国时期，个别可到春秋晚期，如侯马新田所见。属春秋中期者，官庄是第一次发现，因此可以说这是到目前为止考古发现的中国最早的铸币作坊。

长期以来，新疆本地区的考古研究力量严重不足，以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为主的行业机构面临着业务人员短缺，基建任务重、主动发掘课题少，学术信息沟通不畅等诸多制约因素。2005年，西北大学考古专业挥师西进，扎根在东天山地区，与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中国社科院考古所新疆队共同组成了新疆考古的三驾马车，但仍难以满足形势发展的需要。近几年来，随着国家“一带一路”建设的战略导向，国内的高校和科研机构开始把考古研究的前沿探索方向转移到新疆乃至于更西面的中亚国家，在这一过程中，新疆文物主管部门及时调整了战略布局和工作思路，主动邀请更多的考古机构来新疆参与考古发掘和课题研究，这一姿态凸显了新疆考古人特有的包容和情怀，也赢得了全国考古同行的热切响应。随着以西北大学、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为首的各单位陆续进疆开展工作，今天的新疆考古终于出现了遍地开花的繁荣局面。

在完成主动性考古发掘项目的过程中，各参与单位不仅投入了业务骨干和专业设备，也带来了前沿的发掘理念，多学科合作的研究方法和文物保护技术，使新疆考古发掘工作的水平得到了大幅度的提升。2017年，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承担的“奇台半截沟石城子遗址考古发掘项目”获得中国考古学会颁发的“田野考古奖”二等奖。在每年一度的新疆考古工作汇报会上，人们不仅可以看到许多考古发掘项目的研究进展，还有大量的科技考古新收获，内容涉及古DNA和基因组、稳定同位素技术、金属器分析检测技术、纺织品保护与修复技术、纸质文物保护技术、动植物遗存的鉴定分析技术等诸多方面。可以看出，由于全国考古学界的广泛参与，新疆考古已经逐步成为中国考古的一个主战场。

2017年，国家文物局在新疆召开了新疆考古工作会议，专题研究和制定《新疆考古工作规划》（2018-2022），将新疆的主动发掘项目全部纳入“考古中国”的重大研究工程，安排专项经费给予优先支持，并对参与新疆考古的各单位提出了更高的学术要求，设置了严格的准入门槛，要求各单位应做好十年的工作计划和人员安排，避免现在一哄而上，随后又一哄而散的发展模式。这一举措从国家文化建设的层面上肯定了新疆考古的重要战略地位，从而保证了新疆考古新格局的持续、有序发展。

徐苹芳先生在二十世纪80年代根据元大都遗址考古发掘和研究实践，率先提出“古今重叠型”城市考古的研究方法。此后，宿白先生和徐苹芳先生等从不同的角度对历史时期城市考古进行了具有指导性的研究和论述。历史时期的城址大体可以分为古今重叠型城址和荒野型城址两大类。辽金时期的城址大多属于后者。长期以来，辽金时期都城和城址考古工作一直都很薄弱。但是从2011年起，辽金都城和城址考古出现了井喷之势。有两个重要特点。其一是一些重要的都城和城址的考古发掘项目都是带有明确学术目标的主动性考古工作；其二是考古项目负责人带着“城市考古”的理念，考古发掘过程精耕细作，注重多学科合作，取得了一系列重大的考古新发现。同时也为保护大遗址提供了重要的学术支撑。

近年来，为践行前辈学者总结的“城市考古”理念和方法，围绕城市布局和沿革的学术核心，考古学者对辽朝首都辽上京遗址（内蒙古巴林左旗林东镇东南）进行了有计划的考古勘探和重点发掘，取得了一系列重大的新发现。辽上京城平面呈“日”字形，北部为皇城，南部为汉城。考古学者首次确认了辽上京宫城的形制结构和皇城的东向中轴线等；明确了皇城西山坡佛寺遗址布局，以及辽上京皇城内的主要路网和水系等，极大地推进了辽上京布局和沿革的研究。